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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局到了转折的关头。早在此前，袁世凯已在中南海海宴堂召开第三次秘密军事会议，除部署军事外，袁命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总理，让因宋案受到舆论攻击的赵秉钧称病请假，组成“战时内阁”，从而加强了军事控制，增强了战争气氛。
此时，拥有兵权的**党人则依然迟疑不决。孙中山电令广东独立，而广东不听，甚至亲赴粤主持其事力劝之，亦不听。胡汉民曾召集旅长以上军官会议，讨论兴师北上。虎门要塞司令饶景华公然反对，扬言：“倘有径行出师、反抗中央、自召灭亡者，过虎门时，当以巨炮对待。”由于诸将消极抵制出兵，胡汉民无可奈何，选罢出师之议。
整个1913年的春夏之交，国民党都是在犹豫、动摇、观望、变乱、内讧的气氛中度过的。柏文蔚虽曾有皖、赣先行发难的建议，但顾虑到皖、赣军力薄弱，态势突出，处境危险而未能实现。不得已，命令陈其美先宣布上海独立，但上海区区弹丸之地，兵、饷、械均缺，根本难以对抗，实属有心无力。
广东力量虽雄厚，但主政官员意见分歧，力量根本凝聚不起来，湖南也面临着几乎同样地局面。而闽督孙道仁退出了与赣、皖、粤、湘四督地联盟。则是对国民党武力讨袁的最沉重的打击，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态势下，国民党已未战先乱。
5月30日，在拖延许久的情况下，上海审判厅不得不在宋案要犯缺席地情况下开庭审判。但开庭后原告代诉人高溯、金澜律师因宋案要犯赵、洪尚未到案，请求缓期开庭公判，并强烈要求上海厅强行拘传赵、程到案。而被告律师杨景斌也反对开庭审判。他宣称现任本审判庭成员末奉大总统、司法总长任命，不符合临时约法的规定。没有开审资格。山于原告、被告双方律师抗告，上海地方审判厅未经审案，不得不宣布退庭。
在此期间，曾与汪精卫一起谋刺过前清摄政王地黄复生（谋杀良弼也与此人有关）、参议员谢持、宋教仁秘书周予觉携带炸药和黄兴给的三千元由沪赴京，企图暗杀袁世凯。但周予觉在袁世凯侦探地追踪下自首，由他的妹妹周予傲出面，编造假供。谎称黄兴组织“血光团”，令其携款四万元赴京实行暗杀。
北京当局对所谓“血光团”暗杀案作了大肆渲染，作为对宋案的抵制措施。谢持也于三日后在北京住处被捕。但他作为为议员，搜查他的住宅又末获证据，经国会抗议不得不予以释放，谢随即逃离北京。袁世凯当然不会就此罢手，6月4日，他下令改组北京地方审、检两厅。加强了对司法机关的控制。新改组的司法机关当即向上海发出传票，传居住租界地黄兴到案对质。黄兴于次日不得不赴租界会审公廨表示愿意赴京对质，只因京厅证据不足，租界当局才未令黄兴到案。
黄兴地作法（无论是暗杀还是对质），当然无助于宋案的法律解决。宋案早已陷入了“公判不成，律师抗台。法庭冰风、政府抵制，不但事实不进行，连新闻都没有”地冷落局面，所谓法律解决，完全成了空谈。
至于国民党在国会内的斗争，同样没有任何成效。正当**党人士气消沉，宋案法庭无能为力，国会瘫痪，谭人风调和失败之时，汪精卫、蔡元培于6月2日从欧洲回到上海。并立即和赵风昌取得联系（南北和谈时。正是此人居间调停），准备通过他去与袁世凯谈判。为南北调和进行最后的努力。
汪、蔡与赵拟定的调停的基本条件是：国民党方面，顾全大局。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宋案让赵秉钧出庭对质的主张自然消灭，罪名到洪述祖为止，同时孙、黄自行声明“对于正式选举及其他政要为正当之宣告”。而袁世凯方面，则是各省都督不得轻于发言，军人不得干预政治，且为四都督解释反抗中央之谣传，并申明在正式宪法出x前不予有所撤换，并请袁制止渲染嫁祸国民党地血光团案，停止票传黄兴等等。这些条件对袁世凯非常合适
面对如此优厚的条件，很难说袁世凯不动心，但他的立场稍微有些和缓，上海发生的进攻制造局事件又刺激了他动武的决心，这最后一次的调解机会也失去了。这次事件是由参加辛亥**地一些会党领袖发动的，其中有江苏都督府顾问、共进会副会长、铁血监视团发起人张尧卿，广东绿林改进团领袖柳人环，上海工党成员、铁血监视团成员韩恢等人，他们又去联络上海籍的工党领袖徐企文，利用徐熟悉上海情形的有利条件，出头组织。在策动起事的过程中，他们以黄兴、陈其美的名义来组织队伍，联络的对象主要是退伍军人、无业游民和驻守上海制造局的下级官兵。
对于他们的某些活动，早在5月初就有人向袁世凯报告，并由袁转告江苏都督程德全。5月26日袁世凯特意去电嘱程拿办张尧卿。黄兴、陈其美得悉张、柳等以他们的名义策动起事后，一方面阻止制造局中地国民党党员参与其事，一方面派黄郭赴宁直接向程德全报告，并知会制造局督理陈幌戒备。希望以此能撇开与国民党地干系。
程德全等等得到情报后，作了周密的布置，并派间谍打入起事者内部进行侦察；所有动向其实早已得知。5月31日凌晨1时，徐企文率领一百多人，打着“中华民国国民军”地旗帜进攻制造局，当即遭到有准备的阻击，徐企文被诱捕，起事者一哄而散。
这次事件大大刺激了袁世凯，他认为国民党的稳健派已控制不了激进派，认为非动手镇压不可。黄兴等人控制大局的努力，在他眼里只不过是区区缓兵之计而已。其实，黄兴等人的想法即使暂时能够实现，也无非是把急病变成慢性折磨罢了，他们又有办法抵抗袁世凯呢？他们一度寄于希望的通过法庭和国会来倒袁的斗争，在南北调和声中，已陷入了奄奄一息的地步
为了稳住北疆，袁世凯虽然同意秦时竹拿下新疆，但在暗地里，他还是希望能牵制住越久越好，故而一方面着令秦时竹查办，另一方面又偷偷给杨增新去电，让他做好准备，只要拖延时间，让秦时竹拿不到确切证据，袁世凯就打算保住他。
对这点小伎俩，秦时竹压根就没有放在心上的，他早就准备好了武力夺取，只待袁世凯给的大义名分一到，他就要下手。此次派遣前去的既有监察局的人，也少不了得力的部队――李春福的骑1师。出发前，秦时竹给李春福面授机宜，授予他全权处理此事，让他尽管放手去做，出了问题自然有秦时竹兜着。
对于秦时竹的暗示，李春福心知肚明，出兵新疆，地域广袤，秦时竹要挑人肯定在骑兵部队里挑，但既然已内定马占山为外蒙古护军使，可见秦时竹把新疆护军使的位置留给自己了。李春福清楚的很，论起打仗，自己不如马占山或者孙烈臣两人，但是论起政治治理和稳重，自己倒是比这两人要强。征讨漠北，选自己为总指挥，可见秦时竹对自己的厚爱，此去新疆，自然还是以政治解决为主。为了帮助李春福熟悉新疆，秦时竹还特意把参加过伊犁起义的邓宝珊划拨到他帐下听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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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7章】 面面相觑（）
第187章面面相觑
李春福是个谨慎的人。经过各方面、各渠道的了解，新疆兵力不多，最能打的当属范山河的部队，但由于杨增新扣发奖金（由于范部和国防军关系良好，其实是杨增新生怕控制不住）并不会与自己为敌。其余驻新人马，由于拖欠军饷，对杨也早有怨气，大军入新，交战不是不可能，但战况必然不会太激烈。想想自己再不济，凭手下骑1师近万虎狼之师，拿下新疆还是小菜一碟。何况还有驻甘肃的夏海强协助，李春福更是信心十足，他要做的，就是漂漂亮亮地拿下新疆，最大限度的降低损失。
再问邓宝珊得知，新疆地域虽大，但中心城市并不多，有全省战略意义的城市只有三座。第一是哈密，哈密是进疆门户，握有哈密，就掌握了全新疆的钥匙，进可攻，退可守；第二是迪化，此城是新疆的政治、文化中心，具有全局意义；第三是伊犁，伊犁地处新疆边陲，对于边疆巩固有重要意义，由于俄国在东北吃亏，难保他们不会在新疆生事，只要伊犁不失，边疆还是稳如泰山。由此，李春福制定的计划是，迅速出兵占领哈密并留兵护卫，然后入迪化城，一鼓作气拿下杨增新，等局面稍事安定，伊犁传檄可下
中、俄第三阶段的谈判依然在不紧不慢地进行着，经过多次讨价还价，各种难过的坎一一被克服。每当谈判处在近乎崩溃的边缘，各方就联合努力（列强向中、俄两家都施加了足够地压力）。每当达成共识，各方就积极推进，因此虽然每每剑拔弩张，但真正破裂的机会却没有。理由很简单，破裂所造成的后果是谁也承受不起的。俄国不能冒失去英法财政援助的风险，北疆也无力再进行大规模的战事。
中方一个首要要求是俄国撤退中东路驻军，这个要求可谓合情合理。俄国在中东路驻军并没有法理依据，日俄战争结束时签署的朴次茅斯条约中虽然规定了护路队字样。但这一条款并没有得到中国方面地认可，甚至也违背了旅大租地条约中俄国不得侵犯中国主权的规定。朴资茅斯条约签订时，清政府正处以风雨飘摇地危机前沿，无力也无法提出抗议。但目前的态势大大不同于清末，国防军在战场上的胜利，有力地保障了中国的权利主张。
俄国代表很狡猾，他不愿从法理上辩驳（本来就没有依据。如何辩驳？），而是反复强调，中东铁路之于俄国的重要性，以及三十里界址需要治安维护为由，要求继续驻军，并要得到中国的法理授权。企图将战场上所不能得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再度夺回来。
对于这样无礼地要求，唐绍仪严词予以了拒绝。并表示绝不认可俄方提议。俄国代表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说“日、俄双方都在铁路沿线驻有护路队，既然中国主张为非法权利，应日、俄两家一体撤退而不能只要求俄国撤退”，声称“倘若日方愿意撤退。俄国也将无条件撤退”。这个提议看起来冠冕堂皇，实际上却包含了歹毒的用意，希望能将日本也拉进来，建立攻守同盟来破坏中方的主张。
调解时候，日方代表也在场，一听此言立即就表示了抗议。就日本的立场而言，是希望俄国撤退而保留本国驻军，为他一家独霸东北创造条件。唐绍仪深知其中厉害，知道利用这样一个机会迫使日、俄两家同时撤退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硬要坚持。只能是破坏谈判而这更中俄国的下怀。
陆征祥不愧是职业外交官。轻轻一句：“此建议与本次谈判无关，待中俄达成协议后。将来我方可与日本方面再次谈判，谈判情况如何，是中日两国之间的外交事务，将由双方协商解决。”
“那我国在中东铁路沿线的治安如何保障？”俄国代表黔驴技穷，只能一再拿出这个问题抵挡。
克服这个问题需要高度地政治智慧，好在临走前，秦时竹给了唐绍仪锦囊妙计：“由我方派出铁路巡警，接替护路队维持治安。”
一听这个建议，俄国代表把头摇得和拨浪鼓似的：“铁路沿线，俄国侨民、商铺甚多，中国警察不通言语，如何能有效保护治安？”
“这个就不必担心了，我们可以聘用贵国警官作为此巡警队的顾问。”唐绍仪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计划书，“我方准备在中东铁路附近一共设立48支巡逻分队，全部由警察组成，视路段情况、人口密度和地理情况，每支巡逻队从50到200人不等。我方提议，可以每50人聘请贵国警官一名，翻译一名，作为协调手段。一方面可以解决言语不通、风俗不熟的情况，另一方面顾问也能对巡警队加以有效训练。我们允诺，所有被聘请的贵国警官地薪水将由我方支付。”
俄国代表眼珠子一转，这是个好主意，既能避免和中国人顶牛，又能通过顾问权利保持对巡警队的实际影响，说白了，还可以牢牢掌控住中东铁路，但他没有急于答应，只是说：“关于这个新提议，我本人无法立即答复，需要请示外交部”
中、俄谈判再度休息，但此次休息却预示着距离解决问题的方案又近了一步。
等到“战时内阁”成立，赵秉钧便辞去了总理职务，到天津做直隶都督（此时“病”也好了）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