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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部队大院-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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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生什么了?我心里也嘀咕。

    “孩子包(抱)到你家来了!”

    我念完这句话,直埋怨箩筐“你咋没到季节就播种了呢!“斗私批修”的时候可是没有听你说过这件事。“

    箩筐变了脸色,惊恐地说“我是接到入伍通知书后才、才认识秋花的,在到部队来的前两天晚上,我们第三次见面,是她主动提出来的,我当时只是“私字闪念”,谁知道怎么就、就……“

    我安慰箩筐“别着急,这不算什么大事,说明她那块土地肥沃,你的种子优良。”

    我仔细想,又觉得不对了,人们常说“十月怀胎,朝分娩”,我们到部队还不到六个月,秋花的肚子难道与别的女人不样?

    这件事我报告给班长,班长报告给排长,排长又向指导员报告了之后,很多人都知道了。多数人表示气愤,主张箩筐与秋花吹了,或者回家去杀了那头偷吃别人草料的跳槽驴。也有人劝箩筐说这事算了,管他谁的种子,播到你的地里,长大了就是你的庄稼,反正将来秋花生的孩子管你叫爸。

    我知道在与秋花吹与不吹这个问题上,箩筐很难下决心,默许这件事,心里要忍受很大的痛苦,与秋花吹了,自己没化,家里又穷,很难再找个对象。为了给秋花家送彩礼,家已经把能换钱的东西差不多都变卖了,现在除了点裹腹的口粮,已经是风扫地,月点灯,太阳照身暧烘烘。

    机关政治协理员室以组织的名义给箩筐家乡人民公社的革命委员会函,请他们调查此事。过了很长时间,对方才复函答复说,公社革命委员会的个副主任在秋花她们村驻队的时候,与秋花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公社革命委员会已经对那个副主任进行了“严厉批评”。对方还说,秋花与箩筐只是确定了恋爱关系,并没有领取结婚证书,他们还没有正式结婚,所以,那个副主任谈不上是破坏军婚,只是般的生活作风问题。

    箩筐与秋花最后没有“吹”,97o年冬天从部队复员后,他与抱着别人孩子的秋花结了婚。

    警卫通信连的战士们都说杨箩筐是“种瓜得豆”。

秦大川的新兵生活(二)() 
刚分到警卫通信连的时候,我们这些新兵迫切要求进步,表现得都非常积极,时间不长,是社会青年的都向组织递交了入团申请书,是共青团员的都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好人好事更是丛出不穷,晚上谁要是在洗漱室泡盆脏衣服,第二天早上准会现被别人帮助洗好晾了起来。我们吃饭前,都要在饭堂门口排着队先唱支歌,唱得最多的是“**语录歌”,比如“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我们**人好比种子”、“下定决心”等等,有时候也唱“我是个兵”、“打靶归来”等歌曲,有的战士等唱完了革命歌曲,饭堂的大门打开,就抢先跑进去,或者是读报纸,或者是念“最高指示”(即**语录)。还有的战士为了能够帮助炊事班洗碗,饭没吃饱就在洗碗池旁边抢先占好了位置。

    农村长大的孩子,到了城市以后,对什么事情都感到新鲜,连队每个星期天都安排定比例的新战士,由老兵带着到城里去看看。

    上了公共汽车,我们就开始向乘客高声朗读“最高指示”或者是念报纸,“思想领域的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要去占领。”坐在公共汽车上,谁的脑袋瓜子也不能闲着。

    乘客们对这种现象已经习以为常,木然的坐着或者站着,面无表情,任凭或高或低的南腔北调冲击耳膜,谁也不敢说什么,也不想说什么。

    有天,带着新兵进城的老兵向崔班长报告梁继亭逞能,看到别人在公共汽车上读“最高指示”和念报纸,也想表现表现自己。他读了篇《人民日报》上的评论员章,这篇章不仅念得嗑嗑巴巴,不成语句,还把“资产阶级当权派已经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的“狗屎堆”念成了“狗尿堆”。

    崔班长听完老兵的报告吓了大跳,梁继亭到了部队以后,虽然学习化非常努力,但是还远远到不了能在公众场合念报纸的水平。念错党报虽然不像念错“最高指示”样可能被说成是犯了“********”,但也不是般的小事情。

    崔班长只是愣了下,马上故作无所谓地对老兵说“****狗尿都是狗的排泄物,都不是什么好味道,梁继亭这次念的报纸不算有错,这件事情以后咱们谁都不要再提了。”

    生这件事之后,崔班长与梁继亭很严肃地谈了次话,大概是给了他“没有金钢钻,别揽磁器活”之类的告诫,我现梁继亭后来学习化更加用心了。

    部队营区围墙外边有个叫做“三工区”的工地上正在建设“阶级斗争教育成果展览馆”,高音喇叭每天上午点钟、下午两点钟准时响起“三工区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不是念‘最高指示’,就是读挑战书、应战书,或者是宣扬好人好事。”

    有个星期的早上,我们刚刚吃过早饭,三工区大喇叭里的几句话引起了大伙的注意“红旗飘飘舞东风,伟大的时代出英雄。解放军某部战士王振国昨天与他的几个战友又放弃休息时间,来到工地上参加义务劳动……”

    大伙起把敬佩的目光献给排班战士王振国。

    王振国是与我同时入伍的新兵,他在我们这批新兵最早向组织上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高音喇叭继续广播“……王振国和他的战友们挑起担子健步如飞,他们想起了挺身堵敌人枪眼的黄继光,想起了手托炸药包炸毁敌人碉堡的董存瑞,想起了在敌人的铡刀下宁死不屈的刘胡兰,想起了……”

    广播里的话把大伙逗乐了,有个老兵用胳膊肘碰了碰王振国“嘿,干着活想什么呢?别忘了把肩膀上担子里的土倒出来!”

    “我当时就想着坚持干到收工时间,赶快回来吃饭,没有想别的!”王振国“嘿嘿嘿”地憨笑着说。

    第二天上午点钟,三工区工地上的高音喇叭又准时响起“三工区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

    有个调皮的老兵学着播音员的腔调低声说“三工区王蛋,现在开始胡说……”

    我们班有个新战士叫胡小兵,他助人为乐的好事干得最多,经常受到连长和排长、班长的表扬,他的缺点是有时候办事比较粗心。

    胡小兵在我们班站岗放哨不到半年时间,就被调到连部当通信员了,其他的新战士都非常羡慕。

    警卫通信连每个班间宿舍,战士们都睡架在木头板凳上的木板床。连队的几个干部住在间宿舍,睡在带腿的木板床上,全连干部战士共用个洗漱间。胡小兵到连部的第二天早上,早早的起了床,蹑手蹑脚地把连队干部洗脸盆的水打好,将每个人的牙膏挤在牙刷上,才悄悄地去外边打扫卫生。

    我们的连长是个老兵,他在次执行任务磕掉了颗牙齿,后来安装了颗假牙。连长喜欢每天晚上睡觉前把假牙摘掉泡在漱口缸子里,第二天早上起床时再安装在牙床上。

    起床号吹响之后,连长在宿舍里朝着院子外边的胡小兵大声喊“胡小兵,我缸子里的水哪里去了?”

    胡小后赶快跑进房间,对连长说“我把您缸子里昨天的剩水倒在窗外的草地上了,今天给您换了新水。”

    “啊,水里边有我的假牙!”

    经过几个人的番努力,连长的假牙在草地上总算是找到了,但连长心里老大不高兴。

    我们当兵后的第个秋收季节的个星期天,警卫通信连干部战士值勤的除外,其他的都到附近的生产队参加助民劳动。劳动的时候,大伙都很卖力气,脱掉了上衣还干得浑身是汗。

    三个小时之后,连长宣布助民劳动结束,让大伙穿好衣服,到路边集合讲评。

    去路边集合的时候,胡小兵主动地把连长的上衣搭在自己的胳膊弯里,与自己的上衣放在了起。队伍集合好之后,他把两件上衣的其件递给连长,自己留了件。

    那时候军队的干部和战士都是样的绿军装、解放鞋、红帽徽和红领章,叫做“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所不同的是,干部的上衣是四个口袋,战士的上衣是两个口袋。

    连长正准备给大家讲话的时候,大伙才现,他竟然穿着两个口袋的战士上衣。连长与胡小兵两个人的身材高低胖瘦差不多,他没有现胡小兵递给他的不是自己的衣服。

    当时,大伙想笑,胡小兵想哭。

    胡小兵在连部只干了个多月的通信员,就又回到我们班里站岗执勤了。

秦大川的新兵生活(三)() 
警卫通信连的排、二排是警卫排,负责机关的营门全天二十四小时警卫,以及营院晚间巡逻和执行公差勤务,全部是男兵。 三排是通信排,个班是男兵,负责通信线路的架设和维护维修,两个班是女兵,负责话务保障。

    机关营门外边就是马路,我们觉得白天站岗很有意思,虽然背着步枪站久了也会腰酸腿疼,但是可以看人来人往,阅世间百态,而且穿军衣、持长枪,自己感到非常自豪,别人看了也很羡慕。晚上站岗就没有那么舒服了,特别是过了凌晨两点钟以后,两只眼睛的上眼皮和下眼皮总想接吻。杨箩筐不怕白天干体力活,但是怕夜间站岗,他练就了副本领,就是站着打瞌睡身体也不会晃动。

    有天晚上,夜暗正在哨位上站着打瞌睡的杨箩筐直到查哨的崔班长走到自己跟前才惊醒过来。

    崔班长问他“你刚才看到我了吗?”

    杨箩筐肯定地回答“看到了。”

    “看到我了为什么不问话?”

    “我知道是你了还问什么!”

    “问口令啊!”

    “对不起,我忘了。”

    忘记问口令算疏忽,站岗打瞌睡是错误。

    杨箩筐站岗站了七个月就被调到连队的炊事班做饭去了,原因不是因为有人现他站岗打瞌睡,而是他站岗时无法做情况记录。

    按要求,站岗值勤期间,要做好情况记录,比如几时几分谁来查岗、几时几分哪位客人来找机关的长等等。杨箩筐不认识字,自己站岗时碰到的情况只有等下班会记录的战士接班后再进行补记。

    梁继亭学习化很努力,但是,喜欢逞能的毛病并没有完全改掉,他站岗做情况记录的时候,自以为是,有的字不会写也不好意思请教别人。有个查岗的长姓冀,叫冀天民,“冀”字和简化前的粪字字形差不多,繁体的粪字简化前由“米、田、共”三部分组成,“我请你吃米田供(共)”就是句用繁体的粪字开的玩笑,做情况记录时,梁继亭把冀天民的“冀”写成了繁体的粪字,结果“冀天民”成了“粪天民”。还有个查岗的长姓叫赋,“赋”字和“贼”字的字形差不多,结果梁继亭把他的名字“赋”写成了“贼”。这两位长,个是机关司令部的副参谋长,个是机关政治部保卫科的科长,他俩都是直接管着警卫通信连的“头头”。这两件事生之后不久,梁继亭就被调到机关农场种麦子去了。

    也就是梁继亭调走的那个星期,我被调到警卫通信连连部当了书。

    由于新兵们大多数化程度比较低,有的人说错了话或者念错了字,大伙都不会嘲笑或者计较,怕的是有些人与梁继亭样自信心太强,不懂装懂,这就免不了要闹笑话。

    我们排有个新战士叫崔长生,他与杨箩筐样,大字不识个,盲的纯度是百分之百。但是这个同志把朴实当平庸,说话办事总想出点新花样,改变自己的形象,结果闹出了不少的笑话。

    有次,连队进行阶级教育,“不记过去苦,牢记血泪仇”是经常进行的政治活动之。连队长知道崔长生的家里人旧社会受了不少的苦,让他与其他几战士起,在全连军人大会上控诉万恶的旧社会。

    崔长生最后个上台言,他先说“我不识字,不大会说话,是个大流氓!”

    台下有的战士忍不住窃笑。

    指导员连忙站起身来,严肃地对大伙说“崔长生同志没化,他是想说自己是个大盲,大家不要误会。”

    崔长生在言说“我奶奶饿死以后,我爷爷得病没钱治,也死在了医院的大门口外边,后来家里的日子过不下去,我爹……”

    他怕别人听不懂他的意思,接着又补充了句“我爹就是我爸爸!”

    这次台下没有个战士敢笑,都是用牙咬着嘴唇,脸严肃的表情。

    “……我爹到村里的地主家去借粮食,地主家不仅不借,还把我爹给打伤了,呜,呜——”崔长生说着说着,伤心地哭了起来,他不该后边又加了句话“真是大快人心呀!”

    这次,连指导员都差点没有憋住笑,听了崔长生的后边这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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