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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贤序文中的“轩冕”，指的就是官爵和王帽。“久轻轩冕，溷迹樵渔”就是在影射其放弃王位和皇族身份，出家归隐，在民间度过余生这件事。他们之所以对张宜泉的身份避而不谈，恐怕还是出于“讳知者”的需要。既然要“隐”，就要一隐到底，毕竟此时还是清朝，说的还是一家子的事，“家丑不可外扬”依然是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所以，“隐”已经成了“深知拟书底里”人的共识和自觉行动，即便是到了光绪年间，即便是已经过去了一个多世纪，这个规矩依然要遵守。
正因为如此，张宜泉的诗稿同样使用了“讳知者”的隐曲之笔，自始自终都以“明修暗渡”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披露自己的隐居生活，反映自己的社交往来。贵贤的序言开篇即曰：
雕虫篆刻壮夫不为，然削木为鸢而能飞，所见者犹有鸢也。画龙破壁而飞去，所见者并无有龙矣。非削与画之争乎大小也，彼以人为之而其真不足，此以天为之而其神有余也。
画龙见神不见形，这样的笔法不仅见诸于《诗稿》，也见诸于《红楼梦》。贵贤的这段评语，可谓一语双关，把张宜泉的文风作了高度概括。他在“非削与画之争乎大小也，彼以人为之而其真不足，此以天为之而其神有余”的文字中，把张宜泉比作“天”，比作“神”，由此便引出了其真龙天子的身份，引出了其皇族的背景。由此可见，《红楼梦》的底细和真相，不仅同时代有人知道，就是到了一百年之后的光绪年间依然还有人知道，这三篇序跋就是这方面的有力证据。
然而，在1889年还有人知晓的秘密，怎么到了离它不远的二十世纪便成了无人知晓的世纪之谜了呢？这个现象有些不可思议。要知道，正是这个传承的中断，才导致了后来关于《红楼梦》的大争论，这个争论几乎把整个社会的名家学者都卷了进去。观点五花八门，认识各自为政，答案莫衷一是，从来没有达成过共识，这在中国的文学史上也是少有。正好应了作者的那句话：“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奇怪的现象？究其原因恐怕还是与作者本人有关，与其奉行“惟心会而不可口传，可神通而不可语达”的行为准则有关。作者把宝玉之情定义为“意淫”，里面就包含了对“真事”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要求。也就是说，凡知情者只能以“意会”的方式进行评论和传播，绝不允许直言不讳，绝不允许说出内幕，说春真相。
在清朝时期，对《红楼梦》的评论早已有之，但我们可以明确的感觉到，凡谈论此书者一律采取旁敲侧击，明喻暗指的方式，没有一个人直截了当，这恰恰反映了评论者对作者这个要求的尊重和坚守。比如，戚序本中戚廖生的序言、清话石主人和王梦阮对《红楼梦》的评论、明义、永忠这些宗室子弟所写的相关的诗词，都毫无例外是这样做的。甚至，我怀疑当时流传甚广，颇具影响力的“是书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的说法，恐怕也是这种做法的体现，其目的不是想让人相信此说，而是在暗示：《红楼梦》是一部具有清宫秘史性质的书。
一生都对《红楼梦》十分痴迷、自署“红楼外史”的高鹗，在谈论这本书时，同样使用的是这种方法。他在《砚香词》诗集的第二首《忆王孙》中这样写道：
年年春恨满春湖，漂泊芳魂逐子婿。苦把倾城罪粉奴，问狂夫，越女为何却沼吴。
他借曲牌名点明了《红楼梦》的主题是忆王孙，而这个王孙就是元春，所以是“年年春恨满春湖”。然而，这个主题却被儿女情长的爱情故事所掩盖，它的真相不为世人所理解，这好像是倾国倾城之貌惹的祸，但你有没有想过，美女西施的“芳魂”，为什么最终还是离开了泥沼之地——姑苏，执意去追逐伍子胥的脚步呢？
高鹗这首诗其实想说的是，虽然王孙的外观被美女所替代，但他忧国忧民的心和吴子婿一样至死都没有变。“越女”指的就是林黛玉，她是王孙的灵魂，因而最终她还是离开了她的寄居地贾府，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回到了王孙身边。所谓“反认他乡是故乡”，指的就是把林黛玉寄居地贾府看作其故乡，看作其归宿，这就误解了作者，也误解了此书。贾府即假，是“荒唐言”的代表。
《春柳堂诗稿自序》是张宜泉自己为自己的诗稿作的序，自然是我们关注的重点，虽然其文字有些语焉不详，但里面还是透露了一些重要信息，对于了解其家庭背景有很大的帮助。这篇序文的原文是：
予垂髫时，受业于西江詹先生，学文艺兼为吟咏六艺之说，始知致力，然未能深领其旨。后从金台李夫子游，举业外课及诗艺，勤勤勉勉，殆以积年于斯。奈家门不幸，书剑飘零，三十年来，百无一就，命也，何如？
既文非青钱，诗难自诩，想昔丁丑礼部试，我皇上钦定乡会小考，增试五言排律八韵。一时握管拈毫之士，皆鼓吹休明，和声以鸣。
国家之盛者，未易更仆数，且诗之难工也。凡列大雅之林者，必钻研经史以广其识，娴习骑射以壮其气，流览山川以旷其怀，讽咏诗歌以助其兴，使身不离牖下，而徒吱吱作草虫响，鲜不为方家之所嗤也。予也风雨一编，当夫即景拟古，命题连句，或随兴而发，或赋事而成。虽流离颠沛，未尝忘和平壮雅、法律精严之功，是诚恐负圣天子作人至意，与詹、李二夫子谆谆教诲耳。故不揣庸拙，特为录出，以俟定正。若云斯即可以窃附大雅之林，则吾岂敢？
（本章完）
第144章 、胤祯在民间的身份之谜（8）（）
从张宜泉的这篇自序中，我们可以窥视到以下几个方面的信息：
第一、他自幼受过良好教育，有专门的先生为其授课，所涉猎的学科极其广泛。“文艺兼为吟咏六艺之说”，基本上是无所不包，样样具备。所谓“六艺”，指的是六种基本才能，这是儒家要求学生必须熟练掌握的知识和能力。这六种技能是：礼、乐、射、御、书、数。《周礼。保氏》说：“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礼即礼节，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德育教育；乐即音乐，诗歌、舞蹈均属于此范畴，是对一个人的情趣和品味的培养；射即骑射技术，是对一个人体格和品格的修炼；御即驾驭车马的技能，这在军事和生活中都能用得上；书即书法和文学，是对一个人文化水平的修炼和熏陶；数即算数，是对一个人数学方面的训练。
由此可见，张宜泉从小受到的教育门类齐全，十分正规。尽管他说“始知致力，然未能深领其旨”，但这些知识和技能的储备对他的人生产生了巨大影响，为其后来的“钻研经史”、“娴习骑射”、“浏览山川”、“讽咏诗歌”奠定了良好基础。这些都足以说明，张宜泉不是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否则不可能享有如此特殊，如此优质的教育资源，并掌握如此扎实的知识和技能。
第二，“从金台李夫子游”的表白，隐含其作为国家栋梁之才的经历。“金台”指的是什么地方？指的是皇宫，指的是朝廷，指的是最高权力的舞台。而他曾经是这个舞台上的主角——皇嗣。所谓“李夫子”即“立子”的意思，它不是指哪个人，或哪个学者，而是指职位，这个位子上的人肩负着“济世补天”的重任，担负着国家社稷命运。张宜泉在这个位上勤勤勉勉，历时多年，这就说明他被立为太子是在康熙在世之时。
第三，他家遭遇了极大的不幸，而这个不幸影响到了他的前途和命运。然而，不幸之中又大幸的是，他在这场灾难中幸存了下来，让他自幼所学的“六艺”技能又有了用武之地。
第四，从“家门不幸”到《诗稿》开始创作，其间相隔三十多年。虽然这三十多年他一事无成，但并不甘心于命运的安排，希望在诗和文方面能有所建树，有所创新，不做人云亦云之事。
第五，“三十年来”显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它起于何时，终于何时呢？应该说，“丁丑礼部试”透露了这个时间的终点是哪一年。“丁丑”是乾隆二十二年，也就是1757年，这个时间是周汝昌先生考证出来的。当时为了查证这个时间，他翻阅了大料资料，查出“丁丑礼部试”是在乾隆二十二年的正月。那么，三十年来的起点又是哪一年呢？笔者认为，三十年来的起点指的是1722年，也就是“虎兔相逢”之年。这一年他遭遇了“家门不幸”，此后又经历了人生最黑暗的一段时光，甚至差点丢了性命。从1722年到1757年，正好是三十五年，作者用“三十年来”概括这段时光，完全说得过去。
1757年的确定意义十分重大，它不仅说明《诗稿》的创作始于这一年，而且还说明是在《红楼梦》完成之后，是在他归隐之后。作者之所以在“丁丑”前冠以“昔”，是因为写自序的时间比创作时间要晚很多，这个时间应该是在《诗稿》全部完成之后。但具体时间是什么时候，目前无法确定，因为《诗稿》只有署名，没有署年，无法作出判断。但不可否认的是，“丁丑”为诗稿的起始时间提供了线索，提供了依据，对我们探索和研究胤祯在民间的经历和生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六，这部“风雨一编”的诗稿，是在他“流离颠沛”的情况下创作出来的。所谓“流离颠沛”，指的就是远离家园，身在江湖，居无定所的情况，这大概是在隐射其隐姓埋名于民间的经历。
第七，诗稿虽然是“或随兴而发，或赋事而成”，但并非是“身不离牖下而徒吱吱作草虫响”的狭隘而又庸俗之作，而是以维护“和平壮雅、法律精严之功”为己任，以不负“圣天子作人至意与詹、李二夫子谆谆教诲”为目的的严肃而又高雅之作。所谓“圣天子”指的是圣祖康熙皇帝，而这一点又透露了他“从金台李夫子游”的时代背景。
从上述三序一跋的文字中，我们从张宜泉身上似乎看到了胤祯的身影，看到了他忧国忧民的一颗赤子之心，也看到了他在一些官员和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崇高威望和地位。虽然官史没有为他留下这些记录，但他的作品《红楼梦》和《诗稿》却成了他载入史册的不朽之作，成了我们追寻其历史足迹的重要文献。对我们来说，这也是不幸之中的大幸，值得高兴，值得庆贺。（未完、待续）
（本章完）
第145章 、胤祯的归隐生活之谜（1）（）
胤祯1755年归隐之后，在民间生活了十九年，于1774年一个冬日走完了自己的余生，除了留下一部不朽之作《红楼梦》以外，还有记录他在民间生活足迹的《春柳堂诗稿》。我手头的《春柳堂诗稿》（以下简称《诗稿》），是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的，它是文学古籍刊印社于1955年8月版本的再版。这个版本是根据北京图书馆馆藏原刊本复制的，最大程度的保留了《诗稿》1889年刊印时的原有风貌。笔者粗略统计了一下，里面总共收集了168首诗，它们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五言排律，第二部分是五言近体，第三部分是七言近体。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出版这本书的时候，对它的介绍是这样写的：
《春柳堂诗稿》，清张宜泉撰。宜泉汉军旗人。他的一生经历，还有待查考。
《诗稿》除一部分所谓和其声以鸣国家之盛的排律以外，余则“或随兴而发，或赋事而成”，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反映了作者的生活面貌。其中与曹雪芹有关的诗篇，更是进一步了解曹雪芹的可贵资料。
很显然，这本书原本是作为曹雪芹的研究资料出版的，里面除了有与曹雪芹有关的诗篇外，他们的生活环境，生活条件，生活方式也颇多相似之处，再加上二人不一般的关系，这个诗集自然成了不可多得的历史研究资料。至于张宜泉本人，由于并非是研究重点，他的身世和经历一直都停留在“有待查考”的层面上，没有做进一步的考证，因而我们对他的了解极其有限。由于不知道他的背景和来历，这个诗集所反映的情感和生活，对我们来说，也只能是隔靴搔痒，看看而已。
然而，当我们把重点从曹雪芹身上转向张宜泉时，回过头再来看这个诗集，情况就大不相同了。那种“隔靴搔痒”的感觉已经荡然无存，里面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好像是作者在与我们面对面的交流，不仅感到亲切，还会形成共鸣，形成心灵的融合。“春柳”是《红楼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