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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陈桥到崖山-第1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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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也不现实,汉人是个特殊种群,他们在必要情况下,的确可四海为家,哪怕飘洋过海,也能在大洋彼岸繁衍生息。但如自己土地有得种,还被迫去移民开荒的话,事就会闹大…

    王韶的主张是征服河湟、收编唃氏,再通过他们去收编羌人,最终目的是连吐蕃加羌人都归到西南的武胜或西北的渭源等城,让他们习用汉法,变成以前延州的“铁壁相公”李士彬、环州的慕恩那样。虽是异族、却为大宋尽忠的精锐部队!

    得其力、不畏其变,这才是利弊权衡后最合适的一个办法!

    至于河湟本土,则定要由汉人主持大局,军队入住,自给自足。具体办法,王韶归纳出《和戎六策》。它会在之后的军事行动里体现出来。

    熙宁2年(1069)2月2日,富弼被任命为宰相。3日,王安石升任参知政事、大宋副宰相。

    变法前的最后一次谈话。神宗问唐介“王安石当宰相怎样?他是文学不可任?吏事不可任?经术不可任?到底哪点不达标”唐介答“王安石很好学,但拘泥于古法,议论很迂阔,如让他当宰相,定会变更现有的法律,让天下不得安宁”

    转过身来神宗问王安石“别人都说你只懂经术,不晓世务,你怎么看”王安石答“经术正是用来治理社会的妙药良方。后世一些所谓学者,迂阔蠢笨,根本没学会,才会说经术无用”

    神宗再问“那么让你来治理国家,你首先要做的是什么”王安石斩钉截铁一句话“变风俗,立法度”

    谈话结束。从此之后神宗皇帝对王安石言听计从、变法正式开始!请问这是咋搞的?“变风俗,立法度”这6个字有什么魔力?

    魔力超级大!这是古代最了不起的一种学术。这种学术让春秋战国时一个个国家只要想富强、想在弱肉强食环境中屹立不倒、发展壮大,就必须要遵从它,甚至于秦始皇消灭六国,统一天下,都以它为根本!

    那就是光耀后世、却只能隐藏在儒家学说阴影里的法家!

    翻历史书,不管谁有什么样的见解,都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事实:天下是法家子弟打下的、却被儒家学说摘了桃子。没办法,法家讲究实效,所以能创世。儒家教人守礼。让既得利益者喜欢。法家巨大的治世力量,一边让统治者们深深忌惮,一边又让他们无法舍弃,于是造成一现象:很多有为的君主都是“外儒内法”的。神宗皇帝就是其中一个典型。

    他在还是颖王的1065年时,手抄了一整本法家经典典籍《韩非子》,抄完后拿给自己幕僚看,检查有没有错处。不巧被当时的侍读孙永看见了,这位儒家子弟立即翻脸,哪怕对方是皇子。也撇着嘴冷笑一声“韩非险薄,无足观”儒家学说博大精深,仁义道德啊,可惜除了一条条人生语录外。没半点治国创业的具体办法。

    神宗当时不想把事搞大,笑了笑“我就是给书架多添本书,并不是喜欢它”

    这时他在王安石身上找到了共鸣。王安石是个很妙的人,很会耍花招。他开口闭口都是古代圣贤尧舜禹怎样。其实都是挂羊头卖狗肉,内里所做的都是法家行为。

    “变风俗”儒家学说最大目的就是让风俗纯朴,人民不管自服。“立法度”儒家从来都是以笼统的仁义道德来“治国”从来都鄙视“术”想想王安石后来一条条的具体法令。那是什么呢?

    这次谈话让君臣两人心有灵犀,也注定了后来和朝廷里所有朝臣的矛盾。包括那些初期支持他们、后期变成死敌的人。

    儒家和法家,从来都是不可调和的…

    9日,司马光当面向皇帝请求罢官,去外地。皇帝不许。

    1069年2月27日,一叫“制置三司条例司”的全新部门成立。顾名思义,它是以国家财政总署三司省为根基,研究怎样生财的特殊部门。这部门凭空出现,直接把改革变法的事务都揽了过去,什么东府、西府、两制、内侍,都没你们份,一边呆着去!

    熙宁变法正式开始!历代史书接着就开始介绍各具体法令的内容、颁布的时间及遇到的困难。但试问这样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只在神宗和王安石达成法家治国理念后,就直接上了马,是不是太儿戏了呢?

    从1068年4月4日、史书记载的君臣两人首次谈话到1069年2月27日变法正式开始,这期间有10个多月时间,宋神宗和王安石朝夕相处,相信他们的讨论也一定多方多面、涉及到大宋帝国的每一个角落,至少有三个重点必须详细考虑:

    1那是个大秘密,就是这次变法的大宗旨!所有举措如不建立在这大前提之下,那么一切都失去了意义。不过可惜的是,查遍史书,不论古人的还是近现代的,对此都一字不提!或许是他们没看到,或许就是别有用心地给删除了…

    2变法的速度。急进还是缓变?这是个大问题。要比具体变法措施更重要,我们清楚,一件事成功与否,不仅与它立意有关,更与它做法有关。聪明博学如王安石、谨慎小心如宋神宗,这个最起码前提,定会考虑到。只是出于对第一点,那个大秘密大宗旨的遵从,才不得己最终选择了急燥的做法,王安石要让国家迅速富强、极快地增加国库厚度。这是无可奈何的,可也为最终的失败从一开始就打下了伏笔…

    3变法的涉及层面及具体法令。变法牵动的是一整条互动互补、一荣俱荣、一损百损的利益链条,哪一点出了错,都会让帝国承受不可估量的打击…

    这三点讨论过后,在宋神宗和王安石心里,变法己有了一完整宏观的蓝图,到了这时,才能进行实际操作。

    实际操作让副宰相王安石全面躲在幕后,将富弼提升为宰相,以他的威望来镇抚局势、安定人心。而“制置三司条例司”也同样让王安石当副手,名义上的负责人是即将提升的另一个宰相陈升之。接下来王安石的“新党”班底成员们,就成了一被争议了近千年的问题…

    此时的王安石不可能有什么亲信集团,那么谁来帮他呢?只能从日常交际的朋友中去选,这样的前提就决定了人才的质量和数量。第一个人便是吕惠卿。这人在后来骂名满天下、举世皆知、遗臭万年,让新党、旧党都摇头。甚至直接把他的问题也加在王安石头上…(未完待续。。)

新党成员篇() 
吕惠卿出身官吏世家。宋史里说他在京城里和王安石偶然见面,两人谈论经文,非常投机,就此进入变法集团。以此证明:王安石简直就是饥不择食,哪怕从不认识,只要稍微投缘,就会结成死党。至于历史真相,就被宋史选择性的失明了。只因那个人是“君子”

    可惜在欧阳修自己的文集里露了馅,有篇《举惠卿充馆职札子》,欧阳修在里面说吕惠卿是“材识明敏,文艺优通,好古饬躬,可谓端雅之士”私下里更在很早前,就给王安石写过私人信件推荐。当时王安石是常州知州,吕惠卿是州府里一普通属吏,欧阳修信里极力称赞吕惠卿,要王安石特别对待,这才有了两人的初步接触。

    但公平的说,吕惠卿的受重用的确还是要归罪于王安石自己。人家欧阳修只是写信推荐了一下,而你呢?“事无大小,安石必与惠卿谋之”你还这样对皇帝说“惠卿之贤,虽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学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独惠卿而已”是你把吕惠卿提拔到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的位置上。那么日后所发生的一切,就只能怪你自己!

    不过还是要感慨一下: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要认清一个人,是多么的难啊!再举一例:王安石从江宁府进京路上,曾回临川老家一次,了解到当地县太爷谢卿材组织百姓兴修水利、灌溉农田,效果非常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后来实施农田水利法时,谢卿材被破格重用…

    吕惠卿之后,王安石最初的几个主要助手分别是苏辙、章惇、程颢、薛向、吕嘉问等…

    苏辙是苏轼弟弟,嘉祐中举没多久,母亲在老家去世,父子三人回乡奔丧。守孝3年后。举族进京。就从选择了终生为官、浪迹神州的命运。老苏成为一小小京官,负责为国家编史。大小苏分别考中了制科的三等(制科不同于进士科。不常设。宋代制科三等是最高得分。在苏轼之前,只有一个人得到过:吴育)、四等,被任命为凤翔府判官、商州推官。

    这时变法开始前,老苏己去世,所以大小苏如今在京城守孝服丧,苏轼任职于史馆。

    说小苏,实话实说:他的文采在唐宋八大家中可能要退居末席,更远不如他的父兄。但要论政治才能,小苏是最强的!最高官位当到了副宰相。比他哥哥苏轼强的太多。而苏辙的官场生涯。就从这时,成为王安石亲信手下开始起步…

    章惇,哲宗朝大人物。高太皇太后去世、哲宗皇帝亲政后,他是官场第一人、大宋独相。只是这时他还是一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只有两件事值得说一下,都与苏轼有关。他们一生都纠缠在一起,说来章惇在历史上的骂名,有很大程度也与苏轼有关。嘿嘿!谁让人家是苏东坡呢?大宋第一大才子怎会有错?错的自然而然就是章惇了。当然这都是后话…

    两人曾结伴游玩凤翔府仙游潭。潭下万仞绝壁,只有根小横木连接对岸。章惇请苏轼先行。苏轼摇头,珍爱生命。这事算了。却见章惇从容举步,走上横木。到对岸后,他攀山藤、上绝壁,以漆墨大书——章惇、苏轼来游。再转身返回。面不改色。而苏轼拍了拍他肩膀说“你日后定会杀人的”章惇不解。苏轼说“你连自己的命都可不要,别人的命又怎会放在心上”章惇哈哈大笑…

    还有一次两人游玩,在一小庙里喝酒,突然间有人说山里来了老虎。就在不远处。两人借着酒劲上马就迎了过去。真遇到老虎了,苏轼拨马就逃,章惇则叫从人敲起铜锣。跑的是老虎…

    这两件事出自宋人笔记。也许你会欣赏章惇的勇气,攀绝壁、退猛虎,真是一胆气豪壮的爷们!但古代士大夫阶层,他们认可的是苏轼的“理智”东坡居士生来的雍容华贵之气,怎能是章惇那样的亡命徒可比?且他们还有理论,就是苏轼说的,现代社会也不断的会有人说——一个人连自己都不爱,怎会去爱别人?

    所以,章惇什么都好,但是你最好别去惹他。他是个情绪激动、好走极端的人。他会是你最好的朋友,面临生死之难都敢为你出头,可当他愤怒时,他会赶尽杀绝,无所不用其极,用一切手段去干掉他所认定的敌人!

    接下来说程颢。这可真是太了不得的空前绝后型的大人物,说到宋朝的学术思想,就必定要说到理学。而说理学,就必定要说到他和他的弟弟程颐。随着时光流逝,二程的神像被越造越高,直到后来变成反对王安石、否定熙宁新法的根基。要说他,得从另一个人、理学的理论奠基者说起——周敦颐。

    这人名大家都不会陌生,“不蔓不枝,中通外直,香远益清,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清丽高雅的小品文《爱莲说》的作者。在当时就流传着些说法,说他名望学识比王安石、司马光等人加起来都高,高到无以名状,没法形容,神乎其神的地步。

    如王安石少年时曾带着自己名片,到周敦颐家去拜访。可拜访三次,被拒绝三次,连面都不让见。王安石愤怒了,说难道我不能自学成材吗?于是才有了后来王安石“荒诞不经”的一系列变法,这都是由于当年没受过高人教育啊!其实哪跟哪,无论少年时还是后来大家都老了,直到周敦颐死去,王安石都不会把他放在眼里,甚至当时学术界也没把周、程等人当盘菜。

    周敦颐生于1017年,原名敦实。因宋英宗赵曙原名赵宗实,所以改名“敦颐”幼年丧父,5周岁时随母亲投奔舅舅、龙图阁直学士郑向。在舅舅推荐下,他走上官场。

    这种开端决定了他一生的官职走向,永远都只是些小官,甚至被派到广东那种半开化地区去管犯人。同时也反映出周敦颐本人学识的“高度”前面所说的王安石三次求见而不得的事,一眼就瞧出真假了,和王安石一样,他也是个自学成材的人。甚至还没经过科场,自学到彻底…凭什么在王相公面前那样骄傲?更何况两人只相差四五岁,王安石是少年,他也是少年,求学期间就摆出了大宗师架子,简直不知所谓。

    那他为什么会变得那样了不起呢?就要看人家学的是什么。那就是在后世不断被拔高的理学!就由他奠定根基,而根基就要从他对道教的不凡理解说起。

    理学又可称道学,虽道可道,非常道,与老子所创的黄老之说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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