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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陈桥到崖山-第1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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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桑弘羊学习,每天里像商鞅那样想着怎样赚钱,完全违背了孔孟等圣人教诲…

    12日。范纯仁被罢知谏院,贬出京城,到外地反省。

    16日,苏辙被罢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出任河南府推官。

    还有冯京、谢景温、李常等人不断攻击均输法,理由千篇一律,不外乎就是扰乱秩序。法术不正。不知所谓“秩序”是哪一条大宋律例所规定的?也不知正确法术是什么?反正王安石和他的同党们就是不正!

    对此神宗皇帝没什么好脸色,当着国家公务员,拿着赵家发的工资,却站在大商人那边说话,这世上还有天理吗?没别的,一个一个的驳斥、赶走,都一边凉快反省去!

    截止到这,还只是些小打小闹,均输法实行后,富弼、司马光、韩琦、文彦博等等久负盛名、威力巨大的大佬们都还没登场。也许他们还在观望、在思考…

    另一边,宋神宗、王安石他们在做的就是稳住脚步、借着打压反对派的势头,把均输法推广全国,让每一路都做起来!要让全天下人都看到国库充足的状况,最重要的是要给大家一适应期,让他们僵化平稳了100多年的脑子能渐渐适应改变。

    王安石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奏章里写过这样一段话“变法的事,缓变会有利,急做害处多。大家要集思广议,慢慢来”

    新法第二条法令关系重大,因它涉及到了国家之本——农业。这是最重大的一件事!一个处理不当,就会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甚至改朝换代!有多少次改朝换代,都是因农业垮了,百姓们吃不上饭才铤而走险,当了暴民!

    这项新法名叫“青苗法”它在史书里大大有名,甚至于成了这场“王安石变法”的代名词…

    说青苗法,必须得跟另一个名词联系起来,那就是盛行于唐代的“常平仓法”这法令可说是项百分百为黎民百姓造福的仁政,从哪一点上说,都没半点害处。它是杆国家特设的天平,当丰收时,国家出钱稳定市价收购、防止谷贱伤农。当灾年出现时,国家以低廉价格卖出,让人民能吃上饭。

    注意它的性质:完全是不盈利型的,是种国办的公益事业。那么问题出现:既这样好,为什么王安石还要改变它,去实行青苗法呢?

    这再次验证了条真理——世上没坏事、只有坏人。无论多好的政策,都要看是由谁去实施。历朝历代,国家都由儒家学说统治,虽有些奖惩条例,可远远达不到监督力度。常平仓法再好,也被底下官员们给败坏了:这帮人里较有良知的是私吞了仓里粮,较有经济头脑的是把仓里的粮拿出来,和奸商们勾结,在灾年时以屯积、提价等手段卖出,发的不是国难财,是人命财。同时作为农民来说,他们的口粮都成了问题,种子粮又怎会剩下?于是开春后只能去借贷。(未完待续。。)

青苗新法篇() 
向谁借、怎么贷呢?向富户借、借高利贷!高利贷是个可怕名词,从古至今从没消失过,如今我们身边仍有,且一直都保持着浓重的民间色彩。对!通常他们都是黑社会!

    借时容易还时难,不是卖儿卖女、就是倾家荡产。俗话说得好“不怕欠债的精穷,就怕讨债的英雄”讨来讨去的,兼并就形成了,富的越来越富、穷的一无所有,沦为佃户,成了奴隶…

    针对这问题,9月,王安石重拳推出青苗法!

    首先,朝廷要拿出本钱来,本钱从何而来?就是全国各地常平仓、广惠仓里的粮。你们这帮贪官不是拿这个生财吗?现在朝廷收回来,给皇帝生财。具体作法是把这些粮食兑换成现钱,在河北、京东、淮南3路,分夏秋两季,夏指每年1月3日前、秋指5月30日前,把钱贷给青黄不接的农民…不白贷,两季庄稼收成后,加两成利钱,即120%归还。考虑到是分两季操作,实际每年收回的是240%(其中200%是本金,40%是利息)其它还有很多细节规定,如城乡居民除游手好闲、没不动产的人外都可以贷。为防止借了不还、甚至逃跑躲债,规定得有保人等等…不必一一了解。只有一点需注意:明文规定不许硬摊派!

    现在把青苗法和常平仓法作一比较。答案很清楚,青苗法不是去救农民,因40%的利息非常高了,俗话说利过三分就是贼,四分是什么就不说了。可只有比较才会出真相,当时宋朝民间高利贷高到了什么程度呢?不要震惊!那是月息6分,即年息720%!这是什么概念?我实在没法形容…

    于是,青苗法的本质出现。它不是救农民,而是杀富户!向豪强地主们夺利是当前最重要的!广大农民的利益暂时的确无法考虑…利率的对比、国库的空虚,都让宋神宗和王安石拿定主意,排除万难。不顾一切要实行这法令!

    但别忙,农业对当时实在是太重要了,一不小心,就会弄出没法收拾的大乱子!为此,王安石真正做到了虚心请教,谁有不同意见都可提出来。史书记载:青苗法是王安石和吕惠卿2人议定的,议定后,给苏辙看。苏辙当时还没罢官,是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变法派当时的内部人员。青苗法刚一出炉,他立即提出反对意见。

    他说这法本意是救民没错吧?可是有2分利。这就有了大麻烦。要知跟老百姓是不能讲信用的。见钱谁都眼开。都会借,那到还时就难了,就算绳捆索绑拿鞭子抽,都很难抠得出来。那时天下大乱。怎么收场?何况常平仓法尽善尽美,根本没必要改动,只是下边的办事人混蛋,我们只要加强吏治,就一切ok。何必兴师动众,没事找事?

    可说他根本就不懂当时国情。现在还提常平仓?国家都没钱给先帝送葬了,哪还有钱能白白拿出钱送给农民救急度命?

    所以:当务之急就是抓钱!在抓钱的同时,把从宋朝初年就开始的兼并之风刹住、把富户财主们的不义之财掐死、都变成国家收入!

    道理都通,可王安石仍不敢轻举妄动。他对苏辙说你说得有道理。我会从长考虑。之后将近1个月时间,再没过“青苗法”三个字。只是改革车轮相当于历史的车轮,一旦转动起来,连最初推动它的人都没法控制。就在王安石还在犹豫不决时,一偶然的事突然发生了…

    京东转运司王广渊上了封奏章。建议在河北路卖几千个“度僧牒”以这为本钱,在河北路试行青苗法。

    这提议至少包含以下两个内幕:1青苗法己广为人知了。不管在制置三司条例司内部存在着怎样争议、王安石本人意向怎样,这条法令和它的内容己走漏出去了。说实话,这有点失职。用富弼的话讲,就是当权者的好恶让下边人知道了,难免会有迎合。2“度僧牒”这办法想得妙。这三个字代表着巨大的瞬间收入和无穷的超级后患。先看怎样巨大的收入?几千个这种度牒,就能聚敛到50万贯钱。基本是宋朝每年给大辽和西夏岁币的总和了。说后患,那可真是后患无穷。度僧牒就是和尚们的合法营业执照。说来奇妙,自古以来,无论盛世还是乱世,佛教总能遍地开花、繁荣昌盛、一点都不受时局影响。为什么呢?求来世、求心安、求解脱等等都较虚幻,重要的是有实利,和尚们经营免税。一旦能得到“度僧牒”不管您从前是什么人,从此就日进斗金,两袖金风了。长此以往,请想像国家的税收是什么局面。所以在这里不得不说:王安石实在太急功近利了!

    未来的圣人程颢批评:这不是王道之正,没持久性。对此王安石却不屑一顾,他说所谓王道有正也有“权”也就是变化。几千道度僧牒,能买45万石米,在荒年时能救活15万人。这样的事还要反对,根本就是拘泥不化!

    对此,很想问问伟大的王相公:现在是荒年吗?是在谈救人吗?

    再说王广渊又是怎么知道有青苗法这回事的,且迎合得这样及时?处身在这样纷乱复杂的局势里,只要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会冒出疑问——这两个姓王的什么关系?是不是王安石在上层建筑里吃不开,而发动下面的群众造势,把法令推上去?

    所以:青苗法的实施本身应该说没错,而且必要。但王安石最初推行的做法就有不对。这在未来更造成了“王安石变法”里所有法令几乎都犯下的最严重、也是最一贯的错误——言行不一致!

    不过我从来没想过要否认这场变法。改革的本质是利益的重新分配,涉及到这概念,就和战争同级别。请问:这世上有没有不流血而成功的变法?有没有不死人造就的新世界?所以王广渊就算是被王安石暗中鼓动的,也没什么大不了。就算用的是卖度僧牒的钱,也没什么不对,至少没动用常平仓里的粮食储备…

    而在真正实施时,新党就犯了言行不一致的错误。说是只在河北试行,结果扩大到了河北、京东、淮南3路。说是用度僧牒的钱,结果动用了1500万石常平仓、广惠仓的粮食。说是“青苗法”立足于农业,结果城镇居民也可借贷。说是不许硬摊派。结果为了政绩、升官、发财、搞垮王安石等等正反两方面原因,摊派的硬度比金刚石差不了太多…

    在留存至今的史料里,已没法分得清这是王安石的主张,还是神宗皇帝本人的决定。但它既以大宋皇帝的名义发布了,这两个人就都脱不开干系!

    为何这样急于求成?在青苗法到底有没有漏洞、官场上理念还没理清的情况下,就这样大张旗鼓干了起来?这实在让人没法理解,毕竟王安石此前不久才刚说过“变法易缓不易急”的话。他到底是充满了自信,只要青苗法实行就可迅速见利,堵住保守党的嘴?还是预先判断到和司马光等人永远水火不相融,根本就不存在理顺理念的机会。才强行通过。让青苗法成为现实。让变法大面积铺开?

    不得而知…我们能看到的是:随着青苗法的出台,王安石变法的本身、新党与旧党之间的对抗,都骤然上升到水深火热、你死我活的程度…

    王安石也很清楚青苗法出台后,那些顶级大佬们会做什么。为迎接挑战。他做了一至关重要的决定——给一个人升官!

    29日,吕惠卿被提拔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这职位相当于皇帝的私人顾问加老师,可定期和皇帝面对面的讨论学问,要控制舆论、控制皇帝的思想,没比这职位更恰当的了!很快就会证明,这决定有多么的英明及时。

    10月3日,富弼辞职。公开理由是年老多病,其实大家都知道是反对新法。反对归反对,富弼的作法让人很感慨。

    富弼有事说事、就事论事。从不乱扣帽子,动不动就骂别人是小人。意见不被接受时,也不会恼羞成怒,找机会报复。现在,他在不能阻止、更不想参与的情况下。选择的是飘然身退,不掺和了!

    富弼临走,神宗皇帝召见,问“你走后,谁来当宰相”富弼答“文彦博”神宗默然好久。问“王安石如何”接着轮到富弼默然良久…

    富弼离开了开封,这之后,他再没回到帝都,基本退出了纷繁杂乱、失去基本规范的官场。回顾他的一生,尤其是他的离去,能体验到种真正的君子作风。什么是风度和涵养?看富弼,君子不出恶语,君子不强人所难,这样的修养就算放到现代,也是位标准绅士!

    历史学家们都感叹北宋从熙宁变法开始直到北宋亡国,政治家们都是些心灵变态扭曲的报复者、迫害者,连起码的平心静气讨论事情的素质都失去了。是的!真的失去了!富弼是最后一个濒临绝种的古老物种,他之后,再没谁能做到“克己复礼”这4个字!

    王安石却没兴趣感叹这些,不是他不认同这种美德,而是看到了这件事背后的危机。富弼的离开,在官场上代表着一信息、一立场。富弼当初上台,就是皇帝为变法派竖起的一块挡箭牌,想用富弼的威望延缓消弱反对意见。现在走了,是再明显不过的信号:不陪你们玩了,好自为之吧!

    同时,陈升之被任命为宰相,是皇帝想在富弼走后,为变法派再竖一块挡箭牌。但是陈哪有富的威望?

    果然,反对派突然间群起而攻之,规模之大,是北宋此前百余年间前所未有的,之前的大事如庆历新政、濮议之争…都相形见绌。

    司马光这时处在暴跳如雷的边缘,不过谁也没法看得出来。他的修养早己到了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动的程度。有件小事在官场里流传:

    一天司马光在办公,出了件急事,一小吏冲进来报告。却见司马大人正襟危坐、不动如山,当时就吓了一跳,急忙收住脚。结果又犯了个错,收得太急把蜡烛晃倒了,差点就烧到司马光的袍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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