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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史学大师司马光倒是看得很清楚。他说：“夫生之有死，譬犹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尝有超然而独存者也。以子房之明辨达理，足以知神仙之为虚诡矣。然其欲从赤松子游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际，人臣之所难处。如高帝所称者，三杰而已。淮阴诛夷，萧何寄狱，非以履盛满而不止耶！故子房托于神仙，遗弃人间，等功名于外物，置荣利而不顾。所谓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
矛盾是永远存在而不断发展变化的。就大汉开国皇帝刘季的主要矛盾对象而言，开始是秦朝，然后是项羽；秦、项相继灭亡，汉王朝建立后，就依次演变为异性王、功臣乃至于吕后及诸吕。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冷冰冰的客观现实。张良冷眼旁观，看透了这一切。他清醒地意识到功高震主的危险性，深知皇帝是靠不住的，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消除他的疑虑，若即若离，敬而远之。
留侯清高淡泊，看轻名利，既不愿同流合污，更不肯助纣为虐。于是便由大显身手转而置身事外。在汉初的不断清洗中，自我保全之余，他的手上没有血迹。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
封建帝制家天下的非人道本质，决定了它的自私性和残酷性。就功臣而论，君主用得着他们时，解衣推食，无所不至。一旦成为障碍和对立面，甚至哪怕只是心魔自生莫须有，立马就翻脸不认人，痛下杀手，必欲除之而后快。最便给的罪名，当然是十恶不赦的谋反。还嫌不够，就再加上点诸如里通外国这种猛料，让你身败名裂。刘邦临死前，甚至连樊哙都要杀！如果不是日薄西山英雄迟暮，废立太子之事，高祖恐怕不会那么善罢甘休，他与张良之间的关系，将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好在死神比圣意更其彪悍。
张良散尽家财为故国复仇；拿自己的赏赐转赠项伯为刘邦谋得汉中；群臣争功，气氛紧张，高明如萧、曹，亦未能免俗，嫌后不怕先，嫌少不怕多，都卷入进去推波助澜，惟独张良推辞掉“自择齐地三万户”的优厚赏格，劝封雍齿，平息事端。加以比照，高下立见。
纳兰容若词云：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西风悲画扇。梁某认为，张良选择他与刘邦初遇的留县作为封邑，也是不无深意的。初见时的美好记忆，可以化解许多或有的误会和戾气，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曾这样描述过他心目中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周在毛面前，象一个侍候一位杰出国会议员的笨拙的秘书。”我则感觉，刘邦对待张良，犹如一个财大气粗趾高气扬的暴发户在一个神清气爽温润如玉的世家子弟面前一样，得意洋洋之余，未免自惭形秽。诚如林伯桐所言：“汉高一生最喜狎侮，又多猜忌。老成如酂侯，英雄如淮阴，皆不免于猜忌。他如黥布之勇，郦食其之辩，其始皆不免于狎侮。唯遇留侯，则自始至终无敢失礼，亦无有疑心。岂徒以其谋略哉！观留侯自称，一则曰‘为韩报仇强秦’，再则曰‘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其进退绰绰有余于功名禄爵之外者矣。考其生平，居得为之地，而无田宅之好，无声色之嗜；至其经营天下，则如行所无事者，谁能及之哉？太史公称曰；‘无知名，无勇功，图难于易，为大于细。’斯观其深矣，安得不令汉高心折也乎！”
143个受封者及其继任人从高祖时受封起，中经惠帝7年，吕后8年，文帝23年，景帝16年，一直到武帝元封6年，历时102年。他们的封邑封号，从高祖时代起即开始被取消，到武帝末年，最后幸存者仅5个。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信然。
留侯一脉的传承就更为短暂。张良去世后，他的儿子张不疑袭封为留侯。文帝5年（公元前175年），不疑因犯“不敬”之罪，被削去爵位，废除封国。唐人刘长卿诗云：“汉文有道恩有薄”，由此可以得一旁证。
张良的所作所为，当然是有其指导思想的。他对黄老之术的研究运用，可谓已臻炉火纯青的化境。
八。黄老学说与汉初政治
经历秦朝苛政和楚汉战争后，社会面貌和人民的心理都发生了显著变化，急需休养生息。汉初约70年间，儒、法显学失势，一向备受冷落的道家忽然如鱼得水大行其道，其主要流派——黄老学说，更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公认的盛世——“文景之治”时期的国家哲学。老子清静无为思想得到提倡，成为当时文化学术的主流，并对现实政治和经济发挥了直接而巨大的影响。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黄老学说逐渐式微。但道家思想依然薪尽火传，流布不息，当然其间也发生了不小乃至质的变异。
著名学者、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引述《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的观念，对当时“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的阴阳、儒、墨、名、法、道德这六大流行学派的“要旨”逐一作了评述。他全面比较分析了六家学说的优劣短长，都有所肯定，也有所批评，他个人的思想倾向则极其鲜明。
六家之中，司马谈重点比照了儒、道两家。在他看来，儒家的长处只是“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而已，但却“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而且儒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结果必然是“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认为儒家迂远而阔于事情。佯褒实贬的意味是明显而浓厚的。
六家之中，司马谈对道家情有独钟，认为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融汇了诸家之长而无其短。至于效果，“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与儒家的“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恰成对照。
司马谈说：“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司马谈的说法是有根据的。他所说的道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老庄道家，而是指战国后期到秦汉之际道家与名家、法家等融合后形成的新流派。《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齐国“稷下学者”慎到、田骈、接子、环渊等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著名法家申不害之说“本于黄老而主刑名”；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则“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司马迁以史学宗师的卓绝眼力，一针见血地看出了道、法两家迥然不同的外貌下内在本质的一致性。王国维刻意讥评太史公不该将老子与韩非同传，实属智者千虑一失的皮相之见，并无道理。
当代学者金春峰进而指出，黄老刑名（法）是一个思想体系。他说：汉初黄老思想，主张清静无为，对秦代的严刑酷诛来说，似乎确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但是，它的实质仍然是严酷而毫不放松控制与镇压的“法治”。它纠正与改变的是秦代对法治的滥用，而其法治的精神与立场，则是没有改变的。黄老思想，正如帛书（《黄帝四经》）所表明的，本身就是一种法家思想。它对政治、人生、社会、社会秩序，不诉诸于道德说教和宗法情谊；不祈求理性的自觉，而完全求助于漠然无情的暴力和物质手段的奖罚，认为惟有法律、法令、吏治、强力，才是巩固统治、建立社会秩序的可靠手段。汉初统治者在清静无为的宽容面貌下，所严守不失的，正是黄老或法家思想的这个基本精神与立场。因此，“汉承秦制”，不只是指具体的政治经济制度、社会结构、施政大纲，也包括秦代奉行的法家指导思想。
这种说法虽然比较偏至，但透过表象看到了问题的本质，值得重视。
其实鲁迅早就说过：
刘邦除秦苛暴，“与父老约，法三章耳。”
而后来仍有族诛，仍禁挟书，还是秦法。
法三章者，话一句耳。
黄老一派学者拉大旗作虎皮，抬出传说中的黄帝与老子相配，以抬高本派地位，故称“黄老学派”。其主流思想，则被称为“黄老学说”。
黄帝又称轩辕氏，是中国历史传说中的帝王。他原是古代部落首领，与同母异父兄弟炎帝不睦，长期争战不息。其中以与炎帝后裔蚩尤在涿鹿一战，尤为惨烈。蚩尤请风伯、雨师相助，黄帝有应龙、天女魃等帮手，战况几度反复。其间蚩尤作大雾，黄帝靠玄女教导战法，又令风后作指南车辨别方向，终于战胜蚩尤，取得决定性胜利。从此黄帝被华夏各族首领一致拥戴为部落联盟领袖。
据说，黄帝不仅武功烜赫，文治也成就卓著。举凡文字、音律、医学、算术、冕旒、衣裳、釜甑、舟车等，都为他和臣下所创制。黄帝还钻燧取火，教民熟食；又蒸谷为饭，穿阱猎禽。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了蚕丝，诸臣也多有创造发明。后世尊黄帝为中华民族的始祖。这是一个被高度神圣化、符号化、象征化了的传说中的史前英雄人物。《周易？系辞下》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又将他作为垂拱而治的榜样。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春秋时期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厉乡曲仁里人，和孔子同时而稍早，大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又称老聃。与博尔赫斯类似，老子做过周朝“守藏室之史”（国家图书馆馆长）。孔子西游至周都洛阳，曾向他问礼。老子开导孔子说：“一个优秀的商人，深藏财货，而外表看起来仿佛是一无所有；一个有修养的君子，品质超群，而外表看起来好像是迟钝愚蠢。你务必去掉骄矜之气和贪欲之心，那些对你没什么好处。我所能告诉你的，仅此而已。”
自己干坐清水衙门的冷板凳，多年没有升迁，仕途渺茫；又看到周室每况愈下，日渐衰落，大环境也不甚美妙，老子心灰意冷，决定抽身退步溜之乎也。出关的时候，恰巧碰到了一向敬仰他的守关头目尹喜。尹喜苦苦请求说：“先生就要归隐了，以后难得一见。你平时不肯动笔，这次无论如何，有劳你勉强为我写一本书吧。”同时吩咐手下好酒好肉侍候。老子实在推辞不过，只得恭敬不如从命，暂作勾留写下一本书来，内容以谈“道”、“德”为主，共约5000言，计八十一章，分为上、下两篇。这就是道家的开山著作《老子》，又称《道德经》。老子写好书后立马走人，从此宛如在人间蒸发，没有谁知道他的下落。
老子提出“道”的观念，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否定天的最高权威。主张“不行而知”，反对追求知识。对儒、墨两派的道德观不以为然，认为真正的道德是不追求道德。强调“柔胜刚，弱胜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江河所以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大方无隅。大音稀声。大象无形。大巧若拙”；“吾有三宝，一曰慈，一曰俭，一曰不敢为天下先”，提倡柔软虚静，减少私欲，慈悲节俭，知足不争。老子心目中理想政治是无为而治，理想社会是小国寡民，“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使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一书包含朴素的辩证法因素，提出“反者道之动”，“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一切事物都有正反两面的对立，对立面互相转化。《老子》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最重要的具有原创性的几本经典著作之一，对中国思想史和政治史都有着巨大而持久的影响力。
黄老学说为何独领风骚于汉初？张荫麟对此有一段鞭辟入里痛快淋漓的论述：
汉初在武帝前的六七十年是道家思想的全盛时期，帝国的政治和经济都受它深刻的影响。
为什么道家会在这时有这么大的势力呢？道家学说的开始广布是在战国末年。接着从秦始皇到汉武帝的一个时期的历史恰好是道家学说最好的注脚，好像是特为马上证实道家的教训而设的。老子说：“法令滋章，盗贼多有。”秦朝就是法令滋章而结果盗贼多有。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秦朝就是以死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