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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贬再贬且罪及子孙亲友。清照之父李格非曾受到 苏轼赏识，遂被列入“元祐奸党”名单。
② 李清照《满庭芳》词。
① 李清照《小重山》词。
② 李清照《浣溪沙》（小院闲窗）
③ 伊世珍《琅嬛记》卷中引《外传》（津逮秘书本）：“易安结缡未久，明诚即负笈远游。易安殊不忍别、觅锦帕书《一剪梅》词以送之。”对这一记载的附会之处，本书正文中还将有所分析。
④ 李清照《投内翰綦公崈礼启》。
⑤ 李清照《投内翰綦公崈礼启》。
① 匡亚明《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见本书卷首。
在反复捧读匡老的这一书序，特别是这段充满深情的话语后，笔者深深 为之感染和鼓舞，一直是在一种极为“感奋”的心情下来进行这项写作的。
所以首先下定决心，在李清照研究中最棘手的问题上，采取知难而进的办法， 不管自己为之付出多少汗水和心血，也要设法解决李清照作品的系年问题。
其具体做法主要是“转益多师”，不拘一格，这里仅举二例：例一是，选取他山之石以攻玉。女子的事迹既然难见载籍和经传，那么 就从与她有关系，又有地位的“须眉”的行实中寻找线索。传主的翁舅赵挺之系时相之一，他的事迹多见于正史，对于清照写给他的诗句，即可联系朝 廷的有关事件，加以分析排比，从而作出较合理的系年。又如在中华书局 1981 年 8月出版的孔凡礼辑《全宋词补辑》的第 26 页上，载有从《诗渊》第 25 册上发现的李清照的一首《新荷叶》。关于此作，除了在原出处署有“宋李易安”的字样外，无其它任何线索。笔者根据词中有“芝兰为寿”等句，第 一步可确定它为寿词；又根据其中的“鹤瘦松青”、“东山高蹈”等句，第二步确定这位寿星还是一位隐士，也是一位极受词人尊重的长者；第三步即 排比与清照有关的人士，这就很容易把眼光集中到与其父有深交的晁补之身上；第四步查考晁朴之的行实。原来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 年），是晁补之 隐居金乡的第六个年头，并于是年修葺了松菊堂。此时又大约是赵明诚和李清照屏居青州的第二个年头。金乡和青州均属于今山东，且二地相距不远。 在没有发现与上述思路相抵悟的材料之前，将这首《新荷叶》，作为传主为其文学上的忘年交和长者晁补之所作的一首贺寿词，系于大观二年，当是合 理的。至于为什么对此词特别重视，这将在以后的章节中作出交代。例二是，亲身体察，旁征博引。这是对在《漱玉词》中别具一格，又是传主的一首重 要词作的《渔家傲》的系年而言，此词云：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帝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报路长嗟 日暮，学诗谩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
所谓“亲身体察”，对解读此词来说，包括两方面的含义，首先是指象 亲口吃饭那样，对词旨细细品尝体味；其次是对词中所涉及到的虚实难辨的名物，在可能的情况下进行一些实地考察，比如对结拍的“蓬舟吹取三山去” 的“三山”，以往注家都说是指东海的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这与词的表层语义是相符的，似乎无可非议，但对于解决词的系年问题却毫无意义。 而不能正确解决它的系年、不了解传主在写此词时的心态如何，解读就很难到位。于是就转换视角，从另一角度考虑，遂想到“三山”还是实实在在的 地名，而且在我国至今的版图上仍有四个地方叫做“三山”。一是今山东莱州有“三山”；二是今南京西南长江东岸有三山；三是京口（今江苏镇江） 又名三山；四是今福建福州别称三山。这四处三山，莱州和京口二地，清照确实到过。南京的三山，在其远览寻诗的过程中，登上北宋人所建的赏心亭 当可尽收眼底，不必乘舟前往。为了弄清清照到底指的是哪一处“三山”，笔者曾对这几处“三山”所在地作了考察，从而断定——清照词中“三山” 的表层语义是指东海三神山，而深层语义则是指福州的别称“三山”，下面我们就通过旁征博引来解答传主为何要到福州的问题。
原来建炎三年（1129 年）闰八月，因金兵南下，高宗自建康逃往浙西。 是时李清照还留在建康为逝世不久的赵明诚料理后事。事毕，传主在走投无路中，打算“往依”“任敕局删定官”①的胞弟李迒。“敕局”是主管皇帝诏 书的机构，其属吏自然是跟随御驾行动。清照要投奔其弟就得紧追御驾。不料这位年事正盛的宋高宗却闻敌丧胆，望风而逃，清照几经扑空，终未追及。 紧接着传主耳闻“颁金之语”②，意即赐玉器予金人，也就是有人诬告她家私通金人的意思。此事非同小可，清照为之惊恐不已。遂倾其家中铜质器物， 欲追赶逃跑中的宋高宗投进，以湔洗被诬之冤。所以高宗在两浙逃亡的路线，也就是传主追赶流寓的路线。
高宗的行实详见于诸多史书，稽查可知：建炎三年十二月，在高宗逃到 明州（今浙江宁波）时，“提领海船张公裕奏已得千舟，帝甚喜……先是监察御史林之平，自春初遣诣泉、福召募闽、广海舟，为防托之计，故大舟自 闽中至者二百余艘，遂获善济”③。这说明高宗早已作了从海上逃亡的打算。
至于逃往何处，那恐怕是绝密级的事情，清照不一定能很快得知。是时卫士 张宝等托词家有父母妻子，不愿乘海舟护驾且出语不逊，高宗以御笔偷诛张宝等首者十七人于明州市。同年十二月已丑，高宗在定海上船诏以亲军三千 余人自随，二府④亦登舟奏事，君臣皆以为敌骑虽百万，其在海上却无能为力，登舟即可免祸。甲午自镇江募海舟，载宗子及其妇女三百四十余人至泉州避 兵，泰州、高邮军亦迁宗子等百八十人至福州避兵①。建炎四年正月己未，明州守者奔散而出，金兵入城。高宗闻明州失守，遂引舟而南，并于“二月乙 亥，御舟至温州江心寺驻跸，更名龙翔。”②在金兵相继攻破明州、定海后，原来的势头是继续南侵，可巧风雨大作，加之和州防御使、枢密院提领海船 张公裕引大舶击散之。金兵退据明州如扬州例，焚其城，且占领七十日。在这期间，高宗以福建为退路之想已公开化并付诸实施，一连三令五申速将其 祖宗“神御”迁往福州③。“神御”是特指帝王的遗像。同一位宋高宗，他对父母兄长在北金受尽蹂躏，不啻无动于衷，对祖宗的遗像倒备加关注，其用 心不难体察，上一年，先期去豫章（今江西南昌）的隆祐太后，在洪州失陷后，亦于此时入闽④。
从赵家的情况看，明诚母郭氏原殡于江宁，后迁葬于泉州⑤，而其次子思 诚则于建炎年间已家于泉州⑥，此外还有“泉州故相赵挺之家”⑦之说。这一切无一不表明赵家已在泉州安了家，站住了脚跟。如果说赵家“三诚”中， 季子明诚之行实尚有微暇的话，长子存诚、次子思诚则可算作封建社会中难① 李清照《金石录后序》。
② 李清照《金石录后序》。
③ 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六，中华书局 1957 年版。
④ 二府：指政府和枢府，亦称东、西二府，即指朝中政、军界要员。
① 《续资治通鉴》卷一○六。
② 《续资治通鉴》卷一○六。
③ 《中兴小纪》建炎四年二月乙亥“诏启运宫神御于福州奉安”，《宋史·高宗本纪》建炎四年二月“乙亥，奉安祖宗神御于福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续资治通鉴》卷一○七亦云四年二月“乙亥？奉 安启圣宫祖宗神御于福州”。
④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十一，中华书局 1988 年版。
⑤ 黄公度《知稼翁集》卷十一，四库全书本。
⑥ 《福建通志》卷五十二。
⑦ 徐松《宋会要辑稿·崇儒四》，中华书局 1957 年版。
得的好官吏。清照对丈夫的这两位兄长和他们的妹夫等都很信任和倚重。此 时在泉州有职有权的赵思诚当不会对流寓两浙的弟媳置之不理，而嘱其诣泉州避难是顺理成章的。既如此，传主产生南行的意向，悉在情理之中。另外， 在这首《渔家做》中，还有一个关于南徙的有力的内证，这就是“九万里风鹏正举”之句的出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化而为鸟，其名为鹏…… 是鸟也，海运则将徒于南冥……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传扶摇而上者九万里”。①鹏是将徙于南冥的，也就是由北海往南海飞，与清照所向往的 去泉州的方向是一致的。所以她在词中运用这一典故非常恰当，如果她向往的是北方莱州的三山，就不能以南飞之鹏为典，而从青州到莱州三山，绝无 云雾茫茫上接天际的水路可行，其必经之地则是她写《蝶恋花》（泪湿罗衣脂粉满）时下榻的昌乐驿馆。其由青州至江宁虽系南行，但“三山”不用作 江宁的代称，再说这段水路也远不及由温至泉舶行所给人的水天相连的感觉，而词之首句的“天接云涛连晓雾”，即很象是温州瓯江孤屿水天云雾实 景的幻化。至今虽仍未发现有关清照到过温州江心寺的记载，但因她一直追随高宗的逃亡路线，亦当到过江心寺。此词很可能写于被谢灵运形容为“乱 流趋正绝，孤屿媚中川。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②的瓯江孤屿。词中“风休住”，意谓风送行舟，这正是清照于建炎四年正月底或二月初抵温时，北 风劲吹的季节。船借风力由温南行无疑。
据上所述，拟将清照的这首《渔家傲》词作如下的解读和系年：此词虽 题作《记梦》，却不一定完全是梦境的实录，倒像是作者上述那段特殊经历的艺术再现。后来清照的女弟子韩玉父，曾“自钱塘而之三山”，她是从杭 州到福建去寻找那位与其“有终身偕老之约”、“得官归闽”的“林君子建”
①。可见宋代人对于清照的“三山”之意，是理解为南去福州的。 福州不仅是由温至泉的水行所经之地，而且别称三山。所以词中“蓬舟吹取三山去”的语言意义虽是指东海三神山，而其言语意义则是指福州。同 样的道理，词中的“帝所”、“天语”，字面上是说作者在梦中听到天帝向她发问，实际是她殷切企望追及、陛见高宗心理的幻化。因此，不管清照的 行迹是否到达福州或泉州，这首词的写作契机既与福州（三山）有关，更与“天帝”在人间的代表高宗有关。在这之前一、二年中，清照又确实“循城 远览”，寻得诸如《乌江》、《咏史》和“南渡衣冠少王导”等“惊人”和“后世皆当为口实”②的诗句。此词中的“学诗谩有惊人句”，当是以上创作 实绩的带有讽喻和牢骚意味的概括。由此看来，这首一向被认为表达理想的浪漫主义的豪放词作，却有着极为直接而深婉的现实内容。所以将它系于高 宗建炎四年（1130 年）正月或二月，是有史、有事可稽，当可为人所接受的。
作品系年既是作家研究的基础，在这上面多花一些气力是必要的、值得 的。对《渔家傲》一词是这样，对传主其他作品的系年，也大都花费了一番九牛二虎之力，从而收到了明显的效果。掌握了作品系年这把钥匙，更便于打开传主心室的大门，为其隐衷找到现实可信的依据。
① 《庄子·逍遥游》郭庆藩集释本，中华书局 1961 年版。
② 谢灵运《登江中孤屿》，《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逮钦立辑校，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① 《宋椠醉翁谈录》乙集卷之二，转引自《李清照资料汇编》，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② 庄绰《鸡肋编》卷中。涵芬楼排印本。
（四）
细审用事用典 用事用典是一回事。对于作品中用典好，还是不用好，在古丈论家的眼中有两种绝然相反的看法。刘勰是主张用典的，他所说的“事类”①，比通常 所说的“典故”的范围还要宽泛得多。而钟嵘针对“文章殆同书抄”②的弊病提出，有关治国巨著可以用典，而对于抒情诗则不应该用典。不知有意无意， 李清照作品在用事用典方面，分别吸取了刘勰和钟峙的精辟见解和合理主张，从而扬弃了刘、钟之说的片面成分。在她的文章和叙事诗中大量用典， 而在其写景和抒情的短幅诗词中，有的一个典故也找不到。刘勰见解的极为可取之处是在于“用人若己”③，即引用前人的故事，要象自出其口。这一准 则，李清照在其身世词中运用得尤为出色。她在其《词论》中是主张，甚至强调使用“故实”的，而她的绝大部分词中的故实，就象是高钠盐溶解人水， 味道很浓，却不见踪影，因而使得迄今为止的《漱玉词》的诸多注家和论者，大有失职之嫌。一方面是应该注出的典故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