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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评传》
作者：邢兆良【完结】
内容简介
该丛书从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
作者简介
邢兆良 1949年6月生，上海市人。毕业于厦门大学研究生院，获哲学硕士学位，现在上海同济大学社会科学系任教。长于中国文化与中国科学技术思想关系的研究，已发表论文十余篇。
导 读
本书系统地考察、分析、论述了墨子的生平活动、学术思想和历史影响，并且从时代的经济政治结构、科学技术水平、思想文化环境诸方面，探讨、论证了墨子思想体系产生、发展及其衰亡的主要原因；对墨子思想体系的整个结构，对墨学研究中一些聚讼未决的问题，作者在博采众议的同时，依据墨子本义和时代背景的实证材料，较为客观地作出了自己的分析和论证，使墨子的科学思想、社会政治思想、认识论和逻辑学得以构成一个有机结合的、具有内在逻辑结构的思想形态。
第一章 西周官学与诸子私学的冲突
一、文化冲突的社会基础
墨子是春秋战国之际一位重要的思想家。春秋战国之际是中国社会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在这期间，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发生了急剧的变更，社会思想也随之激荡。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的巨变集中体现为西周官学与诸子思潮的文化冲突。只有认识了这次文化冲突的社会基础和基本内容，对处于其间的重要思想家——墨子的思想，才能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得到比较深入和全面的认识。
以老子、孔子、墨子为起端的诸子思潮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学术下私人的文化现象的真实的含义应是：随着经济制度的变化，西周政治统治的衰落，新的社会阶层的崛起，一统的西周官学不可避免地衰落了，一种代表新的物质生产方式、新的社会阶级利益的文化内容和形式——诸子思潮不可避免地兴起、高涨。他们的言论和思想，真实反映了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动态：物质生产方式的变革，商业金钱浪潮的冲击，科技的发展，士阶层的崛起。同时，他们从自己的阶级利益出发构画了一幅幅自己所理想的社会前景，提出了种种施政方略，并通过不同的政治实践力图影响各国统治者。要准确地理解西周官学与诸子思潮之间文化冲突的本质和意义，首先必须分析一下文化冲突的社会基础。
（一）物质生产方式的变化
春秋以来，物质生产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到春秋战国之际，很多变化已被社会普遍承认，有的甚至用法律形式固定强化。物质生产方式的变化，使新兴的社会阶层如地主、小农、个体工匠、商人、士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同时，反映他们经济利益、政治要求的思想、理论也就成为社会之必需。
首先是田制的变化。周灭殷商之后建立起来的宗法式分封的政治结构，是一种小族征服、统治大族比较有效的政治统治方式。这种宗法式分封的政治结构，其基础是土地的领主制。土地的分封是按照领主的不同等级进行的。对西周土地分封的方式，自孟子以来，儒家各派有不同的解释。他们根据现存的残迹，文献的记载或讹传，主观的理想化，术数的附会，所构画的西周土地分封的图案都存有两个缺陷。一是经今文学家整齐划一的分封规格，这在地形相当复杂，测量手段不很准确的情况下，实际上是不可行的。二是经古文学家以术数结构为先验图式，以天子王畿为中心，五等九服，五百里圈式的封国图案，这在现实的地理环境中也是绝对不可能的。儒学各派关于西周封国封地的图案虽近于虚谬，但封国封地的西周分封却是一个历史事实，《诗经》、《书经》、《左传》等典籍都有不少记载。如《诗经。大雅》记载：“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谢人，以作尔庸。王命召伯，彻其土田。王命傅御，迁其私人。”这大致说明了西周封国封地的一般情况：由周天子封筑封地的疆界，封主一宗及私属的士农工商人员去封地建国。在封国内，君主就是领主，“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
各封国大小领主再按照同样的土地分配模式，按宗族等级分配土地。这种等级分配模式的最低一层，就是分配给农民。农田如何分配？井田制的分配方式是否存在？通过对文献记载的分析，其中有几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计口授田，农民对土地没有所有权。二是封国内领主土地的定期重新分配。这种定期的重新分配是指直接分配给农民的这一层分配。农民换土易居进行耕作，使肥瘠各匀，财均力平。三是以助耕公田为主的农役地租（包括兵役）是领主和农民之间基本的剥削联系。以后田制的变化主要是针对这三点。田制的变化必然导致物质生产方式的变化，最后导致周王朝宗法式分封的政治结构的瓦解。这点孟子早已看到：“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 这种封建领主的土地占有、分配形式，本身孕育着其衰灭的必然性。对各封国来说，由于它们的土地不是定期重新分配的，因此，土地的多少，土质的肥瘠，劳力的众寡强弱，水源的多少，可垦地可能的大小等自然条件差别的客观存在，科技发展对农具、水利、耕作方法的改革在各封国存在的差距，这些因素使各封国在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上（食、兵）的差距明显加大。
彼此之间由于经济利益而发生的政治斗争，进而导致为争夺土地、财富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韩非子首先从经济原因解释了当时的政治斗争，“晋之分也，齐之夺也，皆以群臣之太富也。” 据《春秋》所记的242 年间，侵61，伐212 ，战23，围44，入27，袭1 ，结果灭者30，取者16，迁者10。 《史记。太史公自序》云：“春秋之中，拭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对各封国内的大小领主来说，由于私田的出现和增多，超过公田，私门富庶，公室贫弱。鉴于这种状况，公室只得承认私田合法，对私田一律课税，增加公室收入。这危及到私室的经济利益，促使它们谋反，瓜分公室。如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 年）鲁国实行初税亩，承认私田的合法，过了32年，季氏、叔孙氏、孟氏“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尽征之，叔孙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再隔25年，又“四分公室，季氏择二，二子各一，皆尽征之，而贡放公。” “皆尽征之”的现象说明，新兴的地主土地私有制取代领主土地占有分配制已成为一种时代潮流。对耕种土地的农民来说，定期交换土地的方式，使他们对保持土地肥力不感兴趣。
同时，劳力的不均衡，使劳动力多的农民有能力并希望得到更多的土地耕种，他们开垦出来的荒地也要求归己所有。而且“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迟也。” 私人占有土地对领主和农民来说都是有利的，这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
这种私人占有土地的合法化，及伴随而来的由助耕公田的劳役地租向实物地租的转变，土地自由买卖也就成为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周王室的衰败，使其无法维持原来的土地分封制度。各封国诸侯为了争霸的现实需要，都纷纷以法律形式将土地私有制肯定下来，得到了土地私有者的拥护。《左传。襄公三十年》记载了子产进行改革，使“田有封恤，庐井有伍”。从政一年，舆人诵之日，取我衣冠而锗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及三年，又诵之日，我有子弟，子产海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这段记载说明，子产承认私田的合法性，将私田和户口按“伍”编制，加强赋税征收管理，又将私田的封洫由国家统一治理，使农田水利大为改善，私田主得到了益处，就由反对变为赞扬。
春秋以来，各封国诸侯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土地制度的法律条令。而到了春秋战国之际，按田征税的制度已相当普遍。如墨子说：“以其常正，收其租税”，“今农夫人其税于大人”。 《论语。颜渊》亦记载，“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这里鲁哀公所说的”二“是征税的二，是鲁实行初税亩以后的情况。
公元前538 年（鲁昭公四年），郑子产作“丘赋”，公元前536 年（鲁昭公六年），郑子产铸刑书，公元前513 年（鲁昭公二十九年）晋赵鞅铸刑鼎。国家开始从赋税制度和法律保护了私田和私有财产的所有权。国家对私田所有者征收军赋，这即是《孙子兵法。作战》篇所说的，“百姓竭则急于丘役”。军赋的变革是劳役地租向实物地租转变的结果，这为士兵与农民的分离准备了物质条件，专业士兵的出现是社会政治、战争的需要。同时，由于兵役是劳役的一种形态依附于土地，兵、农的分离标志着土地私有化的加速。
土地私有化的一个最突出的现象，就是土地作为一种商品已经可以自由买卖了。如《左传。襄公四年》记载，公元前569 年晋魏绛建议购买戎狄土地，可见土地自由买卖已较为盛行。《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篇记载春秋战国之际，“中牟之人弃其田耘，卖宅圃而随之学者邑之半”。《汉书。食货志》记载，“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这不过是春秋战国之际以来中原各国土地买卖发展到秦国，被商鞅用法律形式加以肯定，并加剧其发展而已。
与土地私有化进程相随，商业突飞猛进地发展。工商食官的局面被打破，专业的自由商人大量涌现，因商而致巨富的大商人不胜枚举。
《论语。先进》说：“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墨子。贵义》说：“商人之四方，市贾信徒，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必为之。”《汉书。食货志》说：“及周室衰……士庶莫不离制而弃本，稼穑之民少，商贾之民多。”
商人政治地位上升，开始步入政界，干预政治。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子赣（子贡）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商业城市不断兴筑，筑城见于《春秋》者就近五十起。到春秋战国之际，商业城市更如雨后春笋。商业市场不再是西周那种“前朝后市”的设置，而是形成了专门的商业市集和专业肆，商业城市空前繁荣起来。
《左传。昭公三年》记载晏婴在和叔向谈及齐国国内形势时说：“国之诸市，履贱踊贵”，这说明齐国有很多商业市场。
《左传。昭公三年》记载齐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漱隘嚣尘，不可以居，请更诸爽塏者。”这里用湫隘嚣尘形容临淄市场的规模及其喧闹景象。
《战国策。齐策》描写了齐国商业城市临淄繁荣的景象：“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而富，志高而扬。”《史记。
货殖列传》记载范蠢隐居宋国的定陶，“十九年三致千金”，“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则市欲其行如流水”，定陶就是一个当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的大商业城市。
春秋以来的商业，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贩运性商业。它主要是利用自然资源，专门技术，地理环境等等的差别，赚取高额利润。因此，它不是生产过程的一个组成环节。这种贩运商业的繁荣必然需要大量的货币用以流通，金属铸造的货币满足了这种需要。目前能确证的出土金属货币只能上溯到东周时期。春秋战国之际金属货币广泛流通，并形成了布币、刀币、铜贝等几个货币体系与流通区域。
例如，楚币——铜贝（蚁鼻钱）的出土范围有湖北、湖南、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及陕西等省。 这说明，春秋以来商业的繁荣与金属铸市在全国广大范围的流通是互为因果的。大量货币的积累对社会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