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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了人们的各种工作，指责儒者之道足以危害社会，丧失天下。
（二）墨学渊源
墨子所开创的学派，所形成的系统的学说、理论是空前绝后的。它反映了社会激烈变革时期新兴的，刚刚脱离等级宗法束缚的，处于上升趋势的小生产劳动者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研究墨子学说产生的社会基础对把握墨子思想的基本脉络固然是相当重要的（如研究当时社会的物质条件，政治、经济、思想的现实需要等等）。但是，分析、考察、探讨一下墨学的学术渊源，对明确其源流，辨其得失之因，考其兴衰之缘，乃可另辟一径，达到对墨子思想的深入认识。
古文献中有关墨学渊源的记载，大略有以下数条：“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 墨子称道大禹，认为“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背周道而用夏政”。 “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 “盖墨翟，宋之大夫”。 这些史料大致揭示了墨学的三个渊源。其一源于尧舜禹之道。其二源于周礼。其三源于宋俗。根据对现存的《墨子》53篇及相关史料的分析，墨学的这三个渊源的说法都有其根据。下面作一简略的分析。
尧、舜、禹的时代是氏族部落的原始公社的社会制度。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中，有两点是基本可肯定的。其一，部落的首领不是世袭的，而是通过一定方式举荐出来的，这就是尧、舜、禹之间的禅让制度。根据《尚书。尧典》等篇记载的传说，尧在帝位时，咨询四岳（类似部落首领的元老会议），四岳推荐舜作继位人，经过考验，舜摄位行政，尧死，舜正式即位。后来，舜以同样方式让位于禹。《论语。尧曰》也记载了尧、舜、禹之间禅让的传说，“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禅让制度当有所据，战国时仍有遗风。例如，《吕氏春秋。不屈》篇记载，”魏惠王谓惠子曰：“上世之有国必贤者也，今寡人实不若先生，愿得传国。’惠子辞。”魏惠王效法尧想让位给惠子，惠子却学许由而谢辞。《战国策。燕策》记载燕王哈效法尧舜禅让的历史。燕王哙让位给大臣子之，结果酿成国内大乱，诸侯干涉，事败身亡的大祸。尧、舜、禹的禅让之说是墨子尚贤说的直接来源，“尚欲祖述尧舜禹汤之道，将不可以不尚贤” 墨子所述的古代圣王从百姓中举贤才的故事和墨子的尚贤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 “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 墨家组织领袖的产生是实行一种巨子制的举荐方法，“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 《吕氏春秋。上德》篇曾记载，墨家巨子孟胜在以身殉义之前说：“我将属巨子于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贤者也，何患墨者之绝世也！”说明在墨家内部是以举贤继任的方法来解决墨家领袖的继承问题。这和尧、舜、禹禅让的故事相一致。墨家钜子以身作则，吃苦耐劳，献身救世的精神也是直接继承了墨家所讴歌的沐雨栉风，日夜不休，为民操劳的夏禹作风。
原始公社的大同思想对墨子的理想社会的思想也有直接影响。《礼记。礼运》篇记载了关于大同社会的描写：“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范文澜认为这段话讲的是禹以前的社会情况。
这个论断与《礼记。礼运》中的一段论及周礼的话相对勘，可得到佐证。“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己。”大道行，天下为公；大道隐，天下为家。这两种社会情况相对比，可说明《礼运》的大同思想确是描述了周礼等级宗法社会以前，原始公社的社会状况。
这种原始公社大同思想影响到墨子的，就是墨子兼爱的社会理想。下引有关墨子兼爱思想的数条文摘，将其与《礼运》大同思想相比较，可见两者如出一辙。
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
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
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
墨子早期学习儒学，系统地受过周礼的教育，又长期居住在周文化传统浓厚的鲁国。他熟悉周礼和儒家经典，受周文化的熏陶是自然之事。《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义废，诗书缺”，而现存的《墨子》53篇中，据罗根泽在《诸子系年》的统计、考证，引用《诗》者有12处，引用《书》者有32处，引用各国《春秋》者有4 处。墨子对于儒学及周文化的修养无论在文字或义理上都具有学者的水平。墨子引《诗》、《书》、《春秋》，文句多以通俗化的解释，这和墨学的平民化的特点相适应。虽然，后来墨子因儒学、周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终于“背周道而用夏政”，成为儒学的背叛者和反对派，但儒学和周文化在墨子的思想上也打下了烙印。《亲士》、《修身》、《所染》3 篇具有明显的儒家色彩。治墨者一般都认为是后人伪托，或后期墨家学儒后的作品。从墨子出于儒而反儒的思想发展过程看，这3 篇作品正是墨子受儒学影响的早期著作。韩愈在《谈墨子》中主张儒墨合一说，“儒墨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修身正心治天下国家，奚不相悦如是哉？” 虽则韩愈没有认识到儒墨的根本对立是不同阶级利益的对立，但孔子的仁者爱人，惠民德政，知人举才，修身正身等等人道主义对墨子的兼爱、尚贤、修身之言行确有其影响。墨子正是运用了孔子学说及儒家典籍的思想材料重新构造了自己的学说和理论。
从天子失官，学在四野，官学下私人的变化过程看，孔子第一个对周王朝的各种官学及典章制度进行学习、研究、损益和改造，并提出自己的学说，进而聚徒授学，开创了私学。墨子作为由庶民通过学而上升为士的学者，其接触的学问、知识不外是两个渠道，一是西周失落的官学，二是孔子开创的儒学。墨子正是通过对周礼和儒学的学习，才打下了具有学者和一代宗师资格的文化知识基础。墨子思想的创立和发展正是以此为出发点的。对春秋战国之际的小生产劳动者的思想代表来说，他们所能利用的文化遗产只能是儒学和周文化。
宋人是殷商遗族，孔子说：“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虽然因文献不足，不能以宋来论证殷礼，但宋俗中留有殷商遗风。所以，孔子又说：“我欲观殷道，故之宋”。 1978年在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出土的一对宋景公为其妹陪嫁的青铜。铭文中宋景公自称“有殷天之唐（汤）孙”。 这证明宋国封君确是殷商王族后裔。墨子先世为宋人。在宗法关系很强的时代，宋国习俗通过家庭、家族的途径是会影响到宋人后裔的墨子的。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 明鬼尊神当是宋俗。这与墨子大谈明鬼、天志，将他们作为一种威慑恫吓的手段有一定的联系，“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师鬼”。 墨子极力鼓吹的“桐棺三寸”的薄葬，托之于夏禹，但据吕思勉在《吕思勉读史札记。桐棺三寸非禹制》一文中考证，认为“木为棺椁实始于殷”，“盖墨子斟酌时俗所制之古圣王所制，又云禹之行事如此，皆托辞也”。殷道亲亲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的习惯，表明了在王位继承制上殷、周的差别。兄终弟及是重母统的表现，说明在殷商时代还有母系社会母权制的遗风。
《礼记。礼运》记载孔子欲用《坤乾》之义观殷道，“我欲观殷道，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以坤（主地，主阴）为首，《周易》以乾（主天，主阳）为首，说明《坤乾》重母统，《周易》重父统。用《坤乾》之义观殷道，正说明殷商社会母权制的存在。《史记。殷本纪》说：“自中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宋为殷后，兄终弟及的母权制的遗风在宋国国君继承问题上仍存在。《史记。宋世家》记载，“宣公有太子与夷，十九年，宣公病，让其弟和，和三让而受之。宣公卒，弟和立，是为穆公。”对此事，儒家认为立弟是祸根，“宋人祸宣公为之”。 孟子斥墨子兼爱无父为禽兽，是基于用重父统的周礼批评重母统的殷道。儒家认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政之根本，这正是周公制礼的核心。立嫡立子的周制的确立，表明父权制完全取代了母权制，阶级关系支配了血缘关系。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族权必须服从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君权，所以，天子、诸侯无宗法。《礼记。大传》说：“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谷梁传。隐公七年》也说：“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属通”。君臣关系统治血亲关系。这样看来，墨子在血亲基础上的兼爱主张留有殷商母权思想的遗风残迹。
宋国在春秋时代是一个小国、弱国，又处楚晋争霸的必经、必争之地。因此，战争不断，兵祸连年，宋国吃尽战争苦头，生产荒芜，家庭离散，民不聊生。在这种情况下，宋人当然特别希望和平，弭兵息战以休养生息，安居乐业。春秋时期仅有的两次弭兵大会都是由宋国倡导，并在宋国举行。公元前579 年，“宋华元克合晋楚之成……盟于宋西门之外”。 公元前546 年宋左师向戍提出举行弭兵盟会的倡议，晋楚等大小14个国家盟于宋蒙门之外。宋人的和平弭兵的强烈愿望对墨子的非攻主张有直接的影响，墨子率徒止楚攻宋就是和平弭兵的范例。
（三）《墨子》的结构
先秦古籍的成书年代及作者多难确定，《墨子》一书也不例外。这给认识墨子思想及墨学流派的演变带来一定的困难。对《墨子》一书的结构作一比较分析，尽可能地确定其真伪和讹误，是系统研究墨子思想的一个基本前提。对《墨子》一书的辨正、分析应考虑到两点：一是先秦古籍，特别是先秦诸子各书，大都由弟子或再传弟子等转碾抄写、传授而逐渐形成的。这样一个传授过程中，出现后世的语言、文字、称谓、习惯、事件、观点和转抄中的以讹传讹的文字错误在所难免。二是，不应该以语言文字等细节上的时代差别来否定总体上与所处时代的至当不易。
《墨子》一书现存53篇。《汉书。艺文志》著录“《墨子》七十一篇”，班固注曰：“名翟，为宋大夫，在孔子后”。《汉书。艺文志》以篇言而不言卷数，可见汉代所藏的《墨子》当是竹简。竹书藏久易脱烂，重新整理，不免会有脱简、错简之误。从现存的经、说四篇来看，脱简、错简之多，使书几不能读。《隋书。经籍志》著录：《墨子》十五卷，目一卷，宋大夫墨翟撰“。以后的《旧唐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均著录：“《墨子》十五卷，墨翟撰”。宋代《中兴馆阁书目》著录：“《墨子》十三篇”。《通志艺文略》、《直斋书录解题》、《国史经籍志》皆著录：“《墨子》三卷”。宋濂《诸子辨》称：“《墨子》三卷，战国时宋大夫墨翟撰。上卷七篇号曰《经》，中卷、下卷号曰《论》，共十三篇”。可见在宋代有三卷十三篇本和十五卷并行于世。
现存的《墨子》15卷只有53篇，佚18篇。在佚失的18篇中，有存目的是《节用》下，《节葬》上、中，《明鬼》上、下，《非乐》中、下，《非儒》上、中，共9 篇。 另佚失的9 篇都是关于守城器械和方法的论述，孙诒让考证其中6 篇的篇目应是《备钩》、《备冲》、《备堙》、《备空洞》、《备轒辒》、《备轩车》。对现存的53篇其真伪及成书年代，治墨各家划分的标准及根据不一，看法也不尽相同。分歧最大的是经、说上下及大、小取6 篇的作者是谁。有的治墨者认为，这6 篇的作者是后期墨家，此说以孙诒让、侯外庐为代表。有的学者认为经上下是墨子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