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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封建王朝来说，徭役是维持官府运作的基本条件。没有税款官府会倒闭，没有徭役，官府同样撑不过三天时间。
总之，凡是官府不付出酬劳而征发民众付出劳动力的行为，都可以归类到徭役中去。
哪怕到了后世，在生产力低下的建国早期，政府同样会发动民众搞基建——无论出发点是什么，喊得是什么口号，这就是变相的徭役。
说白了还是穷，没有钱，又想搞建设，就只能这样了。
然而徭役这种社会管理模式，在人类生产力低下的时代却又是必须存在的，因为官府无法从民众手中收到足够用来支持公共服务的货币。
古代社会经济金融不发达，官府没有印钞机，民众手中也没有微信转账和信用钞票，事实上绝大部分农户手中，常年也只有几个铜板，所以官府只能直接收取劳动力来抵扣税金。
事实上自古以来就有民众用掏钱的方式雇人去“代役”，不过这种行为多发生在城市居民和乡下地主身上，在明代以前不算主流。
真正结束徭役这一社会形态的，还是人类生产力的提高。
工业化的普及，翻天覆地，改变了一切。早在1937年，美国大萧条，罗斯福就开始雇人挖坑了……一拨人挖坑，另外一拨人填坑。
看看，从机器中喷薄出的商品财富，社会居然已经无法消化，需要政府掏钱雇人挖坑填坑，用来让停滞的经济流动起来。
以上，包括那些倒入密西西比河的牛奶，都是工业社会反转的标志——政府开始想方设法给民众发钱创造工作机会，再没有免费徭役一说了，因为只有让工作的人获得财富，这些人才敢于去消费无穷无尽的工业品，社会经济才能运转，日子才能勉强过下去的样子。
而这次广州特区的一号人物丁立秋，在增城县推动的“新社会实验项目之新版本徭役”，则是历史和后世的结合品，是个怪胎。
……
明代早期的徭役分为三种，一为里甲役，二为均徭，三为杂泛。
里甲役就是社区劳动，应役者通常就在本地里坊干活。均徭是官府经常性的差役，大家轮摊，各种出外远行的活计都有。剩下一种杂泛是临时性质，用来应对突发事件。
这几种徭役形态执行到了明中叶，发生了改变。
首先，随着外部殖民者带着墨西哥出产的银币滚滚而来，明帝国自然而然出现了一定的通货膨胀，客观上为经济环境增加了一定的流通货币。
接下来就是一代名相张居正登场了：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规定：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
一条鞭法大大简化了税制，方便征收税款。同时使地方官员难于作弊，进而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
自一条鞭法之后，赋役货币化成为了常态，民众上交“役银”来代替征派这种做法，在大明各地普遍推广开来。
尽管张居正死后，一条鞭法遭到了既得利益阶层的疯狂抵触，最终被破坏推倒，但是有一些条目却自然保留了下来，其中就有徭役折算。
然而这一次丁立秋同志来到增城县后，却要开历史倒车了：恢复旧制，征发徭役，征调人员。
增城县于1630年阳历12月底，阴历即将到腊八节的这一天，给全县人民发出了一道年关难过的正式公告：提前征派崇祯四年的徭役。
一条鞭法之后，为了调节里坊之间民户负担不平均的现象，役银编审单位由里甲扩大到了州县。而这次增城县征发徭役的命令，正是由县衙发出来的。
当然了，命令虽说表面上是县衙发出，但实际上却是由丁立秋运作推动的。在深刻了解丁立秋的背景和他背后的曹总兵后，谷泰谷县令这个芝麻官，在这方面是毫无反抗能力的。
明末官场腐败诸弊丛生，自“三饷”加派之后，上行下效，“三饷”之外，某些地方连鸭饷、牛饷、禾虫等饷也堂而皇之的出现。至于说提前征收未来年份的赋税，那更是司空见惯，都不算是新闻了。
所以增城县衙这次提前派发明岁的徭役，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波澜。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一次的公文上写得明明白白：役银翻倍。
这一条公文发出后，几家欢乐，万户愁。
役银翻倍这一条，对于有钱人来说大概也不算什么，无非是少下顿馆子的事。然而这一条对于广大挣扎在破产线的贫穷农户来说，可是要了亲命了。
可是不好意思，丁立秋丁大爷要得就是这个效果——穷鬼一家人面黄肌瘦地赖在那两亩地上干什么？不如来应大爷我的徭役，带你们去新天地当个农场主不好吗？
于是在翻过年后的崇祯四年，经过穿越众背地里推动的徭役，正式在增城地区实施了：大批交不起役银的穷苦农民，被正式的大明官方徭役先是征调到了县城，然后运送到黄埔军港，然后坐船去了台湾“建设边塞”。
是的，按照曹总兵最近给朝廷上的折子中的说法，台湾现在就是大明的边塞，需要朝廷派人来盖些城楼墩台，再修个长城什么的“以备外敌”。
这么多的基建工程，当然要大明派人过来了，没毛病。
第520节 徭役是怎样发动的
时光匆匆如白驹过瞬，一转眼，到了1631年的春天。这个时间点，距离当初曹川在1627年的第一次穿越，已经过去四个年头了。
在这满打满算的三年半时间里，穿越众从无到有，从弱小到强大，已经初步建立起了自己的事业。
与此同时，穿越众渗透大明的工作也没有一丝一毫停歇，毕竟工业化所需要的人口和原材料都要指望大明来提供。
事实上，从今年开始，再说“渗透”这个词已经有点不贴切了。随着肌肉愈发强劲，穿越政权现在愈发不耐烦掩饰，动作开始变得强硬，姿态也从渗透渐渐转化为了“吞噬”。
增城县的徭役就是开端。
此次徭役，其实说白了，就是一次大规模的官方移民活动。
这是穿越众窃用大明朝的公权力，第一次在大明朝的正规县域组织社会活动，背后的含义很深刻。
如果追根溯源的话，这其实还是曹大人当初招安投靠大明后，延续至今的红利。这股红利一直以来，都随着曹总兵在大明体制内的节节拔高继续增值，在可见的未来，红利还会源源不断涌来——直到有一天曹忠臣正式举起反旗为止。
……
时间倒回到剿匪后不久，广州特区区长丁立秋入增城。
增城县这一次提前征发1631年度的均徭，关于县衙方面，丁立秋也是做了一番细致工作的。
虽然有着来自高层官场的天然威压以及通过剿匪展示出来的硬实力，但是徭役毕竟是一县大政，是要通过县衙来行事的，所以丁立秋这边肯定要和增城县衙勾兑好，不能硬来。
另外，徭役只是一方面。关于增城县下一步的社会改造，其中还有很多内容，这些都需要县衙方面的配合。
于是当丁大区长坐镇增城后，就抓紧在1630年底这天，拜访了谷县令。
在剿匪一事上，即得到了丰厚的政绩，又没有付出代价的谷县令，现在对曹总兵一系的人马是充满了好感的。这次得知曹总兵手下的大师爷来访，谷县令这边自然是不敢怠慢，双方随即在县衙的花厅里，展开了一轮亲切而又富有成效的“谈判”。
两轮茶水喝罢，互相商业吹捧几句。谷泰谷老爷虽说在做封建官僚一事上不太合格，但是待人接物，世俗交往的技能点却是很高的，于是气氛很快变得融洽起来。
这个时候，丁师爷也不墨迹，便首先提出了要求：增城县衙需要配合曹大人这边的战略，提前征发崇祯四年的均徭，将应役民人调集到黄埔军港，并且按照指令将徭役银子翻倍。
丁立秋来县衙之前，自然是提前通报过谷县令，双方大致都知道今天的议题，所以谷县令之前其实是和自家师爷有过商量和心理准备的。
现在听到丁师爷说出要求后，谷老爷和身旁参与谈判的马师爷对望一眼后，轻捋胡须，眼中露出了“果然如此”的笑意。
紧接着，马师爷便赔笑着问道：“如此，于县衙，于我家老爷何益？”
丁立秋点点头。
他是穿越众，之前在福建当师爷时，就接触过很多满口道德的明代官僚，所以他现在很喜欢谷老爷这种把利益摆上桌的明人——大家时间都很紧，按后世的节奏来，有话明说不好吗？
现在既然谷老爷是明白人，那么丁师爷也就直接说出了条件：只要谷老爷配合，那么曹大人在徭役一事上，不但会全额现银补足县衙在徭役方面的损失，于县衙上下这些私人也有好处，而且还有特殊回报……待到谷县令这一任满后，京城方面在吏部可以帮忙运作，分配谷县令去一个上县或者上州当官，而且很大可能官升一级。
听到这些承诺后，谷县令先是稍稍有点失神——对方能量大他是知道的，但是如此大刺刺的应诺能搞定吏部，还是令谷老爷惊讶了一下下。
然而接下来谷老爷依旧没有点头，而是提出了另外一个疑虑：“这般使来，两三载后，增城的钱谷便收不上来了。”
曹总兵在台湾的基业缺人，到处在拉人头去垦荒，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所以这次征发徭役的背景，谷老爷心里很清楚。
于是他就提出了这个疑问：大批征发徭役，然后佃户都给你们弄去夷州不回来了，今后县衙的赋税找谁去收？要知道谷老爷在增城可还要干几年呢，贪图眼前这点好处，过两年给蕃库交不上赋税，这可是要被上官贬斥抽脸干屁眼的！
这就是谷老爷一直以来最大的担心。相比这一点，之前丁立秋承诺的升官，谷老爷却反倒不是太在意：他本身就是个随遇而安的性子，指不定这一任后，他感觉没意思就回老家享福了，大明这温吞官儿，不做也罢。
丁立秋虽说不知道谷老爷的内心活动，但是眼下这个问题他是必须要解答的：“好说，只要谷老爷在这增城任上一日，这每岁的夏秋两赋，曹大人这里就提前给老爷垫付了，如此可好？”
“此话当真？”
听完丁师爷石破天惊的土豪言语，谷老爷和马师爷顿时瞠目结舌不敢相信。
“呵呵，我家大人富有四海，这一县之赋，大约也不是什么难事。”
丁师爷说到这里，优雅地在冬日敲了敲手中的扇柄：“只需谷父母点头，明日一早，就有现银现粮送入县库……至于这数量嘛，就按县衙去岁的账目来，满额足十，银子都是新铸的银圆，粮食都是夷州运来的新米，再给县衙加一成损耗，如何？”
话说，中古时代的地方官，其实最大也是最难的政绩，就是如何把赋税收全上交，其余那些劝农劝桑坐堂审案都是捎带的，有没有就那么回事。
所以土豪一出手，脸被银子打肿的谷县令自然就点头应诺了——能在年初就收到全年足额的夏秋赋税，一个县令还有什么话好说？
然而曹将军的钱谷是那么好拿的？
在谈妥了第一桩生意后，丁师爷顺势就提出了第二桩生意：既然今后几年的赋税曹大人都垫付了，那么自然而的，增城县的应收赋税，是不是也应该交给曹大人来处理？
是的，这里就牵扯出了丁立秋打算在日后实施的下一步行动：包税，讨债，扒房拆屋，牵牛拉羊。
第521节 榜样的力量
包税人这个职业，是最古老的行当之一，古今中外都是如此。
早期的欧洲是纯粹的封建社会传承，国王和领主权利划分很清楚，大家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都是唯一主人，所以很多王室和地方领主都会顺手把辖区的收税权承包或者拍卖给商人，用来换取稳定的财政收入。
这种情况在中世纪后期达到了巅峰。
而亚洲这边则不一样。
自秦始皇创建大一统王朝后，封建制就变了味道，国家的税务通常来说是由中央政府委派地方官衙来收取的。在这方面，中国的地主阶层没有欧洲领主那么大的权利，尽管他们可以用各种办法偷漏以及分享侵吞财政，但这毕竟名不正言不顺，和包税人也没有太大关系。
包税人真正进入中国人视野的，还是在蒙元时期。当时的文盲蒙古人搞不定财政这一块，又不放心汉官，于是在占领中国后就将国家税收分包给了色目人——随着蒙古人来到中国的各种欧洲商人。
这种毫无管控的包税制肯定是玩不下去的。税官花1块钱买到收税权，势必要在辖区搜刮到10块钱，这样一来，民怨沸腾各地抵抗频发，蒙古人最终在中国只坚持了几十年就待不下去，包税制是公认的灭亡祸首之一。
时间来到明代，随着社会环境的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