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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野火时代-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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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人小,老师们也不敢打她,毕竟不是自己的学生,要是孩子回去向家长告状,那就平白惹一身麻烦。

    事情到这就僵持住了,几个女老师商议着找校长解决这个事情。

    校长也不推脱,亲自出马,和二丫儿约法三章:不许课堂捣蛋、按时完成作业、期中考试九十分以上,只有同时达成这三个条件,才能成为光荣的学前班学生。

    换句话说,二丫儿现在就是个学前班的预备选手。

    二丫儿倒是信心满满,拍着小胸脯就跟校长打了包票。

    不过只是上了两三节课,老师就不禁对这个成日在校门口哭哭闹闹的古怪丫头刮目相看。

    这丫头灵性很足,其他小朋友读十好几遍都背不下的课文,她读一两遍就能背得七七八八。

    二丫儿跟着去上学,陆坤算是彻底放心下来了。

    这二丫儿是个性子野的,小小年纪就很有主见,经常把刘丽萍气得要命。

    也就是陆坤仗着之前的余威还能镇得住这小丫头片子。

    陆坤在忙事业,还真没多少功夫管她,去了学校也好,让老师们头疼去。

    不出陆坤所料,当天晚上私塾的校长就找了上门。

    这是来要二丫儿第一个学期的试读学费的。陆坤去城里卖田螺了,但有提前交代刘丽萍,要是校长来要学费,那就给他。

    学费不贵,比之前涨了一点,一个学期得七块半,但书费涨得惊人,就语文和数学两本薄薄的小册子就得六块钱,把刘丽萍心疼得够呛。

    家里虽然有了些钱,日子比之前过得好了一些,但刘丽萍到底还是节省惯了,吃穿方面还没有彻底放开。

    再加上陆坤有叮嘱过,家里的钱有大用场,得存着,先不要张扬地还钱给之前的那些个债主。

    刘丽萍虽然不知道陆坤有什么打算,但在家里的大事方面,一贯都不会和陆坤打对台。

    再加上陆坤这几个月来的巨大变化,刘丽萍现在是打心底里依赖自家男人。

    他让把钱预备着,那就预备着,把钱存着又不是什么坏事。

    陆坤让刘丽萍把家里的钱留着,那是因为他的心里有一个大计划。

    这个计划的成功与否,直接决定着一家大小能不能迅速跳出农村这个深坑!

    陆坤这段时间每日每夜地打拼,为的就是尽快积攒足够的实力,以便在未来的资本巨鳄的嘴里拔下几根肉丝。

    那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一旦错过,那就得付出更多的艰辛,才能挣扎出平安村这个浅滩!
………………………………

第十八章 沙姜价格暴涨事件

    陆坤知道,1989版的“姜你军”事件就快要上演了。

    对陆坤来说,这一次至关重要的发家机遇,不容有失。

    1989年11月下旬开始,安桂省内的沙姜价格就会开始一连串的暴涨,甚至涨到了极其恐怖的十几元一斤!

    如果陆坤不是在前世经历过,恐怕他也会认为这是天方夜谭!

    要知道,这是1989年,十块钱都能买到四五斤猪肉了。

    而在1989年11月上旬之前,沙姜价格一直都是不瘟不火,在五六毛钱左右一斤的价格区间内徘徊。

    不过短短半个月,沙姜便由原来的每市斤五六毛钱暴涨到十几元每市斤,价格足足翻了二十多倍!

    很明显,这不是正常的市场供需失衡,而是有大批的资本在做高“沙姜”这一农产品,人为地制造沙姜原材料供应紧长的局面,以达到获取巨额利益的目的。

    在改革开放初期,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这样的事情在当时的社会并不少见。

    “姜你军”、“苹什么”、“蒜你狠”、“豆你玩”、“糖高宗”、“油他去”等扰乱市场、哄抬物价的事件,就是其中的典型例子。

    1989年的沙姜价格暴涨事件,来得快去得也快。

    前前后后只有三个月时间,及时撤退的人赚得盆满钵满,垫后的要么大笔资金被套牢,要么就是被抓了当典型。

    前世沙姜价格暴涨的时候,陆坤还窝在农村里,没能接触到这些秘密,白白错失了在其中分一杯羹的良机。

    这辈子他可不会让这个好机会平白溜走。

    村里人倒是也有人种沙姜赚了钱,不过农民想要和资本家斗智斗勇,显然是痴心妄想。

    有不少村里人在沙姜价格暴涨之前就已经把沙姜早早地卖了出去,即便是没卖出去的,看着沙姜价格不断走高,也不敢再卖了,心里想着沙姜价格还会接着涨或是明年沙姜更贵,把剩下的都留种。

    甚至还有不少老农在沙姜价格攀高至十几元的时候还入手了不少沙姜,留做来年的种子,最终赔得干干净净。

    距离生姜价格发生剧烈波动还有近两个月,在这两个月里,陆坤都在拼命地攒本钱。

    ……

    “唉……还是重生晚了点”,陆坤擦了把汗,在心里叹道。要是早重生几个月,家里的两亩地就不中粮食,直接种沙姜,到时候轻松便能赚好几万。

    ……

    在不少人眼里,八九十年代的钱特别好挣,就像是遍地黄金一样,随便捡。

    其实不然。

    八九十年代期间,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是那么健全,法律法规也有很多的漏洞可钻。

    国内国外的一些不法商人在违法犯罪的边缘疯狂试探,甚至铤而走险地操纵各种生产资料的价格暴涨暴跌,谋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八九十年代的小作坊主、小工厂主受到资本力量的影响,多是今日百万富翁,明日百万负翁。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鼓励人们下海经商,不少人成为先行者,尝到了甜头,一跃而起,成为“万元户”、“百万元户”……

    其实这些人能够发家,跟他们自身的管理能力并无直接关系。

    事实也证明了,早期发家的那批人,基本都是撑不过二十五年的企业寿命“诅咒”,在二十世纪末迎来了倒闭潮。

    有个笑话,改革开放初期,各地政府想要在早期致富方面树立典型,纷纷派出各路记者,寻访、报道各个大名鼎鼎的“百万元”户。

    结果报道刚登出来,几天前的采访的百万富翁就因为生产原料价格暴涨,无法按时完成订单、无力赔偿违约金而被告上法庭。

    百万富翁短短几天时间就成了“百万负翁”!

    街头巷尾都把报纸上的故事当做笑话来讲。

    ……

    陆坤现在要做的就是攒钱攒钱再攒钱,低调低调再低调!跟着打顺风仗就好。

    跟风炒作沙姜起家,毕竟好说不好听。

    在中国,很多时候,一个好的名声甚至能够成为一张护身符!

    相反的,如果一个人的名声坏了,那对于企业和企业所有者来说,真的是犹如天塌地陷一般。

    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某想。

    曾经甚至被视为民族脊梁,中国政府高新技术领域遮羞布的行业先驱,名声坏了之后,洗了那么多年照样洗不白。甚至有不少网友自带干粮地在网上全面黑。

    这个时代,大家的屁股都不干净,所以低调就至关重要了。

    中国百富榜甚至被商人们称为杀猪榜,几乎每一个上榜了的人都不由得战战兢兢,就怕悬在脖子上的那一刀会砍下来。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

    媒体对于深挖富商们的各种黑料,那简直就是熟门熟路。

    富商们的起家黑料被爆出来,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也不得不提起砍刀杀人。

    基本上是商人们一上“中国百富榜”两三个月,榜上的人名就悄悄地少了一小半。

    也因此,资本家们都把自家刻意地包装起来,要么尽可能地低调,要么就尽可能地表现得更有良心。

    在八九十年代甚至是二十一世纪初,有许多地方小报为了夺人眼球,纷纷以“无良资本家面对乞丐一毛不拔”、“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千万富豪竟然对少女做这种事……”等标题吸引吃瓜群众。甚至一些颇有影响力的大报也纷纷跟进。

    在一片风声鹤唳之下,屁股不干净的,要么就是赶紧洗白,要么就得把头缩进裤裆藏起来。

    换句话说,在那个时候在火车上提着大麻袋、浑身上下散发着臭烘烘的气味的老农民模样人,很可能是百万富翁。

    八九十年代是整个中国最疯狂的年代,也是如野火般炽烈燃烧的年代。

    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以“稳中求进为前提,遵循“摸着石头过河”的原则,在部分地区先行先试,先积累出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后,再逐步推开。

    各行各业都呈现出热火朝天的场面,经济建设领域百花齐放,成就斐然。

    陆坤知道,唯有跟着大势走,最终才能出人头地,逆着潮流闯,唯有死路一条。
………………………………

第十九章 农村为什么那么穷?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中国农村,贫穷得惊人。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很难理解那种深入骨髓的疼痛。

    男女成亲之前,甚至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

    家里孩子比较多的人家,更是哥哥姐姐穿完传给弟弟妹妹,弟弟妹妹穿完传给堂弟堂妹,如同了不得的宝物一样,一件衣服在十几个人手里不断转手穿着。

    当时有不少中老年人,穿着一件衣服甚至半个多月也不洗一次,原因只是担心洗的次数太多会把衣服搓坏了。

    老话说得好,“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放眼望去,全是各种倾坯的泥土房子。

    每次一下雨,家家户户都会找出家里的器皿来接水,以防止土墙因被雨水冲走过多的泥浆而加速倒塌。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中国,正在积极地进行城市化,大踏步追赶西方发达国家,而这个时候,农村建设却在发生倒退。

    农村很穷,可是为什么这么穷呢?

    农村穷得有理!

    在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开到八十年代中期,农村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连年的粮食增产增收,农民的生活水平直线提高,农民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八十年代后期,国家鼓励农民集资办粮油加工厂,农民纷纷响应。

    到了九十年代,国家对农村的政策彻底转向,不久之后正式下发文件,禁止农民集资办理粮食加工厂。

    大量的村办、乡办企业接连倒闭,农民的本金直接被没收。大量农民开始背负沉重的债务,无数村办企业职工被迫下岗。

    村办、乡办企业的倒闭,加速了农村经济崩溃的进程。乡镇一级、县一级政府财政收入迅速减少,公告粮飞涨、三提五统时代大幕正式揭开。

    由农民们历时十余年办起来的“养猪”一条龙生产链条更直接被“定点宰猪”政策摧毁,农村经济雪上加霜。

    种子、农药、化肥的由供销社重新恢复专营,更是把农村经济搞得一团糟。

    国家对农村建设的一系列昏招,几乎把农村经济打得一蹶不振。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蒸蒸日上的城市化建设。

    相比于正处在水深火热的农村农民,这个时代的城里人就像是住进了天堂。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农村农民中国城市化的贡献似乎只于农民民工对城市化建设做出的贡献。

    其实不然。

    农村农民对沿海地区省份、内陆长江经济带城市的飞速发展,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国家对农村地区的投入就持续下降,并要求内陆省份县乡一级自筹财政,逐渐减少下拨款项。

    与此同时,国家每年从农村地区,收取走大量农业税与各种提留款,砸往东部沿海省份、内陆长江经济带,这才有了国家给予东部沿海地区、长江经济带省份的各种优惠政策。

    也就是因为有源源不断的农业税收入,国家才有底气承诺给予外资型企业、合资型企业、部分高新技术企业“三年免税、五年半税”的优惠政策。

    东部沿海省份,拥有了巨额的资金与特殊政策,对城市基础设施与交通建设进行了大范围的升级,这才筑好了梧桐巢,引来了“金凤凰”。

    中国错过了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却抓住了西方发达国家去工业化机遇的尾巴,进行工业化、城市化建设。

    事实上,在当时世界上吃到西方发达国家去工业化肥肉的不止中国一个,只不过中国啃下了其中最大的一块。

    印尼、泰国、越南、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当时都是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

    但相较于他们,我国有广阔的农村作为后盾,有九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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