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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原先带有减轻城市负担的劳动力安置行动，被赋予了一种神圣的意义：广大知识青年响应党的号召，到广阔天地里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于是，随着最高领袖毛泽东的一声号召，上山下乡实际上成了红卫兵卸装退场的结局，只不过是还算体面的结局。哥哥和二姐都已下乡插队，韩少功的红卫兵战友也一车车奔赴远方，差不多都走光了。于是，他也主动要求下乡，尽管他的年龄不到政策规定的十六岁，但负责管理学校事务的工宣队还是欣然同意——这是一种再好不过的事情。
他追上了那些先行的同学，落户在湖南省汨罗县天井公社茶场。
汨罗县是半湖半山的地区，日月从山那边升起，往湖那边坠落。两千多年前，这个地方叫罗子国。伟大的诗人、楚国大夫屈原因政治上的失意，抱着一块石头自沉于此。“当地人的有些风俗，特别是方言，还能与楚辞挂上钩的，比如当地人把‘站立’或‘栖立’说为‘集’，这与离骚中‘欲远集而无所止’极吻合。”（韩少功：《鸟的传人》，见《在小说的后台》，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如今，汨罗江的水依然如三千年前那样清澈，水中飘动的游鱼不难目睹。农民也在延续着屈原时代的劳作，生活简单而贫穷。韩少功长达六年的农村生活就在这里展开。密集的狗吠迎接了这些城里来的红卫兵小将。他们怀着继续革命矢志不移的豪情到这个穷乡僻壤，丝毫没有被流放受迫害的感觉。他们认为革命在城市里已经夭折，革命成果被一帮“革委会”的新贵篡夺。因此，他们要像当年的毛泽东那样，到农村来发动农民闹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带着简单的生活用品和大量的马列著作，还有《铁流》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类文学名著，还有各种乐器以及篮球和杠铃，甚至还有打完了子弹的私藏手枪——这支惹祸的枪后来曾让韩少功的几位朋友受到禁闭审查，其故事出现在长篇小说《马桥词典》。
汨罗地区景色的秀美和乡下生活的简陋辛苦同样让他们惊讶。农民家里贫穷如洗，像是刚被土匪劫掠过的，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当，一年到头的早出晚归，最终能维持起码的温饱就算不错，“有的甚至劳动一年还要赔钱，饥荒惨不忍睹”（韩少功：《鸟的传人》，见《在小说的后台》，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农村生活迎接他们的首先是超负荷的体力劳动和清苦的饮食，特别是在茶场的三年（三年后他转到天井公社长岭大队）。从日出到日落，一天十几个小时连续不断的重活，开荒垦殖，挖沟挑土，把人累得发疯，累得脑子里一片苍白，身体完全被掏空，“身体各个器官各行其是”，似乎和自己脱离了关系。有一次回到宿舍以后一连抽上七根烟还回不过神来。睡到第二天早上，韩少功发现自己一身泥巴，全都让体温烘干了。再一看，发现夜里帐子也没挂，自己身上被蚊子咬出了很多红包。还有一次，他吃着吃着，突然发现面前的饭钵已经空了四个，他的肚子一共塞下近两斤米饭，还觉得是空空的。就这样，满满一个劳动日才能挣十几分工，价值八分钱或者一角多钱。到年终决算，除去八百斤粮食的收入，如果每人还能有三四十块钱的现金结余，就已经算是大富翁了。
黄豆咸水汤是唯一菜蔬，一吃就是两个月。这时候，最美妙的事物就是白生生的猪肉，在知青们的想象中流油，引起他们一次次回味往日的口福，回味各种久违的节宴和点心。有一次，他们在地里挖回一点野菜，打了一锅汤，竟引起大家拼命的争夺。
那是连钢铁都在迅速消熔的一段岁月，但皮肉比钢铁更经久耐用。耙头挖伤的，锄头扎伤的，茅草割伤的，石片划伤的，毒虫咬伤的……每个人的腿上都有各种血痂，老伤叠上新伤。但衣着褴褛的青年早已习惯。朝伤口吐一口唾沫，或者抹一把泥土，就算是止血处理。我们甚至不会在意伤口，因为流血已经不能造成痛感，麻木粗糙的肌肤早就在神经反应之外。我们的心身还可一分为二：夜色中挑担回家的时候，一边是大脑已经呼呼入睡，一边是身子还在自动前行，靠着脚趾碰触路边的青草，双脚能自动找回青草之间的路面，如同一具无魂的游尸。只有一不小心踩到水沟里去的时候，一声大叫，意识才会在水沟里猛醒，发觉眼前的草丛和淤泥。
汨罗江之夜（2）
这是韩少功后来在《山南水北》中对当年知青生活的一段回忆。尽管如此，很多知青的革命热忱并没有减少。一个知青学习小组在韩少功的倡导下成立，一个农民夜校也办起来了，其油印教材由韩少功编写，并自掏腰包印刷成册，发放到农民手中。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反对资产阶级特权，如此深奥的内容居然成了夜校教学主题。韩少功亲自担任教员，向农民演讲，但是效果很差。农民只是想来识字，对发生在十几里以外的事情就没有什么兴趣。基层干部对外国名字更是疑窦丛生，连“马克思”听上去也有作乱之嫌。终于，一张抨击茶场某领导多吃多占的大字报，使夜校终遭打击和夭折。“我曾经真心想为农民争利益，没想到他们向干部揭发我。我贴大字报，反对农村官僚权势，农民出卖了我。”（韩少功：《鸟的传人》，见《在小说的后台》，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农民们不过是认为，这个城里来的年轻人虽然说得在理，但他闹完了拍拍屁股就会走，而他们祖祖辈辈都要在这里生活下去，都是乡亲邻里，怎么能把关系搞得那么僵？
对于韩少功这个少年书生来说，现实逐渐露出了严峻和坚硬的面容。别说“农村包围城市”，就连反对农村一个小官僚，也是鸡蛋碰石头。当他从公社“隔离审查”回来之后，农民都躲开这个敏感人物，很多知青伙伴也注意与他保持距离。他后来对同志们断言：对农民根本不能抱以希望，只有知识分子才是历史的火车头！——当时他正与湖南靖县、沅江县等地的青年同道暗中打交道，甚至与广东、广西等地的异端分子拉上关系，打算共同组建一个地下团体。
正是在韩少功的倡议下，他们决定向一系列知识领域发起进攻，用他们的话来说，“一定要混进知识分子队伍”。
茶场里的学习小组不久就成鸟兽散。知青们开始厌恶这块土地和土地上的一切劳作，装病请假，外出盲流，找干部拉关系，总之逃离就是一切。汨罗江上那片冰凉的月色，已不再能激发出浪漫诗情，只能唤醒肉体劳累和精神失望的双重痛苦。特别是自1969年第一次招工之后，一批批的知青回城了，当工人了，领薪水了。大家的境遇迅速分化，不能不使留下来的伙伴内心惶惶。原以为大家要在这里共同生活一辈子，没想到人生还有变数，社会等级分明，多赚钱是硬道理，革命大话当不得饭吃。每个人都从集体主义幻想退回到自己本身，开始认真考虑生活出路。很多人突然成熟和世故，学会了相互之间争夺机会的明争暗斗，甚至学会了向领导送礼品或者抛媚眼。自然，首先被招工的知青是那些家庭背景好的，或是与领导们关系好的，有特殊才能的也比较容易被招工单位看中。
知青们情绪颓落使韩少功十分灰心，伙伴们一批批离去也让他不无悲愁。他能一个人坚持到最后吗？
当一个知识分子的念头，就是在这个时候浮现。这里既有受挫乡村之后的理想调整，也有个人生计的庸常考虑——虽然流产的乌托邦仍残留在他内心深处，成为一个没有完成的梦，一朵没有结果的花。虫声四起的夜晚，他常常独自一人在房子外面的空地里拉小提琴，直到月明星稀，寒露侵衣。
1972年春，他与另外五位知青奉命转点至长岭大队，任务是带动那里的农村文艺宣传活动，使之成为地、县两级的基层文化工作典型。在这个新的知青户中，有一位女的叫梁预立，比韩少功高一年级，后来成了他的妻子。他们的恋爱也许早了一点，但作为政治乌托邦破灭以后的替代，人伦感情的乌托邦建立了。长岭的夜晚蛇特别多，这些花花绿绿的诱惑者走进了伊甸园。于是，汨罗江流淌的不再是英雄的热血，而是少女的秋波；江上的月亮盈亏也代表着生理骚动的周期。
但韩少功与梁对双方关系十分克制。梁是舞台上的演员，韩是后台乐手，两人在公开场合并不怎么说话。当梁调到大队小学当民办教师以后，两人居地虽然相隔只有几百米，但一个星期也只见上一面——这是他们的约定。因为韩少功新的计划正在展开，宝贵的工余时间需要交给读书和写作。一盏没有灯罩的油灯经常亮到深夜，灯烟滚滚之下，他第二天早上起来，常常发现自己的鼻孔已被油烟熏黑，脸上也黑花花的。当他们见面时，梁听他的读书心得，看他的习作草稿，也了解他的各种胆大妄为，包括与外地诸多异端青年的秘密交往。梁当然知道前面可能的政治危险，也许杨曦光就是明显的前车之鉴。但她并没有在爱情面前表现出犹豫和退怯，这使韩少功十分感激。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汨罗江之夜（3）
困在山旮旯里，既不能考大学，也不能进工厂，理工科知识派不上用场，就只好读点文学书籍。“当时没有其他的书可看，我自己抄了三大本唐诗宋词”一批作为“内部读物”的黄皮书，长篇小说《落角》、《你到底要什么》什么的，成了青年们私下传阅的宝贝。有时候，韩少功为了借一本书，可以翻山越岭，走上几十里山路。浩然，赵树理，周立波，王汶石，杜鹏程，马烽，等等，都是他油灯下的启蒙之师。柯切托夫，高尔基，普希金，法捷耶夫，契诃夫，艾特玛托夫，海明威，等等，更让他整夜整夜地激动。有些书经过无数次的传阅，已经翻烂了，没有书名和目录，他看了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书，直到多年以后买回来，才发现这本书自己早已看过。
他的小件文学作品开始在汨罗县和岳阳地区的文艺杂志上发表，被点名去省里参加过两次创作培训班以后，乡村干部开始对这个姓韩的刮目相看。他成了公社文化站的半脱产辅导员，从此有了更多伏案的时间。也就在此时，他结识了汨罗县两大秀才，一是知青作家黄新心，一是文化局干部、老牌大学毕业生胡锡龙。用韩少功的话来说，他的语法和逻辑知识就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农民作家甘征文，则使韩少功对乡土生活更加博闻广识。因为频繁到省城出差，他此时还结交了更多文友，包括后来获首届茅盾文学奖的莫应丰，后来成为导演或经济学家的一些能人，包括贺梦凡、张新奇、贝兴亚，等等。这是一个有鲜明政治倾向的文学小圈子，结束政治极权是他们的共同心声。莫应丰写作“反书”，以《将军吟》公开指控“文革”，就是在这些朋友的支持下秘密开始。在“林彪事件”以后，他们的思想摸索更为自信，几乎顾不上什么艺术修养，就仓促上阵闯入文坛。韩少功后来以《月兰》、《西望茅草地》等作品在“伤痕文学”中频频发力，与这个圈子内的互相激励和互相启发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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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的文字生涯是从大字报开始的。妻子梁预立在1985年为韩少功的《诱惑》所作的跋中这样追忆：“我记得，又送走一批伙伴招工回城之后，他写了第一篇小说习作《路》，就是在队长家的堂屋里写成的。那时他在我们知识青年中算是能写点什么的了，出黑板报，或是为文艺宣传队编点什么说唱剧、对口词、三句半，等等。他不满足，就写小说。”韩少功的小说写作开始于1972年，但那篇题目叫《路》的Chu女作始终没有发表出来。1974年，他相继在《湘江文艺》、《工农兵文艺》、《湖南日报》发表了短篇小说和评论文章，但囿于当时的出版检查制度，似乏善可陈。那里的编辑也有擅自修改之权，因此作品中哪些属于编辑，哪些属于作者，也不是十分清楚。这些作品充其量只有助于韩少功结束知青身份，调入汨罗县文化馆从事文字工作，相当于出击之前的潜伏和迂回。
韩少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写作，可以成为社会学、文化学分析的个案，但在文学、美学上，没有多少值得书写的价值。在如火如荼的狂飙年代，社会生活高度政治化，人的思维高度意识形态化。当时，即使最有才华的作家也不可能写出有深度、有品质的传世之作。对于他本人，则主要是完成一个个人成长和砍柴之前磨刀的过程。在他至今出版的各种文集和选本中，几乎没有给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