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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漕粮以江浙为重造成了江浙地区的贫困。俞樾曾这样描述：“苏松土隘人稠一夫所耕不过十亩。倚山傍湖旱潦难均即丰稔之岁所得亦自有限。而条银漕白正耗以及白粮经费、漕赠、五米、十银、杂项、差徭不可胜计。而仰事俯育婚嫁丧葬俱出其中。终岁勤动不能免鞭扑之苦。”“耕田输纳之民艰难实甚。”2为了保证漕粮平安无误地运到京通清朝廷想方设法堵塞漏洞尽管如此依然是弊端丛生。先是清政府安排了庞大的督运漕粮的官僚队伍来保证漕运的正常通行结果适得其反成为漕运的负担。
清代设置的督漕官吏有漕运总督（简称总漕）、巡漕御史、督抚（有漕粮省分的督抚）、粮储道（简称粮道）、监兑官等。这些都是专理漕务的官员。漕粮的征收以县为单位设立印官、胥吏、里正等主持事务。漕粮的运输中设立押运官、卫所守备、领运千总、随帮武举、什长、本军、副军、1《皇朝经世文编》卷46《户政·漕运》上6世仪《漕兑揭》。
1《皇朝经世文编》卷46《户政·漕运》上徐旭龄《厘剔漕弊疏》。
2俞樾：光绪《川沙厅志》卷四《汤斌疏略》。
水手、船政同知。治理河道的有河道总督（简称总河）、闸官、标夫、浅夫。漕粮的收储有仓场侍郎、坐粮厅、大通桥监督、仓监督、稽查官等。这样庞大的官吏队伍专门为漕运四百万石粮食的督催是绰绰有余的。但是“各卫本帮千总领运足矣而漕臣每岁另委押运帮官又分为一人押重一人押空。每省有粮道督押足矣又别委同通为总运。沿途有地方文武催趱足矣又有漕委督抚委河委自瓜洲以抵淀津不下数百员。各上司明知此等差委无济公事然不得不借帮丁之脂膏以酬属员之奔竞且为保举私人之地。”真是“十羊九牧为人择官多方以耗剥之”。冗官必然误事。如：淮安盘粮漕臣不去亲查米数而“委之弁兵”通州上仓仓臣不去亲验米色而“听之花户”。“两处所费数皆不资”。就这样清廷官吏都视漕运为“利薮”争逐不已。而各级漕司官吏则人浮于事敷衍塞责弄虚作假贪污风行清漕的管理陷入混乱状态。
其次漕船的修造也是清朝廷的沉重负担。如前所述清代漕船常年在六千艘之上。原来规定每年修造十分之一谓之“岁造”。修船所用价银按地方之远近时间之久暂为差。费用来源起初于民地征十分之七于军地征十分之三备给料价。如不足则征军卫丁田以贴造漕船。十年限满由总漕亲验实系不堪出运方得改造新船或者准许旧船在通州售卖。漕船大部分在清江关成造“自仪征逆流抵淮四百余里沿途需用人夫挽曳船成后复渡大江道经千里到次迟延”。实在是劳民伤财。负责修船的官吏“或诈朽坏或修造未竣诈称已完或将朽坏船册报掩饰或承造推诿不依限竣工”弄虚作假从中取利。本来漕船长年航行不免有遭风沉溺之事而运丁因贪图私利多携土宜揽载客货夹带愈多漕船难承重荷损坏更快故而三年小修五年大修十年折造非常频繁。另外运河南北水势相差甚大如果船身过大掉挽困难清政府曾规定酌量减小漕船尺寸但江苏、广东两省漕船因运丁贪图夹带务求广大船身结果“载重则行迟行迟则雍塞民船被阻甚有相去数丈守候旬日者”1。“漕船建造修葺其费有经常有额外”嘉庆十七年以浙省承造漕船赔累日甚清政府决定每船除例给二百零八两外复给银五百九十余两。以此可见清王朝为了维持这么一支庞大的漕运船队仅修船一项就要“年糜国帑数十百万”1。
再次漕船在航运沿途受到的各种苛索是清漕难以克服的痼症。漕运“沿途有总押、分押及漕委、督委、抚委、河委等官陋规馈送以及行河有量水之费湖口有放水之费淮上盘粮有兵胥比对之费通州卸米有经纪验收之费又过坝过闸在在需索奸徒放帐被诱百端”。于是“帮丁等无计补累势必满揽客货致误程期。甚且挟制州县勒增兑费”。而1《清史稿》卷122《食货·漕运》。
1《清史稿》卷122《食货·漕运》。
地方官吏则“苛取病民任意朘削”2。
漕船自南方而来过淮是一大关。雍正时粮船过淮的陋规已经是“一帮费至三四百金者”清廷虽然命令淮安的漕运官司严饬属下不许“向旗丁额外需索”除了夹带私盐及违禁物品以外“不得过于吹求以致粮运迟滞”3但并不见效。在清代漕运中所谓“过淮之费”有增无减成为一大难关。
漕船渡黄河又是一关。由于“汎地弁员不顾风色水势混行催趱”粮船渡黄之后到白洋河及台庄八闸由于逆流水急必须添雇人夫于是“弁兵串同人夫勒索”4。尤其是承担漕运主要任务的江浙粮船路远迢迢由镇江出口时竖起桅篷就受到催漕官员以查看为名的“借端需索”加上过淮、过黄、抵津、抵通关关受欺层层盘剥更是惨苦。
各省粮船北上每遇过闸过坝以及急溜浅阻的河段必须用人力挽拽。沿河兵丁经常把持包雇他们或者以老弱充数或者横索雇值“借端抑勒”使运丁“深为苦累”。清廷曾规定粮船“雇募纤夫听运弁自为酌办”1。而且对于由天津转卫的河段由每一州县常设夫头十余名。从山东韩庄以南由于闸多水溜需夫较多令山东巡抚分三段每段设夫五百名随时受雇“事竣仍令归农”。至于江南、江西两省漕船一入瓜仪即需添备短纤常设五百至八百名每夫五十名设夫头一名“选派土著民人充当”并且“给与执照”即使“散夫亦给与腰牌随时查验”“遇有面生可疑者即令撵逐”2。清廷的规定如此细密可见沿河雇纤的漏洞之大。
漕船抵通州终于完成运输任务然而最后的种种勒索也在这里生。
按照常例抵通州粮船要向坐粮厅交纳两种茶果银两一种叫“仓茶果”“系供仓场各衙门书役饭食并办公杂费”。一种叫“皇差茶果”“每大米船交银十两小米船交银七两每年通帮共四五万两向系坐粮厅陋规”。后来觉得“皇差”名目不佳改称“厅茶果”3。同时旗丁须雇募剥船每百里给饭米一石耗米一石。还有石坝经纪乘机勒索斛费竟“每船至三十金”4。漕船进仓时又要遇到仓场胥吏的惯用故伎如淋尖、踢斛等等。更有一种所谓“拨运”。即粮船到通后由仓场官员坐派将粮米运至离京通各仓较远的圆明园、沙子营及新城、蓟、易等处。这也成为“奸胥射利”的手段。本应轮帮挨派胥吏却唯视纳贿多少任意先后抽帮拨运。
2《清宣宗实录》卷3o2。
3《清世宗实录》卷77。
4《清世宗实录》卷1o3。
1《清高宗实录》卷578。
2《清高宗实录》卷1o22。
3《清高宗实录》卷135、393。
4《清世宗实录》卷1o8、45。
清代漕运不外乎征收、运输、收仓三大环节。在这三个环节上产生的各种弊漏防不胜防治不胜治。终清一世所谓“剔除漕弊”的议论喋喋不休然而都无补大局清代漕运继承明代旧制也继承了明代漕运的全部弊病。
清代漕运的展清代漕运是所谓“治国要务”康熙帝曾将漕运与河务、三藩同列为“三大事”“书宫中柱上”。顺治二年（1645）巡漕御史刘明英所奏关于漕运的额数宜清、运法宜定、修船宜急、运道宜豫等四条建议立即被清朝统治者所采纳1。顺治、康熙两朝着手在整顿漕政、加强漕运官司、疏通河道、严格官吏考成等方面系统、全面地恢复漕运。这项工作显然对清皇朝的财政收入起了重要作用所以在康熙、雍正和乾隆前期出现了仓储充裕的局面。康熙十八年“京城通州仓内贮米甚多各省运至漕粮亦无亏欠在仓内堆积恐致红朽”。清政府下令于苏州、镇江、江宁、淮安等处各截留粮米三万至十五万石不等以备动用2。这种现象与顺治初“节年拖欠多至数百万石”相比显然进入相对稳定时期。同时在政治上为清初北方地区的统治和京师社会秩序的安定提供了保障。
漕运的稳定展的确对社会经济有重要影响。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四大水系联系起来而且通过江南水网及浙赣、闽粤水道又能与珠江水系连结这在沟通南北经济的交流方面作用重大。因此漕运的经济作用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漕运的畅通进一步推动了运河沿岸城市的繁荣。比如济宁和临清是山东运河的南北两关。清朝廷在漕运总督之下设立四个巡漕御史其一即驻济宁专门巡察山东台庄至北直交境。临清更是运河北段的重镇“各省重运俱令粮道督押本帮至临清出具粮米无亏印结即行回任。其自临清抵通概令山东粮道往来催趱”1。临清是清代漕粮进京的关键所在在清漕中有重要地位。漕船由临清关转入卫河需挨次等候出口于是在泊船沿岸自然形成一条商业街道至今遗迹犹存。现在的济宁、聊城两市尚保留着相当古旧的“月河街”据方志记载是当年相当繁华的街市酒楼旅舍鳞次栉比。“月河街”又称“越河街”本是跨越运河干道的支河沿岸专门停泊漕船以保证干道的通畅。聊城的山陕会馆尚保存着清代建筑的特色其门楼戏台样式与运河上其他城市的山陕会馆多有相同之处反映出运河沿岸各地商人和商业的活跃。即使象山东东阿县张秋镇这样的小镇由于地处东阿、阳谷、1《清世祖实录》卷17。
2《清圣祖实录》卷283。
1《清史稿》卷122《食货》三。
寿张三县的交界点上成为南北锁钥“幅员数里自南而北则漕渠贯其中”2。清代漕运和治河促使这个小镇兴旺起来到清中叶该镇已具备三里长的十字街道中间铺设青石条板人口几近万人。清政府多次治河都驻此指挥该镇成为河漕兼重的鲁西名镇。
第二清代漕运起到了“南粮北调”、“南布北运”的调节作用。平籴依靠仓储仓储靠漕运因此漕运的作用是应该肯定的。
第三清代漕运对南北经济交流的推动作用是很明显的。清政府规定每条漕船可以随带土宜六十石予以免税。假若以每岁漕船六千艘计算每年在运河上的免税货物即达三十六万石约占实征漕粮的十分之一。实际上运输的货物远远过此数。加上运丁、水手私带的货物沿途商贾托运的货物漕船回空随运的货物更是无法计算。特别是漕船运丁多载私货的问题历朝皆有比比皆是成为清代整顿漕政的大事。如：康熙五十八年（1719）江西、湖广粮船二千余只“旗丁任意将货物满载船尾拴扎木筏不令查验”1。
第四清代漕运畅通的结果使运河作为南北经济大动脉的意义更为突出。这条经济大动脉的跳动几乎决定着某些运河城镇的兴衰。道光以后运河山东段经常淤塞漕运停顿聊城、临清等城镇逐渐衰落就是明证。运河沿岸运输业的达集中了大批的码头搬运工、挽浅纤夫、挖河疏流的民工和船上的舵工水手等形成了一支庞大的雇佣劳动力队伍。他们多来自破产农民以运河为业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而且随着运河运输业的开他们能在河上串连成帮于是在客观上形成了运河上特有的雇佣劳动力市场。
第五清廷为了确保漕运对运道的疏通十分重视采取了治黄兼顾治运的水利方针这样客观上给运河地区特别是黄淮地区的水利事业带来一定的好处。宋、元、明三代和清代前期黄河下游河道从河南经江苏北部入海在淮阴附近与淮河、运河会合。由于黄河夹带大量泥沙下游河道经常被淤沙堵塞堤防失修造成泛滥决口不仅河南、山东、苏北常受水灾之害而且影响到淮河、运河。特别是黄淮泛滥倒灌入运使运河阻塞南北航运断绝因此明、清两代的治河与漕运密切相关。运河北段的水量原来主要依靠山东诸泉的接济、调节但是从明中叶之后山东诸泉水量本身不足使运河水势变迁不停。明代治河过分强调保漕不顾农时需要唯视运漕水量之宜任意排放每至春天干旱将积水放入运河夺走农民的点滴灌溉之利若逢夏涝则将运河水流排出酿成水灾。故而明代多次治河均不得其益。清代治河虽然也以“济运通漕”为目的但在靳辅、陈潢的主持下先是堵塞高家堰与黄河其他决口使黄、淮复归故道特别2康熙九年修乾隆三十二年补《张秋志》。
1《清圣祖实录》卷285。
是在漕船必经的清水潭修成数十里偃月形堤坝使水流湍急的险要河段变成漕船“永无漂溺之患”的“永安河”1。后又在黄河北岸开挖中河一道使漕船出清口后不必再行一百八十里险段只要行二十里就可进入中河缩短了航程减少了危险。确实达到保漕的目的。同时陈潢还注意到防止水土流失提高了治河的技术水平。由于清代治河兼顾治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