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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铸剑“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装炭金铁刀濡逐以成剑阳曰干将、阴曰莫邪。”橐就是冶铁用的风箱干将、莫邪是古传说中很有名的两把利剑。这是春秋末年的事吴也是属于“蛮夷”的民族系统的。又如棉花和棉布是我们长期以来的主要的衣服材料。棉的种植和织纺主要从南方海岛上和新疆居住的少数民族推广的。《尚书·禹贡》篇说扬州“岛夷卉服厥篚织贝。”扬州是指淮河以南以至南海之间的广大地区。贝就是吉贝、劫贝、古贝的省称这原是印度以至马来半岛、中南半岛等地对于棉的共同使用的名称后来广东、福建也使用这个名称。织贝就是用棉作成的织品。《禹贡》是一篇后起的书但写成的时期总也在战国末年。据此可见南方海岛上居住的少数民族用棉之早。后来又有新疆产的棉经过很长的时间才逐渐传布到全中国代替了往日以丝麻作主要服装材料的地位。又如中国的建筑术梁思成在《我国伟大的建筑传统与遗产》一文的结尾盛赞北京城是“世界绝无仅有的建筑杰作的一个整体”“不但在全世界中古时代所没有即在现在用最进步的都市计划理论配合仍然是保持着最有利条件的。”应该指出来最初设计这个伟大杰作的工程师正是一个回回人他的名字叫作也黑迭儿丁。这是陈垣先生在好多年以前在《元西域人华化考》里已经考实了的。近年以来北京市的建设生了很大变化但昔日的北京城在建筑史上的成就还是要肯定的。民族友好的历史展和多民族统一的展不一定是同步的展。但到了今天这二者是同步前进的。
“一”和“多”是辩证的统一。“一”存在于“多”中。“多”好了“一”就会更好。反过来说“多”要团结为“一”“多”才可以使“一”更有力量。历史上的统治者对“一”的重视大大过了“多”他们不懂得也不可能懂得限制了“多”的展也就必然限制了“一”的展。只有今天才可能有这样科学的认识。我们知道每一个指头都各有用处但把指头团结成拳头作用就会更大。
撰写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还是要把汉族的历史写好因为汉族是主体民族。同时也要把各民族的历史适当地作出安排这是我们必须尽量克服的难点。这个工作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我们现在作这个工作还只是初步的尝试希望能得到有关方面的支持和教益使这项工作能得到不断地完善和提高。
1见范文澜：《中华民族的展》《学习》三卷1期。
第二章历史展的地理条件第一节地理条件与历史展中国史学家的有关撰述一定的历史活动总要在一定的地域上展开。历史的展是离不开地理条件的。过去中国史学家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有关于这方面的撰述。
物产的地域特点及其对人们的影响这是中国历代史学家所一向注意的并从而产生经济区域的看法。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夫山西饶材、竹、谷、、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薑、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此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1t；//pgn》这是把汉朝的统治地方分为四个大的经济区域。山西地区即关中地区；山东地区即崤山或华山以东直至沿海的广大地区；江南地区即长江以南直至沿海的广大地区；龙门（在今山西省河津县西北）、碣石（在今河北省昌黎县北）以北地区即今山西北部至河北北部一线以北直到汉朝北境的广大地区。从司马迁的这段话来看他的经济区域的观念是明确的他对经济区域的划分主要是从地理条件来考虑的。
司马迁对一些地区的记载着重记载地理条件的状况、生产的状况以及经济生活的状况和社会风俗的表现、不同地区在这些方面的相异或相同之处。在这些记载中几乎所有有关地理条件的因素如地形、土壤、气候、森林、矿藏以及江、河、湖、海之利与水陆交通状况等等都涉及到了。司马迁以地理条件、生产状况划分经济区域的思想是明确的。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司马迁先提出山西、山东、江南、龙门与碣石以北四个经济区域这一总的观念之后接着又重点论述了关中、三河、燕赵、齐鲁、越楚等地的自然状况和社会状况。这可见他关于经济区域的观念是有全局思想的。惟其如此他才能一方面认识到各地之所出“皆中国人民所喜好”一方面又认识到各经济区域在展上的种种差别。
司马迁的这种思想受到后来许多史学家的重视对它加以继承和展。
班固《汉书·地理志》在详载全国郡县建置、户口多寡后于其篇末备言各地地理、生产、风俗等状况比《史记·货殖列传》所记更加丰富。西晋史学家司马彪称赞说：“《汉书·地理志》记天下郡县本末及山川奇异风俗所由至矣。”1杜佑《通典·州郡典》各篇亦多特标《风俗》一目略述各地地理条件及其影响下的当地经济生活和社会习俗。经济区域的观念及其在史书上的体现已成为我国史学上的一个优良传统。
在人口和地理的关系上过去中国史学家也有一些认识这可说是人口地理思想的萌芽。
司马迁已经注意到地理条件跟人口分布的关系。他说：三河地区因居“天下之中”又是历代君主建都的地方所以“土地狭小民人众”；三河北1《后汉书·郡国志》一。
部的中山是“地薄人众”；上谷至辽东“地踔远人民希”；齐地因其优越的地理条件和“宽缓阔达”的社会风俗而吸引了很多人“其中具五民”；邹、鲁一带也是因为“颇有桑麻之业”故亦“地小人众”。他讲关中人口和地理的关系比较具体：关中之地占当时全国三分之一而人口不过当时全国十分之三。他还注意到有的地区人民“好稼穑”有的地区则“业多贾”1。这些涉及到对人口分布的密度和人口部门构成的朦胧认识。司马迁还看到关于人口与它的土地面积比较起来不算是多的但创造出来的财富却很多以至占了全国财富的十分之六；而中山这个地方人虽然多但地理条件不好社会风气也不好没有创造出多少财富来。这跟后来以户口增减来衡量社会经济是否展的论点有很大的不同。
自《汉书·地理志》以后在《二十四史》中有地志者计十六家“正史”或称《地理志》或称《郡国志》、《州郡志》、《地形志》。它们或记人口的分布或记人口的迁徙都是以人口与地理相结合的情况着眼的这是在封建社会劳动力与土地相结合在史书上的反映但也可作为我们考察历史问题的参考。
从地理条件看政治上的兴亡得失是过去中国一些史学家感到兴趣的也是过去一些政治家、思想家所感兴趣的。汉初刘邦打算建都洛阳。娄敬建议都长安。他的理由是：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1999ooo41_o1o2_o娄敬这段话讲得很精采也很形象他分析关中的地理条件的优势把经济、军事、政治几个方面都考虑到了。刘邦征求群臣的意见“群臣皆山东人争言周王数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按：洛阳为东周之都）。”刘邦疑而不能决及至张良也说应都长安他才下了决心“即日车驾西都关中”。司马迁很生动地记述了这件事认为娄敬“脱輓辂一说建万世之安”评价是很高的。所谓“建万世之安”当然是夸大之辞。但直至唐代中叶杜佑仍然认为关中的地理条件对于政治上的巩固和统一是很重要的。他指出：“雍州之地厥田上上鄠杜之饶号称陆海四塞为固秦氏资之遂平海内。”这是从历史上来看。同时他针对唐初有关迁都的议论强调说：夫临制万国尤惜大势秦川是天下之上腴关中为海内之雄地巨唐受命本在于兹若居之则势大而威远舍之则势小而威近恐人心因斯而摇矣非止于危乱者哉！诚系兴衰何可轻议。2999ooo41_o1o2_1&1t；//pgn》司马迁和杜佑的看法说明在汉唐时期关中的地理条件对这两个盛大的皇朝的政治统治是很重要的。李吉甫也赞同司马迁和杜佑的看法他根据《史记》所记认为：“汉祖入关诸将争走金帛之府惟萧何收秦图书高祖所以知山川阨塞户口虚实。厥后受命汜水定都洛阳留侯演委辂之谋田肎贺入关之策事关兴替理切安危举斯而言断可识矣。”他申明自己撰写《元和郡县图志》的目的是要“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他甚至认为：中唐以来“成当今之务1以上均见《史记·货殖列传》。
树将来之势则莫若版图地理之为切也。”1把地理条件和人们对地理条件的认识和利用看作是“事关兴替理切安危”的问题是这位政治家和历史、地理学者的政治经历和学术研究所达到的一个共同的结论。
都城是历代皇朝政治统治的中心；都城的地理条件历来受到更多的重视此即所谓“卜都定鼎计及万世必相天下之势而厚集之”2。上文所述地理条件跟政治统治的关系有些就是和都城相关联的。刘知几主张：“凡为国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于舆服之上。”3这说明他对于都城在国史编纂内容上的重视。不过刘知几主要还是从政治统治的历史经验提出这个问题的没有着重于地理条件的考察。唐末昭宗时国子博士朱朴曾上书言当世事并从地理条件的得失提出迁都的建议认为：古王者不常厥居皆观天地兴衰随时制事。关中隋家所都我实因之凡三百岁文物资货奢侈僭伪皆极焉；广&1t；//pgn》明巨盗陷覆宫阙局署帑藏里榫了媸刃沂拧⒒跏杏滞霭司鸥咦妗⑻谥频慈灰印７蛳濉⒌酥饕穆倮锲涠河摺⒎锪治啬暇仗痘非魇粲诤何饔猩下逯厣街毡庇邪籽铝缒诵问ぶ匚盅苤妗Ｈ艄憧ｄ钋颂煜轮瓶墒勾蠹Ｗ怨胖行酥ヒ阉ブ凭臀赐醵酢＝衲涎艉汗馕渌淦鸲赐跻病３际由胶幼忱龃Χ喙识家咽⒍ツ岩孕艘眩唤贤帘∷橙诵南∏崆刹豢梢远迹缓颖蓖梁袼钊诵那裤购蒽宀豢梢远肌Ｎ┫濉⒌耸滴┲性诵闹柿既デ劐氤叨猩下逦抻涝兑牡仪珠笾荽私ǘ贾∫病�1999ooo41_o1o4_o朱朴的建议没有被唐昭宗采纳。这时的唐皇朝已岌岌可危非迁都之举可以挽回颓势足见朱朴在政治上是很迂阔的。但是他的这些议论透露出由于地理条件的变化关中地区已逐渐失去了经济上的优势；由于社会的动乱、政治的腐败长安已不再具有盛唐气象。这跟中唐时期杜佑、李吉甫对长安的看法已有很大的不同。朱朴建议中的这一点启示是不应忽视的。而他的“观天地兴衰随时制事”的见解也还包含着辩证的因素不可完全视为迂阔之见。郑樵在《通志·都邑略·序》里引证了朱朴的迁都议认为：“其论‘去已衰之势就未王而王’则前此或未有之及矣。”这也是赞成他的“随时制事”的主张。
《通志·都邑略·序》可以认为是从地理条件考察“建邦设都”跟政治统治关系的佳作他是从全国的地理形势和以往的历史经验出对地理条件与“建邦设都”的关系和政治上兴亡得失的关系作总的考察。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在新的历史条件（包括地理条件和政治条件）下长安、洛阳、建业所谓“三都”已不是理想的建都所在；（二）北宋建都于汴京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这跟“靖康之难”有直接的关系；（三）他在这篇序论的末尾还提出南宋建都临安是不妥当的应采唐人朱朴之议移都南阳。郑樵的这些论点和其他一些看法并不是都很中肯的如他把“靖康之难”都归结到北宋定都汴京这一点上就是极为片面的。但他从总的地理条件和历代“建邦设都”的历史中试图总结一些带有普遍性的认识的这一意向是很难得的。他所得到的某些具体结论如“中原无事则居河之南中原多事则居江之南”、“自开辟以来皆河南建都”等对于我们从地理条件方面探讨历史上“建邦1《元和郡县图志·序》。
2徐元文：《历代宅京记》序。
3《史通·书志》。
设都”的客观规律也是很有启性的。明清之际顾炎武撰《历代宅京记》就历代建都之制备载其城郭宫室、都邑寺观及建置年月等史实其总序部分亦多述前人论议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辑录都城历史资料的专书有相当高的文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