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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奴隶制关系的估计上郭沫若认为：“力于农穑”的庶人在周初是人鬲中的最下等在家内奴隶之下的而在春秋中叶以后都提到家内奴隶之上了。《左传》襄公九年、十四年楚子囊和楚师旷的话都把庶人的地位提高到公卿大夫之下而在工商皂隶牧圉之上。《左传》哀公二年晋赵鞅誓师辞：“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1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的几个问题》。中华书局1962年版。
2郭沫若：《奴隶制时代》。
1郭沫若：《奴隶制时代》。
人臣隶圉免。”他认为这表明庶人可以免其为奴隶庶人中的很大一部分虽然成了雇农、佃农、依附农民但毕竟是从过去的奴隶地位中挣脱出来了。至于奴隶当然还有这种旧时代的残余一直延续很久不足为奇象人的盲肠一样2。
（四）郭沫若认为春秋战国之际的阶级斗争主要表现为“公室”与“私门”的斗争。他说：“由于私家逐渐肥于公家下层便逐渐克上层。天子倒楣了诸侯起来；诸侯倒楣了卿大夫起来；卿大夫倒楣了陪臣起来。在这上下层相克的阶级斗争中下层者尽力争取民众作为自己的战斗员故民众的身份也就逐渐改变了。”“这一变革我们应该认为是革命的变革它的实质并不是改姓换代的单纯的政治革命而是使社会起了质变的社会革命”1。田氏代齐韩、赵、魏三家分晋是新兴地主阶级采取革命的手段掌握了政权而楚、秦、燕则是采取了由上而下的改革。
（五）郭沫若在谈及春秋末年以后的意识形态时说无论在思想上、政治观点上、文体表现上都呈现了一个极大的变革。具体说来对“天”和“人”的看法有了改变出现了体现为无神论宇宙观的“仁”、“慈”、“兼爱”、“泛爱众”的主张；私有财产权开始被重视；生了“正名”的要求；文体起了变化民间形式被重视有了私家著述的出现2。
当然在主张战国封建论者当中有些同志虽然同意郭沫若所说的以井田制的崩溃作为奴隶制瓦解的标志但是他们对井田制的理解却与郭沫若不同。他们认为井田制就是农村公社的土地所有制春秋战国之际由于生产力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展公社土地所有制遭到破坏公社农民也迅转化成为个体小农。在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土地私有制的确立构成了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过渡的一个重要标志。
反对以郭沫若为的战国封建说的人除侯外庐在其《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认为中国奴隶社会开始于殷末周初经过春秋战国到秦汉之际才终结外其他主张春秋战国是奴隶制社会的同志大致可以分为两派一派认为秦的统一标志着奴隶社会的结束和封建社会的确立一派认为春秋以前是早期奴隶制阶段从战国到秦汉是展奴隶制阶段。
黄子通、夏甄陶认为土地私有制的确立并不能说明封建制度的开始。
春秋战国时代出现的土地私有制是在家长奴隶制时期中土地公有制崩溃以后产生的奴隶制度下的土地私有制。他们分析了商品货币关系的展以及奴隶劳动是社会生产的主要基础等特征认为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奴隶制已开始崩溃封建生产关系逐渐形成。战国末年各国的变法运动就是封建生产关系在法律上的反映。但是当时的封建生产关系还没有占统治地位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中国才进入了一个新的封建制度时期1。金景芳在《中国奴隶社会的几个问题》一书中也说到了秦始皇统一六国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国家政权都进行了彻底的改革中国社会才由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他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革命的根本问题因此中国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应该以“政治斗争”与“朝代的更替”为主要依据。
2郭沫若：《奴隶制时代》；《关于中国古史研究中的两个问题》《历史研究》1959年第6期。1郭沫若：《奴隶制时代》。
2郭沫若：《奴隶制时代》。
1黄子通、夏甄陶：《春秋战国时代的奴隶制》《历史研究》1956年第6期。尚钺、王仲荦、何兹全等主张把西周和春秋战国划为早期奴隶制阶段。
在他们看来春秋时代家长制公社或农村公社虽然开始了解体过程但还占着重大的优势社会生产的主要担当者仍然是公社成员。只是到了战国秦汉时代较展的奴隶制才占了统治地位。这些魏晋封建论者指出战国时代在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所出现的一些现象例如由于铁器的普遍使用而引起的生产力的迅展商品经济达和城市繁荣土地兼并与奴隶买卖的盛行债务奴隶的增多氏族贵族奴隶主的衰落与工商奴隶主的兴起以及诸子百家的蜂起并作等等都不是封建社会形成时所应有的却正和奴隶制经济初步获得展的情况相符合。同时从春秋到战国也没有出现奴隶制的危机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奴隶暴动和起义。这也说明战国时代不是封建社会而是奴隶制的展阶段。
上述两派的反对者对于春秋战国之交开始封建说的主要根据作了一些具体的批驳。例如：（一）黄子通和夏甄陶虽然也承认战国时代使用铁器耕种已经是很普遍的现象但却认为当时还不是完全的铁器时代。在他们看来春秋战国时代铁的使用还不足以产生封建制度而只是证明由西周的初期奴隶制向春秋战国的达奴隶制过渡的有力根据1。王仲荦对当时铁器已经广泛使用的说法提出了质疑。他认为铁器在开始时比青铜器还要柔软即使春秋时已用铁到战国时也不一定普遍使用在掘出来的汉代工具中不仅有青铜器还有石器这说明铁在当时不一定被广泛使用2。尚钺认为战国时代铁器虽然已经比较普遍地展开但当时铁器的形制不仅很小而且质地松脆因之还不能完全排挤石器。由于生产工具的原始性这就决定了直至春秋时代中国社会还不能完全摆脱原始社会的脐带；与这种生产力性质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不是封建所有制的形成和奴隶占有制的解体而是以家长制公社为基础的早期奴隶制的关系1。
由于生产力的提高逐渐促使土地所有制的变化问题主张西周封建论的徐中舒认为周厉王废止籍田而征收份地的生产税说明周族统治者在公社成员的份地上确立了所有权。从此公田私田的分别就在历史上消失了。三年一换土易居的爰田制终于被一夫授田百亩的授田制所代替。这种授田制一直维持到战国末年。东方被征服部族的井田制变化较晚春秋时代齐、鲁、郑三国井田制的改变大致经过了两个不同的步骤。隶属于公室的井田改变在前隶属于采邑的井田改变在后2。主张春秋战国是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代的林甘泉认为公社土地所有制的危机最先出现在周王畿它的信号是“宣王不籍千亩”而其朕兆则已见于厉王时代3。主张魏晋封建说的何兹全则认为土地成为私有财产和公社土地所有制的瓦解不过使自耕农民的小土地所有制成为支配形态而这正是马克思所说的古典的古代最盛时期的社会经济基础。春秋战国间生产力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展变公社所有制为氏族贵族尤其国王的土地所有制和小生产农民占有制以后更展了货1黄子通、夏甄陶：《春秋战国时代的奴隶制》《历史研究》1956年第6期。2《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人民日报》1957年1月19日。
1尚钺：《先秦生产形态之探讨》《历史研究》1956年第7期。
2徐中舒：《试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四川大学学报》1955年第2期。3林甘泉：《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形成》《历史研究》1963年第1期。币所有者显贵阶级的大地产所有制。商品货币关系进一步的展就推动这个大地产所有者显贵阶级进而吞并小农展大土地所有制使小农沦为奴隶4。
（二）关于“初税亩”的解释问题。西周封建论者范文澜认为实行“初税亩”之后私田随着公田的废除失去了私田的意义农村间允许公开兼并有人占田多有人失地多贫富的分化加剧了。多田人逐渐形成地主阶级失地和少地农夫逐渐形成为佃农、雇农1。金景芳不同意这种看法但也反对郭沫若的解释。他认为“初税亩”只是记述剥削方法和数量有了变更看不出所有制变更的迹象。他引《谷梁传》：“初者始也。古者什一借而不税。初税亩非正也。”说明奴隶耕种的田有一部分是由奴隶主收取全部产品供奴隶主享用这就是“籍”。奴隶还耕种着另一部分田那是由奴隶收取产品用以维持本身生活。“初税亩”就是开始对这种田也按亩收取一定数量的产品作税。这表明剥削方式和剥削量的进一步加剧但剥削的性质、生产关系的类型并没有什么变化2。魏晋封建论者王忍之对于范文澜的解释也提出了异议。他说“初税亩”下征收来的税是交给国家的国家是土地所有者。可是范文澜把税亩制作为土地公有制被土地私有制所代替的标志这就陷入了自相矛盾之中即一方面把税亩制看作私有制确立的标志另一方面又说成是基于土地国有制的物品地租。在王忍之看来“初税亩”是在私有制确立之后国家对于自由民征收的一种赋税而不是什么物品地租。不能把物品地租和赋税制度混为一谈3。
（三）春秋战国时期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奴隶就是西周封建论者们也承认。所以范文澜说：“任何一个贵族（国君、卿、大夫）都要占有大量奴隶”4否则贵族的生活和权力将无法保持。不过他认为当时的奴隶除了使用于工商业之外主要是供贵族家内役使奴隶劳动只能说“对农民和小工商业者起了配合作用。”但是主张春秋战国奴隶社会论者们说当时贵族和富有者所占有的奴隶动辄就是千人、数千人以至万人以上。这些奴隶不但被用来作家内服役之用而且强迫他们在手工业作坊里、森林里、矿山里、田野里和江河沼泽里从事各种劳动。《春秋》三传关于俘获的记载很多。大国把小国的“民”俘获来后“丈夫以为仆圉胥靡妇人以为舂酋”（《墨子·天志下》）。贵族之间的斗争也往往是为了争夺奴隶。所谓“兼其室”、“取其室”、“分其室”就是夺取奴隶财产的斗争。不管是贵族或平民犯了罪要被没为奴隶；破产的人也大多被降为奴隶。这些都表明奴隶制在当时并不是一种残余的现象而是普遍的现象1。主张魏晋封建说的谢德风更认为战国时代的奴隶来源是充足的主要有：（1）战争的俘虏如《墨子·天志下》说：“民之格者则劲拔之不格者系累而归”；（2）由破产农民变来的债务奴隶如《韩非子·六反篇》中说：“天饥岁荒嫁妻卖子”；（3）来源于罪犯的奴隶如《左传》昭公三年称：“栾、郤、胥、原降在皂4何兹全：《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56年第8期。1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
2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的几个问题》。
3王忍之等：《对&1t；中国通史简编》的几点意见》《教学研究》1955年第3期。4王忍之等：《对&1t；中国通史简编》的几点意见》《教学研究》1955年第3期。1王忍之等：《对〈中国通史简编〉的几点意见》《教学与研究》1955年第3期。隶”；又《史记·商君列传》载：“事末利及怠而贪者举以为收孥”；（4）在血缘亲属的假面具掩饰下的同族奴隶如“隶子弟”、“乡子弟”以及“赘子”、“庸人”、“庸保”、“甿隶”、“庸客”等隐蔽形式下的奴隶。据此他认为战国时代的奴隶制还处在展时期而不能说是奴隶制的衰落时期2。
（四）主张西周封建论的唐兰说郭沫若所提出的“下层克上层”的现象都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与社会制度的改变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这种矛盾的生是奴隶制国家崩溃以后的必然现象1。主张战国是奴隶社会的同志也不同意郭沫若的意见。孙秉莹认为一个社会形态向另一个社会形态转变的时候必须经过被压迫阶级的武装斗争摧毁旧的国家机器才能实现。但是春秋战国之际并没有生过这类事情。当时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阶级斗争不很剧烈生产关系尚能适应生产力的性质生产力一直是上升的。奴隶社会既没有生危机也就没有生革命的条件因此也就不存在奴隶制崩溃与封建制形成的问题2。金景芳更认为春秋时代列国卿大夫势力正在膨胀宗法制正在展他们不可能主动地革自己的命。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矛盾还是奴隶主阶级的内部矛盾。只有到了战国时代奴隶主阶级与新兴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才成为主要矛盾。他批评战国封建论者“把封建社会的出现看得太容易了以为只需要自上而下的改革就可以顺利地到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