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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第48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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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里不藏思八(gyah…bzag)万户,在今乃东县境。迷儿军(必里公bbri…gug)万户,在今墨竹工卡东北止贡地方。

    拉堆绛(la…stod…byag)万户,在今昂仁一带。

    拉堆洛(la…stod…lho)万户,在今定日一带。

    绛卓(byag…hbrog)即香万户,在今日喀则东北香曲流域。

    俺卜罗(yar…hbrog)即思答笼剌万户,在今羊卓雍湖一带。

    十三万户初设应为实指,后成为对乌思藏地方政区分划的概称,其间有消长变化。最高长官是万户长,皆由朝廷任命,其下属有千户长、百户长、五十夫长等。

    四、置驿与籍户至元元年(24),在吐蕃设置了驿站,这一任务是由答失蛮完成的。他受元世祖之命,仿照汉地设置驿站之例,从朵思麻的丹底水晶佛殿(今青海化隆境内)起,经朵甘思、错多桑珠、后藏,最后到萨斯迦寺,共置27个大驿站。其中朵思麻7个,朵甘思9个,乌思藏地区个。驿站的乌拉差役由各地人支应。置驿保障了元朝中央与吐蕃地方联系的《元史》卷八七《百官志·宣政院》及达仓巴·班觉藏卜《汉藏史集》等。参见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87年版。

    《汉藏史集》,四川民族出版社985年版。

    畅通。设在吐蕃地区的驿站并不归属各万户府,而是由宣慰使司中朝廷委派的官员管理。280年左右,萨斯迦本钦公哥藏卜违抗中央,元世祖派大臣桑哥率军入藏查处。平息叛乱后,桑哥一面在吐蕃留下部分蒙古军驻守各地,一面对驿站作了一些调整,即由蒙古驻军负责乌思驿站事务,原来的站户只提供食品、用具和药品等,不再远戍应驿。为了保持驿路畅通,元朝中央屡次拨款赈济站户。

    与置驿相伴的重要政策是籍户,而籍户之目的是征收赋税、摊派差役与划分行政机构。籍户有三次一在28年,一在287年,一在335年。藏史记阳土龙年(28)初,由朝廷派来金字使者阿衮与弥林二人对俗民、土地及人户进行了清查。此后二十年(287)由大衙署派来的和肃与乌努汗二人,与本钦软奴旺术一起,按照大清查的规定统计了户口。“从上部纳里速古鲁孙到沙鲁万户的辖地以上,是由阿衮与弥林二人清查的,从这以下到必里公万户辖地以上,是由司徒阿什杰等清查的”。清查的结果是乌思藏四茹及纳里速古鲁孙共有三万六千四百五十五户,其中乌思地方有二万七百六十三户,纳里速及藏地方有一万五千六百九十户。另有不属乌思藏地方羊卓万户的十六部份,计七百五十户。当时把吐蕃的民户分为僧户和俗户两大类,籍户是不包前者的。据谓,吐蕃的每个万户各有寺院属民四千户,贵族属民六千户。另有一部分民户既不在万户之内,也不归寺院管辖。因此,当时统计出的人户比实际人口要少得多。吐蕃人户的统计办法是有六根柱子面积的房子,有可种十二蒙古克种子的土地,有夫妻、子女、仆人共六个人,乘畜、耕畜与乳畜三种牲畜,山羊、绵羊计二十四头,方可称为一个霍尔堆,五十个霍尔堆称为一个达果(马头),两个达果为一个百户,十个百户为一个千户,十个千户为一个万户。

    元朝在吐蕃采取的诸项制度使朝廷有效地实施了对吐蕃的统治,并进而对吐蕃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吐蕃经济的发展元代吐蕃地区的经济主要是新兴的封建庄园经济,其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大大小小的农奴主与广大农奴之间的矛盾,奴隶制残余依然存在,但社会生产较前有较大的发展。

    庄园,藏文叫“溪卡”(gzhis…ha),它肇始于奴隶制瓦解后各地封建势力的各自为政与互为仇雠。由于这些大小不等的地方武装拥部自主、互不统属,形成无数个相对独立的军事和经济单元。它的消长依其军事与经济实力的变化为转移,由于吞并或联合,逐渐形成势力更大的地方权力组织,军事与生产密切结合,自成壁垒。在生产方面,由于旧的奴隶制秩序的瓦解,《汉藏史集》,四川民族出版社985年版。

    起义的奴隶已获得更大的人身自由,统治者也不得不采取新的封建经营方式,发展生产以充实经济实力,保存自己并伺机扩大势力范围。

    在封建农奴主庄园发展的同时,寺院经济也发展起来。由于吐蕃地区封建制的确立与藏传佛教的形成相辅而行,在经济上也出现了二者同步发展的局面。双方相互依持,相互利用,寺院封建主的统治政策,在精神上感召人们承认并服从新的统治者,各封建主则捐献土地庄园给高僧大德,增强了寺院的经济实力。高僧收徒传法多要接受大批财产作为报酬,这也使一部分僧人成为拥有财富的僧侣贵族。于是在吐蕃就存在着另一大经济势力与社会阶层——寺院经济与僧侣贵族。

    在蒙古军入藏前,吐蕃地方的必里公、古尔摩、萨斯迦之拉德雄巴、搽里八、俺卜罗、牙藏、伯木古鲁及汤卜赤等十一个教派势力,均派各自的使者分别投靠蒙哥汗、阔端、薛禅汗、阿里不哥及旭烈兀,向这些蒙古王子“请求桂本(sgos…dpo)之职”。“桂本”即“私有庄园管理人”或“贵族领主”。

    乌思藏十三万户的确立,首先是以其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它们的消长,除政治因素之外,经济实力是其核心依据。搽里八派是在搽里溪卡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萨斯迦之受蒙古推重,不仅是因为萨班之德高望重,更重要的还是其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款氏贵族在斯塘开设商市、建立民舍,在仲堆、仲麦、达托、芒卡支钦、藏地中部和谷地、上下复甫地区及达纳等地建立有溪卡,在北方的琼地、克甫索、贡支及卡尔甫等地建立了众多的牧场,在热索放牧马群。

    元代吐蕃的庄园分为两类,一是归贵族所有,一是归寺院所有。管理人称“溪聂”(gzhis…gyer),负责溪卡大小事务。庄园的主要劳动者是农奴。寺院溪卡叫“衮溪”(dgo…gzhis)或“却溪”(hos…gzhis)。寺院的属民由寺院领主管理,如果万户长为教派领袖,则集政教大权于一身,也兼管贵族庄园。寺院溪卡受到元朝中央的特别保护,元代藏汉文圣旨法旨均表示了对寺院的优待政策,即其财产不得侵犯,且免纳赋税。如八思巴在至元四年(27)赐给却顶寺的法旨,即令“无论何人俱不得征派兵役、赋税、劳役三者,不得征收商税,不得索要饭食及乌拉差役,不得在寺院住宿”等。帝师辇真监藏晓谕乌思藏宣慰使的法旨亦谓诸官员“不得倚势欺凌,征收前所未有之差税、食物、乌拉,不得随意征派牛马,不得干涉俗人出家为僧不得派僧差”等。寺户不仅从事农业、牧业,而且也从事商业贸易,是元代吐蕃经济很重要的一部分。僧差、僧税虽有其名,往往通过皇帝或帝师的优礼诏书被免除,这些负担自然转嫁到普通农奴的身上。

    贵族所属庄园叫“格溪”(sger…gzhis)或者“桂溪”(sgos…gz…his),《萨斯迦世系史》,民族出版社985年版。参见黄颙《元初对西藏人口的普查及其经济意义》,《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85年版。

    属民称“弥德”(mi…sde)。贵族溪卡由“桂本”或“格本”管理。农奴从事生产,其权益也受到元廷一定程度的保护,但对贵族和中央有纳贡应驿的义务。元代籍户即是为征税、派差与置驿提供依据,这些均由贵族所属的俗民来承担,同时他们还对寺院承担一定的劳役。

    元廷对帝师赐有庄园土地,使其成为吐蕃地方的封建主。据《汉藏史集》载,“在河州的热布卡地方,有属于囊索管辖的庄园,在城墙根有叫做拉哇城的,再往下有叫典康溪的庄园,这些是按照圣旨奉献给上师八思巴的份地,不负担府库及驿站等汉地、吐蕃的任何税赋差役,不在编籍之内。据说有可下五百蒙古克种籽的土地”。在帝师之下,乌思藏宣慰使司及下辖的诸万户、千户,吐蕃等处、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及安抚司、招讨司、元帅府等长、使,也因拥有一定数量的庄园而成为大小不等的农奴主。

    元代吐蕃地方的经济在中央政府的管辖下较前有了新的发展。社会的安定、封建庄园制的进一步发展,势必为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在雅鲁藏布江流域农区,主要种植青稞,这是吐蕃人的主食与岁贡物品之一。藏史记载吐蕃地方在山谷地区是以牧业经济为主,在河谷地区是农业经济为主,反映了亦农亦牧农牧并举的特点。在吐蕃的人口调查中,作为一户的标准即包括有一定的土地、一定数量的马驴牛羊。牲畜既是农业耕种的得力助手,交通运输的优良工具,而且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主要食物。在吐蕃人的纳税项目及朝廷对吐蕃地方的救济物品中均有马牛等。而支应驿站少不了马匹、驮畜、乳畜与肉羊。

    吐蕃人的家庭手工业也有一定的发展,牦牛尾制作的帐篷以及羊毛制成各种织物,不仅种类增多,而且质量更加精美,如“毛布”、“花毯子”、“藏地哔叽”、“氆氇”等,均颇受人们喜爱,其中乌思藏的细氆氇尤为驰名,还是上贡的佳品。坐垫和围裙也是常用而大批制作的物品。至于金、银、象牙、珍珠、银珠的加工及藏红花、木香、牛黄、虎、豹、水獭皮张、麝香等均很有名,既作为上贡物品,又有一部分进入市场。吐蕃人对僧人或亲友也常以披风、坎肩及各种金银加工品或丝毛制品相赠,其生产与加工规模自然很大。

    元代吐蕃的商业与集市贸易也十分发达。由于农牧业的发展、手工业的进步,为商业的繁荣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各教派和封建领主的庄园上,形成大大小小的贸易网点,大多以寺院为中心,宗教节日或年节成了开展商业活动的大好时光。从而也推动了新的城镇的产生与政治中心的形成。交换的物品主要是农牧及土特产品、加工物,包括丝毛制品、刀剑、金银首饰等佩带物。

    元代继承宋代以来吐蕃地方与内地的“茶马互市”传统,且由于吐蕃成为中央政府辖下的一个地方机构,双方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贸易的次数与数额均有增加。277年,元军取四川以后,在碉门、黎州设榷场与吐蕃贸易。以后,大批吐蕃官员与僧侣陆续来到内地,以朝贡的方式获得厚赐或采购货物,以至于给驿站带来沉重的负担。以各种方式开展的民间私营贸易也有增无已。

    吐蕃的文化元代吐蕃的文化事业较前有所发展,这与元朝廷的扶持、吐蕃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各民族相互联系的加强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语言文字方面,萨班与八思巴叔侄贡献最大。萨班是一位学富五明的学者,在与阔端商定吐蕃归附蒙古的条件后,他应阔端之请留在凉州,从事佛教传播工作。他感到当时蒙古人所使用的畏兀字母有不完备的地方,无法标注、翻译一些梵文、藏文,便对此加以改革。他在畏兀字的基础上增以藏文表音字母,形成一套新的字母。这套字母是否被纳入畏兀体蒙古文字,尚不清楚,但它对蒙古文字的改进所产生的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后来,在元文宗时代,国师搠思吉·斡节儿进一步改进畏兀体蒙古文字,即是以萨班的改革成果为基础的。

    八思巴在元代的政治与文化方面的影响更大。就文字而言亦复如此。其事见八思巴传。

    在文学方面,藏族长篇史诗《格萨尔王传》大约形成于元代。据目前的统计,已发现的口头说唱本、木刻本和手抄本共有六十多部,约一百五十多万行,一千五百多万字。这是中国文学史及世界文学史上罕见的史诗巨作。它是藏族民间长期流传下来的群众性创作,通过英雄格萨尔王抑强扶弱、降妖除魔、安辑百姓的伟大业绩,来展示复杂动荡的社会生活与人们的理想。萨班的《萨迦格言》一书,元代就被译成蒙古文,是藏蒙人民喜爱的文学作品。它以劝世修身为内容,共分九章,包含四百五十七首格言诗,使用四句七音节格律。内容涉及治国之道、处世哲学等方面,颇富哲理性,成为格言体作品的典范之一。其蒙古语译本残页已被发现。

    元代藏族史学也有长足发展。寺院都很重视对珍贵文献的保管,在萨斯迦寺有专管文书的官吏叫朋你克。各教派均记录、保存本门诸高僧大德的著述与事迹,成为后代撰写教法史的基本材料。十五卷本的《萨斯迦全集》是萨斯迦五祖的全集,其中包含有重要的原始资料。元代藏族学者读史、撰史之风兴起。赞巴拉多室利衮读汉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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