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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人姚燧记述曾参与镇压这个起义的一位将领的史迹说他自宋亡于南海之后“与反虏剧贼战未尝1同恕：《张彦谌墓志铭》《榘庵集》卷九。
2郑思肖：《心史》卷下。
1胡祗遹：《送丁教授入官序》《紫山集》卷八。
2见周良霄：《忽必烈》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页125。
3刘璜：《李参政平寇碑》乾隆《南丰县志》卷三四。
岁释介胄”4。可见元朝前期各地变乱之多。这一时期江南人民起义如此之多的重要原因是由于忽必烈连年用兵海外（关于忽必烈时期的海外侵略战争参见本书有关中外关系章的专章）徭役异常沉重民不能堪。不过这些起义大多局限于较小的地域范围互相之间也很少呼应联系因此往往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被元政府镇压下去。这时的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总的说来并没有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
4姚燧：《王守信神道碑》《牧庵集》卷二三。
第六节“义利”之争与厉行“汉法”派的受挫阿合马当政与“义利”之争蒙古国初建于漠北草原时期部众兵牧合一分属于大汗各支宗王领有仅置千户、百户管领由扎鲁忽赤分治民政和刑罚赋敛史称“官制简古”。蒙古进入中原汉地等农耕城郭区域之后仅仅依靠如此“简古”的官制无法维持有效的统治。于是在蒙古体制所未曾涉及的那些规范领域内被征服地区的传统制度渐次恢复并且同被保留的那一部分蒙古旧制结合在一起逐渐形成一代新制。上述过程在中原汉地约始于十三世纪三四十年代；而中统及至元前期正是它加实现并臻于基本完成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忽必烈对以其“藩府旧臣”为主体的一批儒臣十分信任和重用。这些儒臣就其学术风气而言可以分为两派即保守宋金传注及文学遗风的东平派和信奉伊洛、朱子之学的理学派。
如果说在中统、至元前期汉法的实行只是填补蒙古旧制无法施行的那些方面的制度空缺那末在“纲纪粗立、朝廷粗安”之后进一步厉行汉法其主要内容就变为在观念层次上对控制着国家机器主要部位的蒙古统治者施行“汉化”以及进一步改革既定体制中的不合理部分了。以忽必烈为的蒙古统治集团对此并无迫切之感。现在国家的财政问题更吸引着他的注意力。但他与朝廷儒臣之间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很大的分歧。这种分歧与民族防范的心理以及其他矛盾交织在一起导致了忽必烈对儒臣和汉人的疏远乃至猜忌排斥。
早在中统年间由于李璮之乱牵涉到忽必烈倚信的王文统使忽必烈极为震动以至他对许多藩府旧臣和汉人军阀产生很大的猜忌。平灭李璮之乱后的一系列措施既有加强中央集权的意义同时也是出于对汉人的防范之心。王文统被杀后忽必烈转而重用出身回回的察必皇后宫帐侍巨阿合马把他“擢”为中书平章政事。此后他由制国用使而平章尚书省事又在尚书省并入中书省时夺得中书政柄逐步因“理财”得宠而得以控制朝政威福肆行。
阿合马当政近二十年。他的理财措施主要是整顿和增加盐、茶、商、酒醋等课税收入；经营鼓铸官为局卖；对各地帐籍进行“理算”追征欺隐、逋欠财赋。他在国家多事、急需用钱的情况下在社会经济能承受的范围内保证了国家的必要收入。盐引售价阿合马任前为钞十四贯至元八年上涨三贯。十三年灭宋因两淮、两浙盐产丰饶盐引价复降为钞九贯。阿合马当政时期钞币的行也较正常至元十二年前中统钞年行量从未过四十万锭。十三年以后因交钞行地域扩大到原南宋版图故有一年达到一百四十万锭；其余几年也不过八十至一百万锭。通货膨胀在这时尚处于温和阶段1。阿合马在理财方面所取得的成效始终与他和他的党羽贪横不法的罪恶相并行。阿合马一家“尽处要津”。凡向他献美女的都能获得高官厚禄。灭宋后更展到公开贩卖南方官职名曰“海放”。理算的对象本当是侵吞中饱的贪官和隐产逃赋的富豪这时则或因奉行过当或因委任非人往往流毒民间招致人怨。阿合马在任期间色目富商的权势也有很大展。儒臣面对上述情势竭力强调儒家学说关于“节用”与“爱人”的思想要忽必烈“不杂小人不营小利不责近效不惑浮言”2。他们在指责阿合马一系列措施的弊端和他的奸贪不法时全然否定了当时增加国库收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甚至“讳言财利事”（《元史·卢世荣传》）。这样他们在将“义”与“利”的对立绝对化的同时把自己置于忽必烈增加财政收入的既定政策的对立面迫使后者进一步倒向阿合马等理财派。至元中叶以后随着藩府旧臣的日渐凋零和被调离忽必烈左右朝中汉人儒臣的势力便越来越小。
由于日益受到忽必烈的疏远一部分汉人儒臣转而依靠从小受儒学熏染的皇太子真金。真金曾在皇位继承问题上与那木罕生矛盾3。为了实现自己行“孔子之道”的政治抱负他与汉人儒臣紧紧地站在同一阵线中。而至元十九年阿合马被刺正好为真金推行自己的汉法主张提供了一个机会。至元十九年三月忽必烈动身赴上都度暑以后益都义士王著与高和尚等人与元廷内一批高级官僚互为呼应以真金之名率人进入大都击杀奉命留守大都的阿合马。王著旋被处死。消息传出大都城中贫民皆争相酤酒歌饮相庆燕京酒市三日俱空。这时在已参决朝政的皇太子真金力主下中书省被改组由蒙古元勋后裔和礼霍孙出任右丞相主持朝政。真金对和礼霍孙说：“汝任中书诚有便国利民者毋惮更张。苟或沮挠我当力持之。”他又对这时入朝任事的汉人儒臣们说：“汝等学孔子之道今始得用宜尽平生所学力行之。”（《元史·裕宗传》）
和礼霍孙的为政重点在清除阿合马党羽改革吏治汰废冗官——主要是裁撤阿合马当政时增设的许多理财机构。这个阶段真金“在中书日久明于听断四方州郡科征、挽漕、造作、和市有系民休戚者闻之即日奏罢”（《元史·裕宗传》）。但是和礼霍孙当政短短两年多国家收入便生了很大的问题。至元二十二、二十三年元政府行的交钞分别高达三百万锭。表明由于国家财政陷入崩溃迫使政府靠多印钞票来平衡收支。二十1参见李则芬：《元史新讲》第二册页551至552；第五册页1o8—112。2《元朝名臣事略》卷八《左丞许文正公》引《岁略考》。
3拉施都丁说忽必烈在考虑汗位继承人时一度倾向那木罕。那木罕被海都释放回来后对真金被定为汗位继承人的既成事实十分不满。据姚燧《白栋墓碑》《牧庵集》卷二六白栋曾为真金讲《左传》“郑伯克段于鄢”。真金听完这段叙述春秋时郑庄公与共叔段争国的故事后对人说：“是非空言意固有在也”。可见真金、那木罕兄弟间在汗位继承上确有矛盾。
一年十一月忽必烈罢和礼霍孙等人以这时由北南归的安童为相用桑哥推荐的汉人卢世荣（一名卢懋1）主持财政。
据《元史·裕宗传》卢世荣以言利进身“太子意深非之”。卢世荣本人曾向忽必烈诉说：“臣之行事多为人所怨后必有谮臣者臣实惧焉”并恳请丞相安童和忽必烈为他撑腰。这些迹象表明真金集团对于卢世荣曾多有制肘之处而安童作为蒙古大臣对卢世荣的态度也颇为暧昧。因此卢世荣理财不过阅四月。当他受到言臣参劾并在追查中又进一步暴露了擅升六部品秩、擅调兵马、紊乱选法等问题后很快被忽必烈罢职寻被诛杀。卢世荣的失败在于他身处尖锐的高层斗争中而没有找到真正有力的支持者。
“汉法”派受挫与桑哥理财在卢世荣罢废以后无论是太子真金还是右丞相安童面对通货膨胀、“百物愈贵”依然一筹莫展。至元二十三、二十四年是中统以来次物价大涨的时期。
早在卢世荣在位时御史台曾有人上书忽必烈谓天子春秋日高“宜禅位于皇太子”。真金听说此事后深为忌讳授意御史台截留这份奏书未。这件事被当时在职的阿合马党羽答即古阿散获悉遂乘间揭露之欲使真金失欢于忽必烈。做皇帝的人最恨的莫过于有人算计他的宝座。忽必烈闻讯果然“怒甚太子愈益惧”。事情虽因安童等人从中斡旋而平息下去二十二年底真金仍在忧惧中死去。他所网罗的一批汉人儒臣当然也不再会得到深忌于心的忽必烈的信重。这时候忽必烈身边几乎已经没有受倚重的汉人儒臣了。
至元二十四年初为挽救财政的恶化忽必烈复置尚书省以藏人桑哥为平章政事主持财政并将六部及天下行省从中书省划归尚书省统辖。桑哥执政后行至元钞以救钞制之混乱开浚会通河以利漕粮北运增加盐茶酒醋的税额遍行钩考追征逋负偷漏。到任三年后元政府印钞（至元钞）数量基本上被控制在每年五十万锭左右他的理财措施在稳定国家财政方面是有收效的。桑哥时规定的总税额此后维持数十年之久说明没有过分出当时社会所能承受的范围。忽必烈在重用理财之臣时对他们的专权黩货并非无所察觉。就在桑哥上台后不久忽必烈在对安童的谈话中说到“朕左右复无汉人可否皆自朕决”辞意未免有怅然之感。不久他就诏命南人程钜夫到江南访求“好秀才”。此后被征北上的南人儒士大多受任于宪台或者翰苑。置汉人儒臣于风纪之司遇有大政使其议论之遂成为有元1见欧阳玄：《高昌偰氏家传》《圭斋集》卷十一。
“家法”1。
桑哥在任四年“其奸赃贪暴著非一”不但引起汉、南人朝臣的强烈批评而且他的财富和权势也使一部分蒙古勋贵对他忌恶不已。至元二十八年忽必烈不得已诛杀桑哥以慰抚天下。下诏诛死之前忽必烈还向他问治理国政的人选2。可见忽必烈虽杀了他仍不无惋惜。至元二十八年桑哥被诛后元廷废尚书省政归中书。忽必烈中年以后因患足疾经常卧榻办公3。此时他力不从心已很少有二三十年前果敢进取的意志遇事往往迟疑反复。晚年他主要凭藉政治经验和手腕使蒙古色目大臣和汉、南人朝臣之间互为制约保持平衡以此维持朝政。至元三十一年正月忽必烈在大都病死时年八十岁。他的庙号为世祖蒙古语称作薛禅（senet译言贤明）合汗。
1吴澄：《送卢廉使还朝为翰林学士序》《吴文正公集》卷十四。
2见沈卫荣：《&1t；汉藏史集》所收“桑哥传”译注》《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9辑。3“上中岁多足疾。一日枢密院奏军务上卧画可。公（按指董文忠）在御榻伏枕而跽。”据传文言。他经常“日鸡一鸣而跽烛入而出”。见姚燧：《董文忠神道碑》《牧庵集》卷十五。第七章成宗“守成”与武宗时朝政的衰弛第一节成宗之立及其“持盈守成”的国策至元十年（1273）忽必烈依汉制册立真金为皇太子。二十二年真金去世以后没有再立皇太子。不过至元三十年（1293）世祖命真金幼子铁穆耳抚军漠北行前以皇太子旧印授之使其位居于数年前即已出镇岭北的兄长甘麻剌之上。忽必烈逝世之前又遣内侍谕真金遗孀向她推荐张留孙谓“张上卿朕旧臣必能善事太子”1。看来忽必烈确实有意要让铁穆耳继承帝位。但由于没有经过立诏建储的法定手续即使从汉制的角度说来铁穆耳的嗣君地位也不是必定无疑的。而若按照蒙古旧制大汗去世后则当由皇后临朝摄政再择期举行忽里台大会由宗室勋旧“协谋推戴”新汗登位。在这个过程中皇后的个人意志就很可能在新君人选问题上生重要影响。至元后期继察必以后被立为皇后的南必权势日大经常干预朝政“相臣常不得见帝辄因后奏事焉”（《元史·后妃传》）。南必有一子名铁蔑赤；世祖的其他儿子当时活着的也还有好几个人。忽必烈死后铁穆耳能否顺利地入继大统困难是很大的。
世祖病危之前显然已意识到身后帝位继承问题上的层层阴霾。三十年十二月他驿召待命大同的伯颜回朝。看来他决心循用中原王朝以顾命大臣宣布遗诏的故事来实现自己的意志。这时的中书右丞相完泽虽然曾任詹事府任长官是真金旧人但他是一个典型的圆滑世故的官僚很难期望会有刚毅果敢的作为；而伯颜是平宋战争的主帅这时又以知枢密院事掌天下兵权所以最终被忽必烈选为“扬命群王”的代言人1。三十一年正月伯颜抵达大都。自是他与中书平章政事不忽木便始终不离世祖左右。十天后世祖病死二人遂以顾命大巨的身份控制朝廷由伯颜“总百官以定国论”2；由不忽木主持引枢北葬等治丧事宜。现存史料完全没有提到南必皇后在这一时期的行动。但这时生的传国玉玺事件表明南必似乎并不甘心束手就范。她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