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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有房屋盈街拆毁一空者有潜身于此旋复逃躲于彼者有散之四方转徙沟壑者有丧家无归号哭于道者有剃为僧者有计无所出自缢投井而死者而富室不复有矣”6。如此铺商视买办如瘟疫避之唯恐不及。
商人们逃避商役而朝廷所需不仅不减反而大增。于是万历年间政府对商人实行了完全强制性的“佥商买办”。所佥对象是“身拥雄赀列肆连衢”的大铺商。佥点办法有“差官佥选”“押解着役”；有坊厢“里甲报名”或在编审之期“著旧役商人各自查访每一个人许报二名二名择佥一名。如报者不堪即著旧商仍自充役”1。各衙门佥商一般都秘密进行“薄夜拘之如缉巨盗”2。一役大约佥商二十至三十名但万历三十一年（16o3）佥报后商人“脱逃相继甚至薙断颈市子割女”只得将三十余人责付五、六人3。三十二年（16o4）“佥报商人不过十余名犹且满路哀告有自缢投河者”4。次年（16o5）继续佥商“一则曰行五城佥报若干一曰行顺天府佥报若干旨意一出富者各投势要百方避匿止余下人家力不能营求者抵数代死。立见辇毂之下抚嚷号啼变且莫测”5。可见佥商制对明代商业资本造成了多么严重的摧残！
铺商原先以为交纳了行银就可以免除当行的愿望至此也彻底破灭了。
在交纳行银后铺户们仍要被官府役用。“官府不时之需取办仓卒而求之不至”“无得已复稍稍诿之行户渐至不论事大小俱概及之”。凡官府买物“仍责铺户领价”。因此铺户“赔貱之苦”雪上加霜。连作为封建统治者的沈榜也说：“征银又何名哉？”6铺户的一项负担增至二项这个矛盾在北京铺户中格外突出。南京地区也基本恢复了买办当行。这足以说明体现封建剥削关系的力役之征是不可能在当时、即使是在某一个领域中被消灭的。
对于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压榨明末铺商作了顽强的斗争。他们“有资竭而罢市者有倾家而移徙者”有勒石立禁商役碑以反抗者1。然而铺户当行、招商买办等终明之世终未废止。这一制度的裁革大约是在清中叶了。
6高拱：《议处商人钱法以苏京邑民困疏》《明经世文编》卷三o一。1《续文献通考》卷二五《市籴一》。
2《明神宗实录》卷四四o。
3王元翰：《凝翠集·圣泽诞被困商偶遗疏》《云南丛书》集部之七。4朱赓：《朱文懿公奏疏》卷六《请缓门殿大工揭》转引自王春瑜等编著《明代宦官与经济史料初探》。5朱赓：《朱文懿公奏疏》卷六《请缓门殿大工揭》转引自王春瑜等编著《明代宦官与经济史料初探》。1均见《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崇祯）常熟县永禁诈索麻杂货铺行碑》、《（万历）常熟县禁革木铺当官碑》、《（崇祯）永禁诈索油麻杂货铺行碑》等。
第九章教育、科举与铨选、考核制度第一节教育制度明代教育可以分为民间教育和官方教育两个不同层次。民间教育是官方教育的基础官方教育则是民间教育的准则。
一个人从幼时的启蒙教育开始便在为日后进入官方学校作准备。进入学校以后则要为日后的科举考试作准备。因此他所学习的内容也便限定在了官方规定的文化范围之中。但是民间教育与官方教育又毕竟有所不同民间教育不像官方教育那样有着比较严格的制度如私塾、家馆、义学、族学等等可以有各种形式也可以比较随意地设立。官方教育则具有一套完整的体制和制度而且它只有一种形式那就是各级学校。
在这两个不同层次的教育体制之外还有一种特殊的教育形式：书院。
书院教育与学校教育不同它虽然属于民间教育范围却必须有官方的认可。它不是一种低层次的教育而是一种高层次的、属于学术传播探讨性的教育。
因此民间教育、官方教育和书院教育构成了明代多层次相关联的教育体系明代的各种文化现象几乎都与这种教育体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私塾与社学明代的民间教育范围是相当广泛的除官方学校诸如国子监、府州县学及卫学等官学之外所有非官方教育形式都可以算作是民间教育的范围。对于明代民间教育的情况史书中没有明确而集中的记述。
从零散的记述中可以得知当时的民间教育包括了私人教育和半官方的教育两部分。私人教育主要指遍布于城乡的私塾、家馆等。半官方的教育则包括地方民办的义学、族学和社学等各类学校。
这虽然并不都属于官方规定的正规化的教育体制范围但是由于中国长期的教育传统的影响到明代已经相当的成熟并形成了一套约定俗成的教育方式。从学生的入学拜师到授课程式从教授的内容到考试方法都有固定的规矩。
一般来说这类民间教育都属于启蒙教育的阶段。所学习的内容也是从识字开始的。学习中使用的教科书主要有：《百家姓》、《千字文》、《孝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千家诗》、《神童诗》等等由浅入深依次学习。
明建国之初由于长期战乱的破坏经济处于恢复时期朝廷虽然提倡展教育以正风化但是各地民间教育情况尚较为低落。洪武二年（1369）以后在朝廷的强令推行下各地官办的儒学开始逐渐有所展与之相应的民间启蒙教育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展。据《明史》记述到洪武中叶以后“盖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庠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此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1。然而教育的展与社会经济有着直接的关系从洪武到永乐间经济虽然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展却又受到国家大幅度的开支的影响当时的经济特征实际上是国富民穷这也就必然会限制民间教育的展。《明史》这段记述可能有些言过其实了。
就当时的教育情况看洪武中所谓的“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主要还是指官办的府、州、县儒学和半官方的地方社学。
地方社学始建于洪武八年（1375）。
太祖洪武八年诏有司立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十六年诏民间立社学有司不得干预。其经断有过之人不许为师。二十年令民间子弟读《御制大诰》者赴京礼部较其所诵多寡次第给赏又令兼读律令。2这种半官方的学校在设置、学习与管理等方面也都有其制度。所以后来人也称之为“乡里学舍生员”。
明初生员分二等有府、州、县学舍之生员有乡里学舍之生员。府、州、县学舍生员有定额自四十人以下为差日给廪饩而乡里则凡三十五家皆置一学愿读书者尽得预焉又谓之社学。盖即党庠术序之遗也若乡里学舍则守令于其同方之先辈择一有学行者以教之。在子弟称为师训在官府称为秀才。其教之也以百家姓氏千文为继及经史律算之属守令亦稽其所统弟子之数时其勤惰而报之行省。三年大比行省拔秀才之尤者贡之朝守令资送妻子入京天子临轩试之加以录用。其学舍生员则俊秀者升入学补缺食饩；不成材者听其各就所业。1这种半官方的社学就其设置安排而论确似一种办学的较好形式。但是不久社学便出现了问题用明太祖的话说是“好事难成”。以致洪武十八年（1385）他在《御制大诰》中不得不专门写上了《社学》一条：好事难成。且如社学之设本以导民为善乐天之乐。奈何府、州、县官不才酷吏害民无厌。社学一设官吏以为营生。有愿读书者无钱不许入学。有三丁四丁不愿读书者受财卖放纵其顽愚不令读书。有父子二人或农或商本无读书之暇却乃逼令入学。有钱者又纵之无钱者虽不暇读书亦不肯放将此凑生员之数欺诳朝廷。呜呼难哉！天灾若不灾于此官此吏载在祀典之神无凭可敬。似此善道难为惟天可鉴智人详之。朕恐逼坏良民不暇读书之家一时住罢。复有不知民艰茫然无知官吏害民者数言社学可兴！古云：为君难诚如是为臣不易果然哉！21《明史》卷六九《选举一》。
2王圻：《续文献通考》卷六o《社学》。
1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二二《明初学校贡举事宜记》。
2朱元璋：《御制大诰·社学第四十四》。
从《大诰》中的这段文字来看到洪武十八年时对于社学已经不再提倡了。所以王圻所记洪武二十年令民间子弟赴京诵读《大诰》之事已不是社学的活动内容。
然而洪武以后一段时间里所立社学的传统得到了提倡支持：英宗正统元年（1436）令各处提学官及司、府、州、县官严督社学不许废弛。其有俊秀向学者许补儒学生员。
宪宗成化元年（1465）令民间子弟愿入社学者听贫乏不愿者勿强。
孝宗弘治十七年（15o4）令各府、州、县建立社学访保明师。民间幼童年十五以下者送进读书讲习冠婚丧祭之礼。1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到社学的创建与展的过程。看来社学兴盛的时间并不很长。到成化年间便已经出现了贫家子弟不愿入学的情形。弘治朝虽复予提倡但成效似并不明显。弘治朝的特点便是对于祖制的追复这实际上便是“弘治中兴”的实质。但是这种追复由于脱离了时代展的实际情况因此并未能起到明显的作用。对于社学的提倡也是一样到弘治以后关于社学的记述便不复多见了。随着明代社会与经济的展私塾与家馆式的民间教育逐渐取代了社学。明中叶以后教育普及的大幅度展主要还是依靠私塾和家馆等民间教育方式。
我们虽然无法得知明代各个时期各地方启蒙教育的具体数量但是从其地方官办儒学生员数额的增长中也可以看出与之相应的民间教育的概况。按照这样的情况分析明代民间教育可能是从宣德以后才真正逐渐展起来的。
私塾和家馆都是通过私人聘请教师的方式进行教学的。这是中国一种传统的教育方式。明初由于建国未久一批元朝的遗民或安于平静生活隐居于乡里或不愿意与新朝合作不肯出仕为官其中相当一部分便靠教书为生。其中最为著名的即有洪武中被延为诸王师的李希颜。《明史》记述：“李希颜字愚庵郏人。隐居不仕。太祖手书征之至京为诸王师。规范严峻。诸王有不率教者或击其额。帝抚而怒。高皇后曰：‘乌有以圣人之道训吾子顾怒之耶？’太祖意解授左春坊右赞善。诸王就藩希颜归旧隐。”1这位隐居不仕的宿儒显然是非常习惯于民间私塾中对待学生的教育方法的而且将其搬用到了宫廷教育之中。明初著名学者谢应芳也曾以教学为生。他于元末避地吴中“吴人争延致为弟子师”2。素有“石门先生”之名的梁寅于元末明初隐居教授多年。著名诗人丁鹤年于元末明初“转徙逃匿为童子师”3。再如明初著名文人王行《明史》有记述：1王圻：《续文献通考》卷六o《社学》。
1《明史》卷一三七《李希颜传》。
2《明史》卷二八二《谢应芳传》。
3《明史》卷二八五《丁鹤年传》。
王行字止仲吴县人。幼随父依卖药徐翁家徐媪好听稗官行日记数本为媪诵之。媪喜言于翁授以《论语》明日悉成诵。翁大异之俾尽读家所有书遂淹贯经史百家言。未弱冠谢去授徒齐门名士咸与交。富人沈万三延之家塾每文成酬白金镒计行辄麾去曰：“使富可守则然脐之惨不及矣。”洪武初有司延为学校师。已谢去隐于石湖。其二子役于京行往视之凉国公蓝玉馆于家数荐之太祖得召见。后玉诛行父子亦坐死。4名气虽大也是一辈子以教书为生的。还有在明太祖《大诰三编》中说到的广信府贵溪县儒士夏伯启叔侄二人他们因不肯出仕为官各自截去左手大拇指。而在截指之前伯启自还乡复业“教学为生至今”1。当时的这些以授生徒为业的儒士几乎都是太祖选官任用的对象足见当时人才的缺乏。这种情况到明中叶以后便逐渐生了变化随着读书人数量的增多未能考取功名的读书人以教书为生的人数开始有了较大的增加教授私塾或者家馆甚至成为了一些读书人在不断参加科举考试过程中暂以为生的手段。名儒为民间教师的情况不再多见了。这些以教书为生的文人中略有名声的一般被势家延请为教席去教家馆更多的则到私塾中任教。这既反映出了民间教育的普及也反映了民间教育的败落。其实不仅私塾的教书先生即使是官办儒学中的教官也是人不乐就的卑冷之职。
但是民间教育的情况也不尽相同在大多数私塾中就读的学生只是识字断句并没机会求得功名只有少数学业突出的才有机会考入府、州、县儒学成为生员（秀才）。当然还有个别极为突出者不通过入学而直接参加乡试。据《明史》记载：士子未入学者通谓之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