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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那首歌谣唱的：“穷人家要翻身，世道才象话。”今天，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要奴隶们翻身做主人，这还有什么疑义吗？
剩下的时间就是写个人小结、写思想汇报。我们马上就要进驻春城，军校反复组织大家学习政治理论，学习关于防止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袭击的教导。革命很快就要胜利了，上级在给大家敲警钟啊！绝不能学李闯王，绝不能被不拿枪的敌人所打倒。
1950年3月19日，全校师生乘火车驰向春城。
春城火车站紧靠拓东路，走上十几米就是大街。下了火车，整队入城。四千英俊青年，组成四路纵队，高举“八一”军旗为先导，接着一面是“军大四分校”大旗，我们高唱《大军进行曲》迈着雄健的步伐，由拓东路，经宝善街、护国路，转南屏街、近日楼，折正义路、武成路，最后到达五华山下、全国有名的军校——南诏省武堂。沿途吸引了许多市民观看，有的还放起了鞭炮。我们目不斜视，挺胸抬头，迈着正步穿过街道。我们心里想，宜县的训练，为的是今天的展示，绝不能让大军丢脸，要给市民一个好印象。通过市区后，我们来到了四兵团检阅操场，当通过检阅台时，大家都鼓足了劲，昂首挺胸，“唰”的一下脸转向主席台行举目礼，雄姿英发，雄赳赳，气昂昂，通过检阅台。
军校首长、女生中队走在队伍的前头。特别是女中队，她们英姿飒爽，容光换发，令人羡慕。战争年代女子从军，真是凤毛鳞角，好多市民都“啧啧啧”发出赞叹之声，有的小孩拍着小手高喊：“阿姨好！阿姨好！”女兵们真是尽领“风骚”！
我们军大的“家”就是南诏省陆军讲武堂。至此，军大四分校从豫章省出发到达南诏省春城，历时七个多月，途经豫章省、广省、桂省、普阳省、南诏省五省，行程五千多里，“向大西南进军”宣告胜利结束！
我们终于到家了！大家是多么的高兴啊！
南诏省陆军武堂位于春城市天湖公园西侧，范围较大，是近代最早建立起来的一所著名军事院校，是“军校的摇篮”，开办于1909年，南诏省陆军武堂正式开学，高某某为首任总办（校长）。学堂开办之初，分步、骑、炮、工四个兵科，设甲、乙、丙三班。课程仿照某本士官学校模式加以调整而成，分为学科、术科两项。武堂聘用了一批国内武备学堂毕业生和留洋士官留学生任教。至大革命时，武堂已为南诏省新军输送中下级军官600余名。
来到武堂，只见一座高大雄壮、用白色大理石建造的大门，在迎接着我们。她那海纳百川、腹藏乾坤的气概，令莘莘学子肃然起敬。走进校园，西边是一处小花园似的楼房，是院首长办公的地方，东边是校直属单位的住处和生活区。沿大道向前，西面是一个足球场大的操场，操场的北面是一幢前面凸起的三层教学大楼，楼的两翼是两幢大楼，它们与后面楼房相联，形成一个巨大的“回”字形建筑群，站在“回”字楼中间环视，就是一个巨型的“北京四合院”，院内也是一个足球场大的操场。“回”字形楼群的西边是一个可容纳三四百人的礼堂，紧靠礼堂的北面是厨房，再往北是几幢学员寝室。“回”字楼群的东面，有几处仓库和厕所。
“回”字形的楼群，都是用大石块砌成的二层楼房，所以墙壁较厚，底层和二楼都铺了木地板，几十年过去了，木地板都被磨损得高低不平。校园内绿叶成荫，苍松翠柏，依然苍劲。
整个武堂已空无一物，能搬动的都搬走了，只留下一个空壳学校。我们以连为单位，分别住在各幢楼房里，都睡在地板上，一溜的通铺。校首长也只能睡在行军床上。这就是我们的家哟！
武堂的东面是天湖公园，那里有一口四方形的大水井，是周围居民的饮用水源，为了防止敌特投毒，安装了电灯，白天晚上都由我们派人站岗。天湖公园已是一片狼藉，花木败落，建筑破损，垃圾成堆，湖水熏人。“湖心亭”原来有一座图书馆，现在也人去楼空。天湖公园的东面是卢先生的高级公馆，北面是南诏省大学。
1950年5月上旬，军大四分校学员经过二个多月的大学课程学习，大学生活就要结束了，毕业前夕，每个人要写一份个人全面总结的论文，另加政治理论考试，紧张复习、考试、考核之后，各人就要“粉墨登场”了。
政治考试好办，那篇论文却要求很高。既要有大胆的思想解剖，又要有翔实的生活内容；既要分析事物的表象，又要揭示事物的规律。要运用辩正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从理论上分析提高自己对专政理论的认识，要换脑子，换思想，转变立场观点，实现“从猿到人的真正转变”，每一个从旧社会脱胎而来的旧知识分子，在思想上、行动上，真正成为一个彻底的革命者。
和我一起参军的同学，要从思想上、观点上、立场上与旧的思想、观念决裂，当然是有阵痛的。旧的思想意识和新的思想观念，在脑子里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绝不是英雄创造历史。在大是大非问题，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通过学习，大家的思想觉悟都大大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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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改造起义部队
有的同志因为出身不好，根子不红，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怕自己思想认识不高，毕不了业，怕将来走向社会，别人戳自己的脊梁骨。为了使大家能正确对待出身，放下包袱，兵团政治部派来了工作组，召开座谈会，找我们谈心，宣传相关的知识分子政策，告诉大家：出身不能选择，但革命的路却可以选择。
只要大家能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时时刻刻用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就一定会赢得同志们的赞扬。一个礼拜后，大家都通过了毕业论文的评议。
1950年5月的一天，毕业典礼在“回”字楼后面操场进行。兵团司令兼军大四分校校长陈赓、兵团政治部主任刘有光等领导到会，台上两边是巨大的五星红旗，台子中间悬挂着巨幅领袖的肖像，两边的对联是：
把青春献给祖国
将革命进行到底
红底白字，十分醒目。四千多学员，排成一列列纵队席地而坐。大会由学校政治部主任主持，范教育长作了“军大四分校工作报告”，陈校长作了重要讲话。他说：同志们，我们在党的领导下，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推翻了压在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从此站立起来了，社会主义建设就要开始了！……，今天，大家经过一年多的学习锻炼终于毕业了！ 希望大家服从革命的需要，干一行爱一行，在工作中学习，在实践中提高……，做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为祖国争光，为军大添彩！……会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大家的情绪达到了顶点。大会在高昂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1950年5月上旬，学校为我们每个学员颁发了一张毕业证、一枚军大校徽和工作委任书。
这些珍贵的历史证件，伴随我至今。在那毁灭人性、亵渎文化的年代，我那相濡以沫的老伴，把这些珍贵的证件藏匿在泥巴墙壁里，才没有丢失。值得庆幸的是，1986年恢复知识分子职称聘任工作，我那沉睡箱底36年的军政大学毕业证和校徽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家一看毕业证上还有陈校长的印章，都羡慕不已。
没说的，首评一步到位——被评为中学高级教师职务。许多人因为丢失了毕业证，或没有大学毕业证，只能望“证”兴叹，后悔莫及。我要深深地感谢我心爱的老伴有胆识，给我保存了这些珍贵文物。
军大四分校全体学员于1950年5月25日离开学校，奔赴新的工作岗位。学员的大体去向是：有的分到十四军，赴滇西，有的分到十三军，赴滇南，有的分到十五军，赴天府泸州，有的分去改造起义部队，有一小部分挑选去海军、空军等单位。我被分配去改造起义部队。
起义部队约十多万人，按当时的协议，将起义部队改编为暂编十二军、十三军，在原地驻防，由人民军从连到军级分别派出军代表，对起义部队进行思想改造。起义司令部、联勤等直属队集中在春城市的北郊场，师级以上干部集中到军大四分校校部楼房，师级以下干部集中到军大西边营房，士官以下集中到军大东边营房学习。
我被编入第十大队第五中队。大队政委是杜晶，大队长曹某。我们中队长叫张文义，指导员是教导团下来的，加上文书、事务长、三个区队工作人员、几个炊事员，一共有三十多人。
为了改造好起义部队，上级专门挑选了政治可靠、思想觉悟高、理论水平强，工作积极肯干的同志作为改造起义的军代表。上岗前我们进行了严格的岗前培训，上级要求我们，要把改造起义部队作为一项特殊的政治任务来完成。它是关系到维护社会稳定、树立的国际国内形象、影响败退岛省的反动军队的大事，决不能有半点疏漏。这是做人的工作，也是最难做的工作。
我们学习了改造起义部队的方针政策、组织原则、工作方法、工作程序、工作纪律，分析了起义部队的思想状况、组织形态、人员成分、社会关系等方面的情况以及今后工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我们的原则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以诚相待，打不还手，骂不还嘴，既要和蔼可亲，又要严格要求，把他们当作误入歧途的兄弟姐妹来挽救，绝不能歧视。只能耐心教育，不搞强迫命令。
我们中队接收二百四十多名起义人员，分三个区队，每个区队差不多是二个正规排的建制人数。我分在第三区队，共八十七人。
第二天我们来到北郊场接收某连起义部队，与队长见面后，把部队带到指定地点，按名册一一点名验收后，那位队长临走时突然对我说：
“我把八十七人交给你了，等我学习回来，还要这么多人。”
我心里咯噔一下，很不是滋味，但又不便发作，只是说：“你放心吧，我暂时替你带一下，你学习回来，一个兵不会少你的。”
后来这些士兵经过学习，特别是通过阶级教育、忆苦思甜，组织参加土改和斗争地主恶霸大会，心灵深处受到震撼，提高了思想认识，士兵们纷纷要去找这位队长算旧账，请他老先生来说清楚问题，他也没敢来。
照名册上看，起义部队中年纪最大的六十三岁，最小的仅十三岁。从兵龄看，长的十多年，短的二至四年。从入伍情况看，大多数是被迫抓来的，少数是为了找出路。从文化程度上看，最高学历是高中，文盲占半数以上。从政治素质上看，大多数已成了“油条”兵，有的是兵痞子、大烟鬼，有的得了性病，有的是惯偷、赌棍。他们在旧社会这个黑染缸里混了那么多年，真正的人性已经很少了。
这些起义人员复杂的社会背景，是反动军队的缩影。随着教育的进一步深入，我们发现的情况远远不止这些。其中还有带着特殊任务进来的敌特分子，他们刺探我军情报，煽动对抗，组织暴动，进行暗杀、投毒等反革命活动。
我初次担任此“大任”，凭着学生简单、纯洁的思想感情去考虑问题，对他们有时还存在脉脉温情，一心希望稳定为好。开初的日子觉得他们还“听话”、“守纪”，每天晚上向连部汇报总是“情况正常”或“情况无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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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章 老兵的身世
我们总想用政策来教育他们，用自己的真情来感化他们，使他们去恶扬善，吐故纳新，重新回到人民中间。一天到晚我与他们形影不离，同吃同睡，发现问题耐心解决，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以一个人民大军战士的品格魅力来感召他们。半个多月过去了，组织纪律都不错，我心里挺高兴。随着时间的推移、学习的深入和思想问题的暴露，我善良的愿望化做了泡影。
我们和起义人员住在北郊场。北郊场原是反动的军营，由东、西两部分组成。都是低矮的营房，干打垒的土墙，东西两大营区，空荡荡的。西郊场军官睡的铺有床板，东郊场士兵睡的没有床板。我们工作人员都睡地铺。每个人发一块六尺长的白布，做床垫，一块一米见方的白布包自己的衣物，当作枕头，实行供给制，没有零花钱，吃的是大锅饭。
一天，一个工作人员的包袱突然不见了，后又有人反映包袱里的衣服、胶鞋也不翼而飞。大队保卫科查了几天没有结果。过了几天，我包袱里的胶鞋也“飞掉”了。我找士兵了解情况，一个士兵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