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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伙子们，怎么样？不比姑娘绣的花儿差吧？”一脸的笑容。
我们看了从心里羡慕他的手艺。大家都虚心向他请教打绑腿的方法。打绑腿确实大有学问，有的同志是“竹竿腿”、有的是“箩筐腿”、有的是“喇叭腿”，所以扎绑腿的方法和要求也不一样。
大部分同志怕绑腿没扎紧，绑腿松了影响行军，于是都扎得紧紧的，结果没走多少路，血不流通，两腿抽筋，不能行走。“喇叭腿”的同志也不好扎绑腿，上粗下细，一层层缠好后，没走多远，绑腿一溜儿全部滑到了踝骨上，像接了骨折的“残腿”。我们班上有个男生叫何慧敏，每次绑腿扎得不合格，他总是自言自地说：“该死、真该死。”
一天，邓小林苦练出“成果”，他来到中队长面前把腿一伸，“老革命，瞧瞧，这绑腿扎得怎样，不离谱吧？”小邓神气地高高昂起头。
中队长上下看了看，用手指头这里抠抠，那里捋捋，刹时邓小林的绑腿布象散了架似的，一下全松了下来。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小鬼，你想在鲁班面前耍大斧，还嫩了点，中看不中用。”
围观的同学再次哈哈大笑起来。邓小林收拾起散乱的绑腿，不好意思地走开了。中队长眯着眼看着小邓那付狼狈的样子，也笑了。
他转过身严肃地对大家说：“这玩艺儿可不是弄着玩的，行军打仗绝不能搞花架子！每一个人都要过我这一关！”
于是他抓紧时间，一点一滴，不厌其烦地教大家扎绑腿的方法和秘诀。工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大家的努力，终于人人过了关，赶上了“老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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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依依惜别
一九四九年八月三日，校部突然通知各中队：“八月十五日军大开拔，十五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各中队动员大家把一切原有衣物、箱子、用具等东西整理好，家在洪都附近的，十四日送回家，当日返校，家在外地的，统一交校部邮寄到各家。大家心想，马上要行军远征了，心里真有些紧张，立即忙碌起来。
我把旧衣物、书籍等不要的东西，装在读高中时用的旧皮箱里，向中队长请了假，径直往洪都的表姐夫家。表姐夫四月份左右已回万县老家了，只留下一个守门人，我把东西交给他，请他方便时帮我带回老家。
我就要离开培养我成长的洪都了，但心里时时惦记着表侄妹许慧英。表姐夫叫许飘萍，万县人，他在洪都市做生意，只生了一个独生女儿，名叫许慧英，小名菊舫，菊舫在家是千金小姐。就读于洪都女子中学，1949年读初中三年级，比我低两级，年龄少我三岁。婷婷玉立，个子像她父亲那样高大，脸儿却像母亲那样靓丽，他叫我表叔。洪都解放前夕，她家租了一只大帆船，准备装运所有的家什，船就靠在洪都市抚州河口。表姐夫因生意交接很忙，就叫我陪菊舫和一个抱养的小弟弟蔚苏一起在船上看守东西。
入夜，抚河渔火点点，皎洁的月光撒落在静静的河面上，如同飘落的片片白银，银光闪闪。
从1947年春到洪都读书开始，我和他们相识数年，每到礼拜天，表姐总是要我与张学宣去她家玩（张学宣是表姐的亲表侄），时间长了，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无拘无束，无话不说，天南海北、理想前途乱侃。礼拜天他家成了我们的乐园。
不知从何时起，许慧英渐渐喜欢上我，她长这么大很少接触异性，在女子中学全是青一色的“尼姑”。有一年的阳春三月，她约我去桃花村游玩，粉红的桃花、亮丽的少女、帅气的小伙子，多么惬意浪漫。我们有说有笑，陶醉在大自然的画卷里，可谓人在画中游，画中有人走。有时我们荡舟东湖、慢步公园，抚州河两岸的街头、商场闪动着我们的身影。记得她第一次请我去看电影，我问她是什么片子，她含笑不语，到电影院一看，电影的名字是《千里送京娘》。也许上帝早有安排，注定我们要分手。
一天，她难过地对我说：“表叔，我要走了，何时能相见？……。”话还没说完，就呜呜地哭了。我安慰她说：“别难过，你还是留下跟我一起从军吧。”
可是她不说话，只是呜呜地哭。
不久，张学宣迫于父命回文山老家去了，只有我在这里帮表姐夫照看着船只。这段时间，我常带菊舫姐弟两坐在河堤上聊天、散步，观看江边的夜景，有时也去看看电影。船上有二个船老大，也是万县人，他们往返于万县至洪都之间，将上游的木材等货物运到洪都，再从洪都运商品到万县等地。他与表姐夫相熟，所以我们也在船上吃住，待我们也好。
山雨欲来风满楼，大军就要打过长江了，洪都对于有钱人来说已是风声鹤唳，他们携带着财富纷纷逃散。
他们临行前几天，我再挽留菊舫，她死骡子一个——不搭腔。她心里也许有许多苦楚，毕竟她还未成人自立啊，那时我真幼稚。临行的前一天晚上，我再次劝她留下，她仍沉默不语，我有点火了，熊了她几句，她哭得更伤心了，这是我第一次见这千金小姐如此恸哭。她一哭我的气就消了一半，觉得怪可怜的，不好再说她。
船老大以为我们吵架，也不便多问。我耐着性子劝她留下，等待洪都解放。她还是不敢下这个决心，我生气就要走，她突然双手死死拖住我，小弟弟晶晶（学名蔚苏）也拉着我的手说：“表叔，不要走嘛，陪陪我姐姐吧，你看她哭得多可怜。”我又软了下来。
这个烦人的夜晚，我们三人坐在船头，对着月光、水波、渔火，默默无语，只有远处传来打更的声音。此情此景，如同唐代诗人张继写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首千古绝唱，表达了无数游子彷徨、无助的心境。
1949年4月中旬的一天，表姐夫一家就要启程了，我怀着对表姐夫、表姐的感激之情和对菊舫的友爱之情，给他们送别。临上船，许菊舫紧握了一下我的手，塞给我一张小照片，低头上了船。我和表姐夫、表姐一一道别，祝愿他们一帆风顺、平安到家，也祝菊舫、晶晶健康成长。
船启航了，我对表姐夫大声说：“多保重，一路顺风！”菊舫也站在船头，挥动着小手，此时她已成了泪人。目送远去的帆船，我心里好像空荡荡的，黯然神伤，悻悻回到学校。
解放后，许菊舫定居洪都。1956年，我到金陵学习，返回南诏省时顺路到洪都见过她一面，她已是二个孩子的少妇了。有一年，我和老伴回豫章省探亲，与她再次重逢。后来她也到过文山老家看望张学宣（他们是嫡亲）和我，大家都老了，相互祝福长寿，谁知1988年她得癌症去世了。她辛苦抚养了三个孩子，都大学毕业，有的已在美国工作。她这一生喜悲参半，喜的是三个儿子都长大成才，她还到过一次美国；悲的是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多次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生活多磨难，由于出生不好，嫁给一个比她大十几岁已二婚的倔老头，双方又没什么感情。
军大真的就要开拔了，人心浮动，各种思想都冒了出来——怕苦、怕死、意志动摇。学校针对学员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组织大家重新学习《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文章，要求大家联系自己的思想，说问题、谈打算，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活动的中心议题是：如何树立正确的生死观。
自古以来人们对生死就有不同的看法。陶靖节曾说过：“死生何所道，托体同山阿”；陆游诗中写道：“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文天祥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司马迁认为：“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李清照更干脆：“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这是何等的气派！但是革命的生死观与封建社会的生死观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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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车站插曲
一位伟人教导我们：只要是为着人民利益而死，死得比泰山还重，死得其所；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利益而死，死得比鸿毛还轻。“生得伟大，死得光荣。”就是对一个革命者生死观最好的界定。
讨论极为热烈。大家都认为，革命并不是让人去死，问题是如何看待死，革命还没有成功，牺牲总是难免，当革命需要的时候，作为一名军人，就看你敢不敢为革命献身。一个彻底的革命者，死有何惧！这就是革命的生死观。校部为了使我们能更深入地理解的生死观，还印发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节选）。
杜政委说：“保尔·柯察金是千千万万革命青年学习的榜样，他为了推翻沙皇的残暴统治，投身革命，舍生忘死，英勇战斗，后来全身瘫痪，双目失明，还以顽强的毅力写下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他身残志不残，把一切献给了伟大的的解放事业。这就是我们倡导的人生观、价值观、生死观。”
霍指导员要大家抄录保尔说的话：“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生命应该怎样度过呢？当他回忆往事时，能够不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解放而进行的斗争。’”
政委说：“我们要用保尔的精神来对待生死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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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指导员接着说：“从保尔身上我们得到启发，要革命必须彻底抛弃小知识分子的个人感情。先国家，后小家，先为民，后为已。希望大家抛弃儿女情长的脆弱性、动摇性，义无返顾地跟党走，将革命进行到底！”
领导的谆谆教导，猛烈地撞击着我们的心灵。通过讨论，提高了认识，大家再次向组织表决心。
我保证书的主要内容是：“革命到底，绝不当逃兵，在革命的洪流中考验自己。”时间是：1949年8月14日。
开拔的那一天，我们二大队没有一个开溜，还破格录取一名女兵，受到校部的表彰。
1949年8月15日早晨，部队列队走向火车站。一列长长的列车停靠在岔道上，各中队点名上车。
一节“闷灌子”似的装货车厢，挤上七、八十号人，正好一个中队。那位红军大队长逐个车厢检查了一遍，看了看我们幽默地说：“委屈你们知识分子了。”上车后等了很久，不见车动，这么多人挤在无窗的货厢里，闷热难受，又不能下车活动，等到十一点左右，轮子还没有滚动，火热的太阳悬挂在空中，炽烤着四面不通风的车厢。大概上级“体恤民情”，传令大家下车就地休息。尿憋得胀鼓鼓的，又不能远走，只好躲在车厢下“放水”了。
这时，远处一位中年妇女缠着校政治部李主任和大队政委杜晶要求参军。女同志身穿兰士林布上装，灰色长裤，留着短发，手上挽着一个小包，农村妇女模样，哭叫着要参军。也许女同志爱哭、又善哭，三哭二哭，终于打动了两位领导的心，于是破格录取，编入女生中队。
这一幕刚完，一个中年汉子，带着一个三岁左右的孩子找到了她。男的是她丈夫，求她回去，那女的坚决不回，那男的没法也哭了起来，小孩也不停地哭喊着要妈妈。那女人气呼呼地说：“你还是个男人，有什么好哭的，你可以带大孩子，我已经下定决心去参军，等革命胜利了我就回来……今天我决不会回去，除非打死我！”看她那气势，参加大军是铁板上钉钉——决不动摇了！那男子低头不语。部队领导也连说带劝、加批评，男的无可奈何只好牵着小孩走了。
火车启动，“呜”的一声长鸣，向南奔驰。
这时车厢里，大家对刚才发生的事议论开了。
“这女同志也是的，何苦呢？有家有室的，还赶什么革命浪潮？”
“嘿，这女的不简单，抛夫别子毅然从军，大有花木兰从军之气派！”
有的人分析，可能是她丈夫或者家婆对她不好，或者男的吸毒无可求药……议论极活跃，争论也很热烈，各有所感。中队长这时两耳闭门似的，一言不发，任凭大家高淡阔论，争得面红耳赤，等大家都不说了，他那晋北大嗓门响了：
“我赞成那女同志弃家从军，因为她表现出了革命的坚定性和对封建伦理的叛逆性！”一语惊艳四座！
“你们不知道，那女的家里很穷，欠债去给地主家做童养媳，三岁上门，地主家不把她当人看，受尽了苦难，被迫嫁给地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