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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帝之子-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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丞相的职位让给周勃。而周勃自以为大功,居功自傲,得意无比!

    汉文帝位置做稳后,先做的就是解决这些功臣集团的威胁,虽然文帝忌讳的是周勃的政变行为,但是这些却关系文帝的正统问题。文帝自然只能另找名目下手,先文帝把周勃免相就国;虽然此名义是诏列侯就国,但是实情是有职务在身的只要儿子归国就够了。但是文帝却让周勃做表率,无疑此等行为是消弱,打击周勃而为。周勃自己也意识到文帝要对付自己,所以“岁馀,每河东守尉行县至绛,绛侯勃自畏恐诛,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之。”(6o)。

    果然不久,有人告周勃,周勃被下廷尉查办,幸好有薄太后为其说话:“绛侯绾皇帝玺,将兵於北军,不以此时反,今居一小县,顾欲反邪!”(61),其实薄太后说的话文帝何尝不明白,本身就是找借口整治周勃,何谓其真反假反呢?

    关于周勃入狱的原因,学者陈玉屏评论:“由于吕后和吕氏集团在处理统治集团内部关系时的极度失策;激化了矛盾;导致了功臣集团动政变彻底翦灭吕氏集团;但功臣对吕氏集团斩尽杀绝之举;使他们很快意识到此举已种下灭门之祸;极有可能遭到吕后嫡派子孙少帝的追究;为了自身的安全;功臣集团不得不将惠帝子尽数诛除;将帝座转到刘邦的其他支系子孙手中。此事的因与果一环紧扣一环;功臣集团是箭在弦;不得不。任何一个帝王都不会不在意人臣行生杀立废之事;故周勃作为行生杀立废这种非常之事的主要责任人;受到汉文帝有计划、有步骤的打击;实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周勃得以善终;是万幸;周勃子周亚夫终遭厄运;很难说与乃父作主弑少帝这一过节毫无联系。”(62)。

    虽然皇帝为了维护政权的正统性不得不维护其“安刘必勃”的“厚重”形象,但是对于其小人本质还是深深了解的,内心是不会信任的,而且还会深深猜疑之,周勃的下场正是“安刘”的一大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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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1)史记《高祖本纪》

    (2)嘉泉,碧波《“安刘必勃”辨》,《晋阳学刊》第4期

    (3)参见张义忱《“安刘必勃”辨质疑》以及嘉泉,碧波《安刘必勃”再辨》

    (4)史记《萧相国世》

    (5)(7)(28)史记《陈丞相世家》

    (6)(15)(16)(6o)(61)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8)孙玉太《陈平‘盗嫂受金’问题辨析》,《青岛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9)曹操《求贤令》曰“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

    (1o)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11)(33)史记《樊郦滕灌列传》

    (12)史记《淮阴侯列传》

    (13)(14)(39)史记《袁盎晁错列传》

    (17)史记《高祖功臣侯者表》

    (18)史记《高祖本纪》之《史记索隐》

    (19)清赵翼《廿二史劄記》卷三之《呂武不當並稱》

    (2o)(22)(24)(29)(3o)(34)(37)(38)(4o)(47)(51)(53)(54)史记《吕太后本纪》

    (21)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99)考证:白马之盟应该在汉高帝十二年二月与四月之间,原文既是《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中的“高祖末年,非刘氏而王者,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

    (23)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99)引“日人大庭修《秦汉法制史研究》第三篇第五章,创文社,1983年”

    (25)吴仰湘《汉初“诛吕安刘”之真相辨》,《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o1期

    (26)(56)吕思勉《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27)(35)汉书《高后纪》

    (31)汪文风《周勃‘厚重少文’之谬兼及金口玉言之不足信》,《益阳师专学报》第1期

    (32)秦学颀《汉初政治格局与诸吕之乱》,《重庆师范学报哲社版》一九九二年第四期

    (36)(46)(55)史记《齐悼惠王世家》

    (41)梁玉绳《史记质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42)郭嵩焘《史记札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

    (43)(45)(52)谭浩《“安刘”与汉文帝即位的历史真相》,《柳州师专学报》第3期

    (44)陈玉屏《西汉史上的一桩疑案》,《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第9o期)

    (48)(49)史记《孝文本纪》

    (5o)史记《律书》

    (57)汉书《高五王传》

    (58)周聘《吕氏在秦楚之际的战绩考证》

    (59)朱东润《史记考索(外二种)》之《读〈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书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一版

    (62)陈玉屏《“绛侯系狱”的真正原因》,《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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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豪门:吕氏家族在汉朝建国中的作用

    在《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及《吕太后本纪》中,司马迁对吕太后之兄吕泽的定语是〃兵佐高祖定天下〃。但仅有此定语,而无实际战功,则不足以服众。是否因为吕泽是吕太后之兄而享有了其不应该享有的名望呢,抑或另有隐情,其实际战功被人为地淡化了。细考《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吕氏战功受到人为淡化的可能性更大一些。现根据有限的史料,让我们来看一看,吕氏在秦楚之际究竟做了哪些事情。

    一、吕氏在反秦战事中的作用

    有关吕氏主要是吕泽在反秦战事中的作用,史无明文,而依《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的说法,吕泽也仅是以刘邦客的身份参与反秦事业的。此界定显然与其佐高祖定天下的评语不符。根据《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东武侯郭蒙〃属悼武王,破秦军杠里、杨熊军曲遇〃一事,吕泽肯定是带兵将领。值得一提的是,郭蒙是在反秦战事中唯一被明确标识为吕泽部下的人。而这正说明吕泽是一支独立部队,因为所有没有标明属性的功臣,都被理所当然地认为属于刘邦。只是在考虑到吕氏有一支独立部队,那些原本被认为属于刘邦的功臣,或有相当一部分要考虑其是否属于吕泽了。那么,其在反秦战事中究竟起过什么作用呢?现只能从刘邦及其核心武将的战绩之外寻求被历史遗漏的蛛丝马迹。

    根据《高祖本纪》及《曹相国世家》、《绛侯周勃世家》、《樊郦滕灌列传》,刘邦起兵之初的作战轨迹大致可以确定。但《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一些人的早年事迹,则与上述内容不符。具体来说有傅宽、靳歙、陈?、丁复、郭蒙、雍齿、蛊逢、王陵、高邑、靳?、冯?诸人的早年事迹不符合刘邦反秦的作战轨迹。

    据《高祖本纪》,刘邦于秦二世元年九月起兵,此月为当年的最后一月,刘邦的作战似只有战胡陵、方与(《汉书》将此事放在二年,与《秦楚之际月表》同),余均不可见,亦不可能。而阳夏侯陈?是此年从起宛朐,信武侯靳歙亦从起宛朐,只是靳歙起宛朐之时间不详,估计与陈?同时的可能性较大。既然刘邦此年(甚至在秦灭之前)没有在宛朐作战,那么陈、靳二人在宛朐追随吕泽的可能性就相当大。阳陵侯傅宽从起地横阳,亦非刘邦作战轨迹,且其从属时间不详,估计也存在从吕氏起事的可能性。其时间或者是秦二世二年、三年刘邦部定魏地时的事情。至于东武侯郭蒙则明显为从吕氏起事者,则吕泽的作战路线与刘邦时有吻合,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刘邦功臣汾阳侯靳?〃以郎中骑将前二年(即秦二世二年)从起阳夏〃,而阳夏又不在刘邦部的作战轨迹之中。与阳夏地望相近处为雍丘,估计刘邦与项羽战李由于雍丘时,吕泽在阳夏作战。很显然,靳?只是追随了刘邦势力的支流,亦可能即吕泽部。在前二年加入刘邦武装的功臣还有谷陵侯冯?,起事地点为柘,此地在刘邦及其主要战将的作战轨迹上均无所见,则可认为其以加入吕泽所部而间接加入到刘邦的阵营。基本上可以断定,吕泽在反秦时期是一支与刘邦部有密切联系,又具有一定独立成分的武装。而到了楚怀王命令刘邦西进击秦时,吕泽所部也相机配合刘邦部的行动。并且其作战范围出了西进的限制,甚至于可以考虑其是否参与了过河救赵的战斗。

    刘邦功臣中还有一些人的出身和职衔颇能令人想象其非刘邦核心部队成员。如阿陵侯郭亭、菌侯张平均为秦二世元年从起单父,厌次侯元顷于秦二世元年从起留,而如前所述,此年刘邦的作战半径还没有波及上述地点,只是在秦二世二年,刘邦才于上述地点作战。倒是吕氏的作战范围到过单父,其证据为《惠景间侯者年表》有成陶侯周信,其〃以卒从高祖起单父,为吕氏舍人〃。这里单父与吕氏得到了有机的联系。如果说上述记载是可信的话,只能认定以上人等所加入的是吕泽部队。功臣表中有一个称呼曰〃连敖〃屡屡出现,笔者以为此官职属于吕泽所独有(或其部以此官职命名者众多)的可能性较大。《惠景之间侯者年表》中有俞侯吕它父吕婴以连敖从高祖破秦,日后,又因与吕氏有牵连受诛。这人极可能是吕泽的部下甚至族人,该表又称此人功比朝阳侯。而朝阳侯华寄又恰好是以连敖入汉。所谓功比某人,往往表明两者经历战功相似,有较多的可比性。前面提到的郭亭也是连敖身份,而且极可能为吕氏部属。《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就称,河陵侯郭亭〃定三秦,属周吕侯〃,透露出郭亭的早期归属或就是吕泽部下。另外有连敖身份者还有隆虑侯周灶,广严侯召欧,祁侯缯贺,煮枣侯赤以越连敖从击秦。当然,刘邦部也有可明确指认的连敖,即入汉后的连敖韩信。但入汉之后,刘、吕两部应该合为一体了。

    功臣官职或出身中还有〃二队将〃、〃越户将〃、〃越队将〃〃慎将〃人等若干,笔者以为他们可能大部或全部与吕泽有联系。因为除了二队将,,还有上队将之称,祝阿侯高邑即是以上队将入汉。是否可以把吕氏所属部队看作为刘邦的二队,此问题向来无解,但也应该存在这个可能性。因在司马迁的叙述中,似未将吕氏铁定为刘邦的部下。所谓〃客〃也好,〃兵佐高祖定天下〃也好,均表明了吕氏拥有某种自由度。不知此自由度是吕后掌权后刻意美化自己家族,还是事实原来如此。今不妨把各种可能性都考虑在内。这种身份的人有河阳侯陈涓二队将,东茅侯刘钊二队将,柳丘侯戎赐二队将、海阳侯摇毋馀越队将,博阳侯陈濞刺客将,东武侯郭蒙越将军,贳侯吕元越户将,曲成侯蛊逢二队将,绛阳侯华无害越将,等等。如果吕泽所部并非天然是刘邦的部属,则其称二队亦甚相宜。

    在刘邦功臣中还有两人为不愿属刘邦者,他们的早年经历尤其值得关注。其一为王陵,其二为雍齿。在《陈丞相世家》中,王陵被描述为独立起兵于南阳,一直到汉攻楚时才加入到刘邦阵营。事实上,他也是追随刘邦起事于丰者。《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的记载表明了这一点,〃王陵以厩将别定东郡、南阳,从至霸上〃,与《陈丞相世家》不符。那么真实情况很可能是王陵与吕泽在一起作战。这种可能性极大,因为王陵过去的地位当在刘邦之上,起义后不愿属刘邦,亦在情理之中。王陵事迹的歧记,或都有一部分真实,非可视任何一种为凭空捏造。因为其既不愿意属刘邦,却又是从起于丰者,这就存在追随吕氏起义或始终与吕氏在一起的可能性。如果从《高祖本纪》及其他人的专门传记中,看不出刘邦部在反秦战事中有分开作战的迹象,唯一的例外是郦商在刘部攻克南阳后别将定汉中。但根据王陵的事迹,刘邦部或曰刘邦系列的部队肯定有分兵作战的事实。刘邦所部也曾于西进途中与秦朝的东郡尉部生激战,但最乐观的记载也只是大破东郡尉军于成阳或成武南。比之王陵的〃定东郡〃尚有一定的差距。当时刘邦部众多核心将领尚未能独当一面,估计王陵亦不得有此殊荣。尤其是其别定东郡之说,表明其与刘邦部的战东郡尉并非一事,那么,王陵当属于一支独立部队。如果王陵部队不是吕氏之外的部队的话,那么极可能与吕氏是同一支部队。于是,吕氏也应有定东郡的功绩。笔者曾作《刘邦西行入关的战争线路与历史功绩辨析》,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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