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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张偃为鲁王谬误
《史记》以“鲁元王”称张偃者有三：
一、《史记·吕太后本纪第九》：高后为外孙鲁元王偃年少，蚤失父母，孤弱，乃封张敖前姬两子，侈为新都侯，寿为乐昌侯，以辅鲁元王偃。及封中大谒者张释为建陵侯，吕荣为祝兹侯。诸中宦者令丞皆为关内侯，食邑五百户。……当是时，济川王太、淮阳王武、常山王朝名为少帝弟，及鲁元王吕后外孙，皆年少未之国，居长安。
二、《张耳陈馀列传第二十九》：张敖，高后六年薨。子偃为鲁元王。以母吕后女故，吕后封为鲁元王。元王弱，兄弟少，乃封张敖他姬子二人：寿为乐昌侯，侈为信都侯。高后崩，诸吕无道，大臣诛之，而废鲁元王及乐昌侯、信诸侯。孝文帝即位，复封故鲁元王偃为南宫侯，续张氏。
三、《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五》：（汉惠帝）七年初置鲁国，（高后元年）四月，元王张偃元年。梁玉绳云：“‘元王’当作‘初王’”。
《史记》数称张偃为鲁元王，然其子何敢用其父其母之谥号耶？大惑读书人之智，故不敢轻从“鲁元公主”谥号之说。
然汉孝文帝即位，张偃废为南宫侯，乃以此爵终老，《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云，张偃薨后谥“共”，是为“南宫共侯”，何以称“鲁元王”？
《汉书·张耳陈馀传第二》：后六年，宣平侯敖薨。吕太后立敖子偃为鲁王，以母为太后故也。又怜其年少孤弱，乃封敖前妇子二人；寿为乐昌侯，侈为信都侯。高后崩，大臣诛诸吕，废鲁王及二侯。孝文即位，复封故鲁王偃为南宫侯。
《史记》作“鲁元王”之处《汉书》皆作“鲁王”，且不记张敖赐谥为鲁元王之事。何故？班固依《史记》擅行删改乎？余不敢妄断。梁玉绳每见《史记》中言张偃为“鲁元王”之处，辄曰“衍文”，不足以服人也。
《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津关令》云：
廿二、丞相上鲁御史书言，鲁侯居长安，请得买马关中。·丞相、御史以闻，制曰：可。52o
·丞相上鲁御史书，请鲁中大夫谒者得私买马关中，鲁御史为书告津关，它如令。丞相、御史以闻，制曰：可。521
·丞相上鲁御史书，请鲁郎中自给马骑，得马关中，鲁御史为传，它如令。丞相、御史以闻，制曰：可。522
二年律令之年，学者多论，然其下限在吕后二年，当属不易也。
汉初尚有别家称“鲁侯”，奚涓也。涓随刘邦起事，侯四千八百户，死事，高祖六年封其母疵代为鲁侯，《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疵”作“底”，且改封重平侯，故治在山东陵县东北。高后五年疵薨、国除。母疵何年改封重平侯，不知。盖因鲁元公主得汤沐而改封。其地，据《地理志》即春秋鲁国、秦时薛郡之地。然高祖时薛郡之地属楚国，鲁元公主之汤沐邑乃为薛郡之鲁县，今之曲阜，当夺之于母疵之旧领。吕后未尝夺楚国之薛郡以封张偃，张偃之鲁国当以齐王所献城阳郡为本，全祖望以为城阳郡，古莒国之地。
《二年律令》所称之鲁侯，居于长安，可享买马关中之特权，母疵贵不及于此也。且《吕太后本纪》云：“当是时，济川王太、淮阳王武、常山王朝名为少帝弟，及鲁元王吕后外孙，皆年少未之国，居长安。”故《二年律令》所称之鲁侯，必为张偃无疑。《津关令》中不称“鲁王”而称“鲁侯”，可知吕后二年张偃未得封王也。《史记》（高后元年）“四月，太后欲侯诸吕，乃先封高祖之功臣郎中令无择为博城侯。鲁元公主薨，赐谥为鲁元太后。子偃为鲁王。鲁王父，宣平侯张敖也。”至于“张买为南宫侯。”段，梁玉绳云：“博城侯下忽插入公主之薨，张偃之王，刘章之侯。更觉不伦。史公叙事，何若是之倒乱哉？余谓‘鲁元公主薨’二十六字当在‘南宫侯’句下，盖偃与孝惠子同王也。”梁玉绳察张偃封王语次之失，甚是，然其未见《二年律令》，张偃当与高祖功臣同列为侯也。
传本《史记》未记张偃于母薨之时仅为鲁侯，其父死时尚升为鲁王之事实，径称张偃为“鲁元王”，此大谬，绝不可信。
《张耳陈余传》说张敖死在高后六年，《吕后本纪》言张敖死在高后七年，此又有异论也。《史记》注集解云，张敖谥武侯。先谥宣平武侯，后追谥鲁元王乎？
愚以为张敖死当在高后六年，《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云：“（张敖）九年封（宣平侯），十七年薨”在公元前182年，亦为高后六年。时其子尚为鲁侯，故张敖以己爵享“武”谥。高后七年，张偃升鲁王，其父追赠“鲁元王”则可解之。
《吕太后本纪》盖误张敖追赠“鲁元王”之年为其薨年，其误一；《张耳陈馀列传》以张敖薨后张偃方立为鲁王，其误二；数称张偃为鲁元王，则误三矣，《史记》之言可弃之。
以是观之，其事本末如下：
高祖六年，鲁侯奚涓薨，封其母疵代为鲁侯。其后鲁元公主得汤沐邑于鲁。盖因此而转封母疵为重平侯。
惠帝二年，齐悼惠王献城阳郡，尊鲁元公主为王太后，以媚吕后。鲁元公主称太后之始。
惠帝四年冬十月壬寅，惠帝立鲁元公主与张敖之女张氏为皇后。
高后元年四月，鲁元公主薨，谥为“元”，是为“鲁元太后”。其子张偃承母之汤沐邑，建鲁国，称鲁侯。高后五年，重平侯母疵薨，国除。
高后六年，宣平侯张敖卒，以其侯爵乃谥“武”，是为“宣平武侯”。
高后七年，鲁侯张偃升为鲁王，且立乐昌侯张寿、信都侯张侈辅之，其父张敖以妻以子之故，追赠谥为“鲁元王”。
文帝元年，张偃废为南宫侯，以是爵终老，谥“共”，是为“南宫共侯”。生前死后断不得称“鲁元王”。
《史记》以张偃为“鲁元王”，或为《史记》传抄之误，或为司马迁本人之误，不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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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刘必勃”的谎言
＇摘要＇：本文通过对“安刘必勃”这个遗言真实性的质疑，重新研究汉朝“诛吕安刘”这段历史，得出吕氏欲危刘氏纯粹是周勃等人的诬陷，“诛吕安刘”实则就是功臣集团为权利，利用诸刘争位动的一场夺权政变。“安刘必勃”的遗言也是汉文帝为证明自己的合法地位伪造出来的。另外本文通过历史资料的梳理，得出周勃实际并不厚重，“诛吕”也是因人成事而已。
＇关键词＇：周勃诛吕安刘厚重
周勃作为大汉再世功臣一直为后人所称道，其“厚重少文”的个人品质更是名扬万里，横贯古今。这一切无不是缘于刘邦临死前的一段评价，汉十二年刘邦平英布，被流矢所中，病危，吕后问计曰：“‘陛下百岁後，萧相国即死，令谁代之？’上曰：‘曹参可。’问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戆，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馀，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吕后复问其次，上曰：‘此後亦非而所知也。’”（1）。
这段材料不但被汉书作者班固在其《高帝纪》上照搬，而且在《张陈王周传》赞中大肆宣扬，鼓吹刘邦的高瞻远扬，知人善用。
但是今分析之却现这段材料有多种可疑之处，联系汉初历史现不但周勃并不“厚重”，并且“安刘必勃”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一：“安刘必勃”的疑问
对刘邦“安刘必勃”这段遗言，早就有学者提出质疑，如学者嘉泉，碧波在其《“安刘必勃”辩》一文中从刘邦为人以及“安刘”的确切含义，提出三疑：疑一，刘邦明知道吕后是“安刘”的潜在敌人，还叫她重用周勃“安刘”；疑二，吕后怎么会容忍一个“安刘危吕”的周勃当太尉，致使后来的史实与刘邦遗言完全合拍；疑三，周勃是刘邦点出安刘大将，吕后为什么没有丝毫触动（2）。嘉泉先生等已经理出“安刘必勃”可疑之处，但是却纠缠于刘邦的主观意图以及怎么样才算安刘，过于主观臆断，以致遭到其他学者的反驳（3）。
这里我们从几个客观事实来分析遗言的可疑之处。
一：根据史记记载，刘邦死后一年，萧何病重，孝惠帝看望萧何，“因问曰：‘君即百岁後，谁可代君者？’对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参何如？’何顿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4）。
从这里看孝惠帝在萧何病的时候对继承丞相的人选，提都没有提过刘邦的遗言，反而去问萧何意见。而当时离刘邦死不足一年，刘邦的遗言连参考价值都没有，令人不解！
二：关于刘邦遗言最大的漏洞就是年龄的问题。
根据史料我们知道刘邦死的时候六十三岁，而王陵“故沛人，始为县豪，高祖微时，兄事陵。”（5），也就是说当时王陵的年纪大于刘邦，早就老矣。曹参虽不知道其确定年龄，但亦不会大过刘邦。从曹参指挥作战中，常有身先士卒，斩敌大将的记录，推测应该以壮年居多。
这里就有疑问了，吕后问丞相继承人选，明显是指萧何死后，曹参继承，曹参死后，王陵继承这样一个顺序。既然王陵的年纪远大于曹参，刘邦怎么可以肯定曹参比王陵早死？如果说萧何因为在刘邦死前就表现出身体不好，刘邦可以推测他死于曹参，王陵前。但是曹参却死于孝惠帝六年，而王陵未死，这似乎不是刘邦可以预测的。
有人认为这个排名的顺序是能力的排名，恰好又是去世的顺序，所以才显得这么不可想象。但是此说并不正确，王陵从一贯表现并看不出是仅次于萧何，曹参的能力。实际上汉初的丞相的担当主要是功劳的大小资历的排名以及各个势力的妥协。如果说这个顺序是能力的排名，明显王陵能力不足，而陈平却资历不够。关于陈平当上丞相更非刘邦遗言，而是吕后妥协各个势力的缘故，这些不可能是刘邦事前可以预料的。
而这一切像预言一样全部实现，只能是后世的编造，刘邦不是神仙，故不可能这么料事如神。这个遗言实质上就是马后炮，只能是后人根据即定事实伪造的。
三：从事实上看只要吕后活着，不论是周勃还是其他功臣都不能“诛吕安刘”。而“诛吕安刘”都是生在吕后死后，刘邦又怎么能肯定周勃死在吕后之后而提出“安刘必勃”呢？
由上所述，我们现不论是主观情理上还是客观事实上，刘邦都不可能说这样的遗言。所以我们可以大胆断定这个遗言出自后人伪造。
二：周勃的人品论述
既然刘邦评价周勃“厚重少文”出自伪造，那么究竟周勃是否“厚重少文”呢？关于周勃“少文”史记有生动的描写“勃不好文学，每召诸生说士，东乡坐而责之：‘趣为我语。’其椎少文如此”（6），但是厚重却无实质描写，我们从史料几则事例来看周勃是否厚重！
汉二年，陈平投靠刘邦，刘邦知其才能，复以原职，众将对此不以为然，纷纷劝鉴，但是刘邦依然任用之。这时史记记载：“绛侯、灌婴等咸谗陈平曰：‘平虽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臣闻平居家时，盗其嫂；事魏不容，亡归楚；归楚不中，又亡归汉。今日大王尊官之，令护军。臣闻平受诸将金，金多者得善处，金少者得恶处。平，反覆乱臣也，原王察之。’”（7）。绛侯即周勃。此事经学者孙玉太考证“陈平受金之事有之，而盗嫂之名，纯属他人诬陷”（8）。这诬陷之人正是是周勃和灌婴，他们这无中生有的诬陷不但差点使刘邦痛失英才，还使得陈平背上千年恶名（9）。
汉文帝时期，文帝任贾谊公卿。“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曰：‘雒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议，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1o）。
翻遍史书我们看不到周勃有进忠言，良言的记录，偏偏有史可查的两次进言都是诬陷和打击异己，这样的人可以称为厚重吗？
另外一则材料“先黥布反时，高祖尝病甚，恶见人，卧禁中，诏户者无得入群臣。群臣绛、灌等莫敢入。十馀日，哙乃排闼直入，大臣随之。上独枕一宦者卧。哙等见上流涕曰：‘始陛下与臣等起丰沛，定天下，何其壮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惫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见臣等计事，顾独与一宦者绝乎？且陛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