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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对科学主义、科学万能论的批判来说，如果说，现代新儒家的第一代的代表人物将主要的精力用来理清科学与哲学的分野这一问题的话，那么，现代新儒家的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则接续了“科玄论战”
中张君劢对科学万能论批判的话题，从而迎合了自20世纪50—6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对科学主义批判的潮流，他们力图区分“科学”与“科学主义”两个不同的概念。牟宗三极力反对“科学一层论”和“泛科学主义”。在他看来，在“科学的‘事实世界’以外，必有一个‘价值世界’、‘意义世界’，这不是科学的对象。这就是道德宗教的根源，事实世界以上或以外的真善美之根源”。徐复观与牟宗三一样，也十分强调科学世界与价值世界的区分。在他看来，价值世界比科学世界更为重要。这是因为，“科学世界，常常要在价值世界中去追溯其源泉，并反转来成为满足价值世界的一种手段。”因此，从根本说，人的生活的本身，不是在科学世界，而是在价值世界。价值世界是人类赖以安身立命的家园。最后，就张君劢“欲提倡宋学”的致思倾向来看，可以说，“科玄论战”是现代新儒家发展历程中的一件大事，张君劢的演讲以及他后来的论战文章，从某种意义上说，形塑了现代新儒学的致思方向。
在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大系统中，道家思想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如果像一些学人认为的那样，文化思想也有刚柔之分、显隐之别，那么，相比之下，儒家的刚健、有为、进取、入世的精神表现得比较突出，道家则偏重于柔顺、无为、退守、潜隐的精神。人们常说，秦汉之后无”纯儒”，同样也可以说，秦汉之后无”纯道”。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吸收；既互相对立，又互相融和。他们恰恰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不可或缺和赖以互补的两个方面。在此意义上来说，儒道本是一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他们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即便是在儒学一统天下的时期，道家思想也并没有泯灭，它以各种形式渗透到儒学、佛学之中，渗透到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无形中影响着中国人的人生态度，这正体现了道家思想的潜隐特点。
儒、道两家思想，一个刚健有为，一个柔顺因循；一个入世进取，一个潜隐退守，这是他们达到相通和互补的真正前提。所以，许多中国古代文人才能入世为儒，出世为道，或者熔儒道于一炉，张弛相济，进退自如。
从历史渊源来看，春秋战国时代，随着奴隶制度逐渐解体，我国进入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一部分奴隶主贵族逐渐失去了他们原有的经济和政治上的特权地位，成为贫民或者奴隶。其中一部分人结草为庐，结伴而耕，避世隐居。《论语》中把他们叫做”逸民”或”隐者”。这些人对弱肉强食、离乱痛苦的现实社会，表示强烈的不满，和孔子、孟子、老子、庄子一样，他们痛斥”天下无道”！在这同一个时代，儒家和道家走着两条不同的道路。
儒家直面现实社会，力求探索一条改造客观世界的道路，即便是个人的修身养性，最终也是为了治国平天下。孔子认为，他与那些逸民、隐者的区别就在于”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用孟子的话来解释，就是：”孔子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一向主张：”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但实际上不管天下”有道”还是”无道”，他似乎没有一点退隐的意思。为了改变这个”无道”的世界，尽管他四处碰壁，却百折不挠，骨子里还是那股劲：”知其不可而为之”。在此方面，孟子比孔子毫不逊色。在他看来，无论得志还是不得志，无论困厄时还是显达时，都不应该绝人逃世；主张用自己的方法来”平治天下”，实现其”王道”理想；并且扬言”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他更无退隐之意。
道家面对残酷的现实，深入到人的心灵深处，从自然中寻找一条自我拯救的人生道路。据《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记载，老子本人就是一个”隐君子”，相传他在周朝做过藏书管理员，孔子曾向他问”礼”，后来他退隐了，写下《老子》一书。庄子曾做过宋国漆园的管理员，辞职后表示”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宁肯隐居陋巷，借米充饥，自编草鞋，过着清苦的生活，也不愿应楚威王高薪聘请而赴楚相之位。从老子的自然无为、少私寡欲、贵柔守雌的思想，到庄子的无己无功无名、逍遥放达的精神境界，无不说明道家与儒家的不同之处。道家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固执地守护着人的精神的尊严，辛勤地开垦着人的精神的荒漠，把人生从一切无法消除的痛苦和灾难中拯救出来，超越人生困境和世俗情欲，使人获得一种宁静的自由和圣洁的心境。老子和庄子都是隐士，但他们又不同于一般的隐者。他们的退隐不单单是为了规避无法改变的罪恶现实，也不仅仅是为了避免为虎作伥、助纣为虐，更重要的是为了寻求一种超越现实的精神自由。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道家在韩非子的显学排行榜上名落孙山。可以说，春秋战国时代所涌现出来的大批隐者的现实生活，以及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隐者生活的亲身体验，正是道家思想产生的社会基础。而孔子和孟子则远离隐者的生活体验，因而，他们的思想历程必定不同于老子和庄子。
战国末期的思想家荀子总结了先秦各学派思想，他在《解蔽》中谈到庄子时指出：”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意思是说，庄子只重视代表自然的”天”，因此而忽视了”人”，即用自然掩盖了人。荀子进一步指出，像庄子这样来理解”道”，那只能是人对自然的一种因循依顺。其实荀子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恰恰是，庄子沿着老子”道法自然”的思路，对人的精神自由作了有益的探索，把人对自身的认识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这怎么能说是”蔽于天而不知人”呢一、韩非子用人思想要述韩非子是战国末期崛起的法家学派中最有代表性的大思想家，身处古代中国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过渡的历史巨变之中，这位极具时代使命感的哲人以其审视的目光、冷峻的思考、理性的分析，为当时的社会及其最高统治者献上了一份精湛周密而又切实可行的治国方略，其中的控制论思想尤其展示了这位先哲在国家行政管理中的睿智与深刻。今天，认真研究韩非子的思想，我们不难发现，虽然时代不同、对象各异，但仍有其借鉴价值。
（一）“循名责实”―实施控制的基本过程杨欣在她的文章’韩非子的人才观对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启示’中是这样论述“循名责实”的：首先也是指出何谓“名”与“实”。具体来讲，就是要依下属的职务去追究其应有的功效、实绩；以下属的言论去衡量他所做的事和所取得的功效是否与其“言”相一致。根据名和事实是否相符合来确定是非，凭借对事实的检验来审察言论，这正是韩非实施考核的原则。他历来主张“：听其言而求其当，任其身而责其功。”（《六反》）听取下属的言论而要求它与事实相符，任用下属工作而责求检验他的功效。
而周碧晴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刍议”一文中这样分析：“形名术”，就是“循名而责实”，也就是按照官职名分来追究他的实绩，用下属的言论去衡量其所做的事和所取得的功效。在领导者周围的人员往往很复杂，有真才实学、富有才干的能人，有阿谀奉承、平庸无能之辈，还会有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如何从这些人中去识别雄才、真才和蠢才？这就需要形名术。应该说，法家的形名术是一种控制术，其目的是发现和纠正用人不当的管理行为，以保证各管理环节都能在法制的约束下正常、高效的运转。
本文作者认为，在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中已经找不到“循名责实”的概念，但工作考核的要求则早已牢牢扎根于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之中。今天，工作考核的对象虽然已从韩非时代主要针对各级管理人员“（吏”）扩展到了全体职工，考核的时间也由随机演变成为定期，考核的内容亦在不断发展、变化，考核的手段也在不断革新、完善，但是，工作考核的实质却始终没有变。它所发挥的“择优选能”、“奖勤罚懒”的激励效用将会在当今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二）“一职一官，一官一职”
李保丽在“韩非的管理思想及其启示”中关于此思想论述如下：韩非说“：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祷。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参同，上下和调也。”（《扬权》）意思是说，君主与臣子从事工作的内容不同，原则不同，臣子向君陈述主张，君以此检验臣下的事功，如果这二者结合得好，上下就协调了，就会有较高的管理效能。因此，他反对“事必躬亲”式的领导方式，要求君主“持其大纲、疏其节目”，主张“威不二措，制不二门”，《（有度》“）使事不相干”，“使人不兼官。”《（以用人》）这就指出了君主权威的绝对性和唯一性，官吏明确的分工和独立的职责范围，使之各司其职。这样才能减少管理中内耗，避免人事公务上无谓的扯皮现象，最大限度地发挥各级官吏的专技特长，提高管理工作效率。
陈耀林在“韩非用人思想初探”中则论述如下：专职专责。专职专任，不兼官兼事，是韩非有关用人的理想境界。为了提高工作效率，韩非主张一人一职。他说“：人臣之忧在不得一，故曰：右手画圆，左手画方，不能两成。”在《外储说右下》中他比喻说“：令王良、造父共车，人操一边辔而入门闾，驾必败而道不至也。令田连、成窍共琴，人抚一弦而挥，则音必败曲不遂矣。”王良、造父都是驾车的能手，但如让他俩共驾一辆车，就上不了道，对不了门。田连、成窍都是抚琴专家，但如果两人共弹一张琴，曲必不成调。只有分工明确，不兼他职，才能“争讼止，技长立，则强弱不角力，冰炭不合形，天下莫得相伤，治之至也。”
依本文作者看来，韩非的这一用人之术的确十分高明，其对现代人力资源管理而言，确实启示良多：首先，它告诉我们，只有坚持一职一官，才能提高管理效率。韩非曾经做过一个极为生动而又贴切的比喻，他说，一个鸟窝如果有了势均力敌的两只雄鸟，它们就会斗得你死我活；一个家庭如果有两个当家人，那么，做事就不会有功效。同样道理，作为一个组织，若同一管理层次上官员众多，势必造成意见难于统一，矛盾冲突叠起，内耗严重。办起事来则会因为程序、关卡过多而降低工作效率，甚至还会导致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由于不能及时决策而贻误战机。
插图：韩非子说：“一手独拍，虽疾无声。”
其次，它提醒我们，只有“官置一人”，才能责任明确，功过分明。每个职位只配置一名官员，不但职责明确，而且其所作所为及其功过得失将一览无疑，这不仅为实施赏罚提供了直接的依据。同时也将进一步激励在位者继续努力建功立业。
再次，它强调，只有坚持一官一职，才能实现业精于专。“士不兼官”，便于管理者集中精力专注于一项事业。这样，既有利于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不断增长才干，又保证了工作质量。试想，如果管理者“一官多职”，既为副总经理，同时又兼任人事部门主管、工会主席？？势必造成其精力分散，顾此失彼。显而易见，如此使用人才只能是损人误事，有百害而无一利。
二、法家思想在现代管理中的扬弃韩非子的管理思想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在当今民主政治成为世界总趋势的情况下，韩非管理思想体系的本质――极端专制的中央集权，显然已经过时，但是我们必须辨证对待之。
韩非管理思想体系中的“治民”、“治国”等实质内容，在现代管理中并非完全过时，而仍有现实意义。韩非的治民，治国，是控制被管理者，使他们按管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