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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我们大家坐在这里商讨南洋建国的事情，不就是希望将来能为海外华人提供一个可以依靠的坚强后盾，一个可以安居乐业的家园么？不也是想让与我们同文同种的国人在将来危难时多一个选择么？我想我们今天的付出是值得的。”
“赵兄弟胸怀大义，竞存佩服。”陈炯明肃容说道，“只是赵兄弟刚才所说的以不同名义进行救灾，具体是指什么？”
“致公堂是美洲华人社团，致公党总部现在香港，又在南洋华人中有不少影响，这两方面是国内不少人都知道的。华美投资虽然成立时间不长，可经过与洛克菲勒的合作，肯定也会落入国内一些有心人的眼里。如果我们三方联合行动的话，影响确实会足够大，但引起的关注也肯定够大，甚至很可能惊动南京政府。那样的话，恐怕我们要付出的代价也会更大。而如果我们分别以美洲华人社团、南洋华人社团以及美国公司的名义开展活动的话，只需要疏通一些灾区省份的主要官员就可以了，效果也不会差。”赵振中解释道，“再说，我们联合向南洋移民的话，更容易引起列强势力的关注，而以各自名义向自己在南洋开办的产业输入华工，则相对要容易得多。”
“县官不如现管，与其通过南京政府再转由各省当地政府办理的话，确实不如直接和灾区当地政府打交道便捷。”陈炯明颔首说道，“只是各自行动的话，那力量不是过于分散了吗？是不是要各自建立生活、生产和军事基地？”
“只是暂时分散而已，真正的基地还是要放在婆罗洲及附近区域。”赵振中解释道，“去往南洋的灾民都将以我们各方产业所需华工的名义进入当地。除了一些挑选出来的青壮可暗中直接进入婆罗洲开辟基地外，其他灾民都将分别进入我们各方的产业。在经过一段时间恢复身体并掌握在南洋生活、生产技能后也将分批进入婆罗洲。这样做的话，一是灾民可以熟悉当地情况，也不会引起南洋列强势力对这些华工的过多关注；二是可以为婆罗洲基地培养和输送多行业工人，有利于加快基地建设。”
“在未来4年内，华美公司在澳洲、南洋等地的产业至少可以为南洋建国行动提供15万左右的多个行业的熟练工人，以及其他几十万普通民众。当然，为了不暴露华美公司与建国行动的关系，这些人都将以轮换回国名义乘船暗中进入婆罗洲。”
“另外，对于在国内救助的灾民，我们也不能不加甄别、不分男女老幼的一股脑都运往南洋。青壮男女和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基本上都可以到南洋，但老人和儿童还是尽量让他们留在国内的好。大灾之后，老人和儿童身体本来就弱，要是再长途颠簸、不适应南洋气候，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我们救人反成了害人。”
“赵兄弟想的很周到，我看这样可以。有了赵兄弟培养的这些工人，将来发展工业就有一个好底子了。”陈炯明沉吟道，“对于去往南洋的灾民，我看就挑选18岁到45岁之间的男女吧。至于老人和儿童，就依赵兄弟所说，尽量让他们留在国内得好。”
赵振中点头认同，又说道：“既然陈先生同意我们分别行动，我看可以这样，致公党总部在香港，致公堂又在上海和长江流域省份有不小影响，可就近负责吸纳长江流域及附近省份的灾民。这些地区虽然受灾范围广，但灾害严重程度不如华北、西北等地，灾民的身体状况也要好得多，到南洋后基本上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投入各项生产活动。”
“至于华北、西北等区域的灾民，就由华美公司来负责救助吧。不过，这些地区灾民的整体状况不如南方，恐怕需要调理的时间也长些。”
赵振中的这个安排明显对致公堂、致公党有利。南方灾区中，除了四川连续多年灾害，灾情严重外，其他省份虽然也有许多灾民，但比起华北、西北等地以人为食，饿殍遍野的惨状来，可要轻得多。
“赵兄弟这个安排确实对致公堂、致公党有利。”见赵振中勇挑重担，陈炯明心下感动，迟疑道：“可冯玉祥和阎锡山都不是好相与的，让他们同意辖区内的人口外流，赵兄弟有把握吗？”
“现在谈不上把握。”赵振中摇头道，“不过，我觉得以冯玉祥、阎锡山两位的为人，在华美公司的运做下，应该会同意的。”
“从阎锡山辛亥以来在山西的作为看，特别是从他不遗余力地拥戴袁世凯称帝看，阎锡山是一个缺乏大局眼光，对自身利益斤斤计较算的山西土财主。不过，阎锡山的乡土观念重，他治理下的山西比同时代许多军阀治理下的省份要好得多。要是类比的话，阎锡山有些象三国时的刘表。”
“而冯玉祥的经历看，他是一个反复无常，有奶便是娘的人。加上冯玉祥只知搜刮百姓，不懂治理地方。要是类比的话，冯玉祥象三国时的董卓。”
“要想让这两人同意辖内灾民外流，华美公司只能用利益打动他们。同意让那些灾民外流的话，冯、阎所部不但能够获得物资、金钱方面的利益，还能解除背负的一大包袱，又对他们的名声有利，这可是有利无害的好事，我想他们应该同意的。”
“不过，这样一来，由于运力紧张，华美公司就无法向为南洋建国运输粮食了。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在美国购买粮食后，由安良堂的船舶公司负责运送。当然，也可以由华美公司提供资金，由致公党自行购买。”
在座众人听了赵振中愿意挑重担，救助华北、西北灾民，各自钦佩，又听他将阎锡山比作刘表，将冯玉祥比作董卓，起初有些诧异，可细想之下，还真是恰当。刘表占有荆州之后除了与周边发生的一些影响不大的战斗外，基本上就是守成，而阎锡山占据山西之后，除了北伐时跟着起哄架秧子占了点便宜外，到目前看也是守成。刘表曾与袁绍勾联，而阎锡山则干脆力捧袁世凯称帝。而把冯玉祥比作董卓，除了其多次以下克上，不恤民众外，更因为他发动北京政变将曹锟赶下总统宝座。
“呵呵，赵兄弟这个比喻有些意思。冯、阎两位知道了，不知会是何种表情。”陈炯明细想之后，不由得笑道，“至于粮食方面的事情，赵兄弟就不用操心了。以现在致公党的家底，这些还是不成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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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希望之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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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陈先生，我听司徒老哥说南洋现在有华人几百万，他们在那里的状况究竟如何？其中又能有多少人会成为南洋建国行动的助力？”赵振中问道。
陈炯明思索片刻后，说道：“南洋现在华人具体数目不太清楚，但7、8百万人口应该还是有的。不过，这些华人居住地相对比较分散，从菲律宾、暹罗、马来半岛到婆罗洲、爪哇岛、西里伯斯岛等地方都有华人足迹。当然，在一些大城市里也往往有不少华人人口，比如巴达维亚城现在就有10多万华人，新加坡那边有60多万华人。”
“虽然有人在南洋发家，可就南洋华人的整体状况而言，现在仍然是低人一等，很多人依然在为求活命和温饱而奔波忙碌，苦啊！”
陈炯明沉默了片刻，又叹息着说道：“如果只是受歧视，工作劳苦的话，咬咬牙也就忍了。可南洋的那些列强却时不时公然抢劫、屠杀华人，甚至许多时候不但他们这样做，还挑动当地土著势力残害华人。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荷兰人。”
“有了这些历史上的教训在，尽管南洋有少数华人现在被列强势力所收买，还有不少人安于现状，但我想我们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的反抗压迫的历史，只要给这些华人以新的希望，其中大多数人的血还是会重新热起来的。”
在历史上，华人虽然早在唐、宋时期就进入南洋一带居住、繁衍，明朝之后更是络绎不绝，按说那里现在该有有更多华人才是，可由于华人所特有的叶落归根的传统，很多到南洋谋生的人经常是获得足够的生活所需后就返回故里。加上去南洋的华人都被视为‘天朝弃民’，中国政府对南洋土著和西方殖民者肆意杀戮华人视而不见，导致南洋华人在近代以前并没有多少。在鸦片战争之前，有关南洋华人数量有这样两个数据：1820年的时候，西婆罗洲有华人15万；1832年，在菲律宾有几万名福建人。这在当时算是华人比较多的地方了。
打开中国向海外移民闸门的是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同英、法等国所签订的允许华工出洋的条约。在其后的七、八十年时间里，持续出现了华人出国的热潮。1893年清政府宣布废除海禁旧规，又导致出国人员暴增，大量华人进入美洲、非洲、澳洲等地，南洋靠近中国大陆，更是出国华工的首选之地。1890年，出使英、法、意、比四国的薛福成曾说过，每年到南洋的华工有10余万人。以去往后世印尼境内的华人为例，1870年的时候，印尼有华人26万，到1900年的时候达到53。7万，30年时间增长了一倍。而南洋华人的总体数量1890年为300万人，1906年达到400多万人。从19世纪60年代以后的七、八十年时间里，华人象潮水一样，汹涌澎湃的进入南洋各地。
在这段时间里，由于国内民众生活日渐窘迫，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下南洋谋生。华侨出国的人数之多、规模之大、分布之广、遭遇之苦，均属前所未有。究其原因，不外是国内、国外两方面。在国内，由于清王朝及其后的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战乱不断、民不聊生，许多民众出国谋求生路；在国外，由于西方列强对殖民地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和急需大量廉价劳动力从事开发。因此，一批批“契约华工”被贩卖出洋，成为这个时期中国移民的主要方式。这种贩卖活动始于18世纪末。19世纪中期清政府答应华工出洋后达到高潮，20世纪初趋于衰落。在这百十多年里，中国约有700万人被贩卖到世界各地，也奠定了华侨遍布世界各地的格局。到20世纪初的时候，全世界华侨总数约六百三十万多人，其中南洋华侨约近四百二十万人。
进入20世纪后的这近30年时间里，由于国内战乱不断，而一战后南洋经济又出现热潮，内外因素结合，又导致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向南洋一带新的移民潮。这些中国移民主要集中在20年代移出，从1918年到1931年间，仅汕头、香港两地出境的移民就达到380万人。当然，在1930年之后，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南洋经济萧条，华侨谋生不易，加上中原大战后国内局势大体上还算平定，出现了华侨归国大于出国的局面。
不过，现在有了赵振中等人和致公党人在南洋联合推动的建国计划，未来几年内南洋华人数量的增减情况尚处于未知状态。
南洋华人遭遇之苦，并不仅仅是说要他们要为谋求活命而忙碌，为解决温饱而奔波，他们还随时可能会被列强势力或者当地土著肆意杀戮。后世的印尼曾在建国后制造了一系列的惨案，从1945年11月泗水惨案、1946年3月的万隆惨案、1946年6月文登惨案、1946年8月山口洋惨案、1946年9月巴眼亚底惨案、1947年1月巨港惨案到1965年开始的全国性排华，以1974年由反日运动引起的排华骚乱、1978年雅加达由学生示威引发的反华骚乱、1980年11月中爪哇的排华暴动，还有1998年5月、2000年5月那两次让全世界华人愤怒的排华暴乱。一次次的惨案，一次次的排华运动，印尼华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苦难，被当地土著肆意烧杀淫掠。可以说，印尼华人的历史就是一部斑斑血泪史！
其实，不光印尼华人史是血泪史，整个南洋地区的华人史，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一部血泪史。远在印尼建国之前，南洋的华人就已经饱尝了列强和当地土著所施加的各种迫害。
1603年，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者禁止华人开采金矿。华人据理力争，却被屠杀两万多人；1639年菲律宾华人又被屠杀近两万，幸存华人被强迫信奉天主教，并须交纳高额人头税；1662年西班牙人又因郑成功收复台湾而迁怒当地华人，进行第三次大屠杀。这一次几乎把当地华人杀尽。
174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对爪哇岛巴达维亚的华人社区突然进行疯狂抢劫屠杀。一万多的华人，幸存者不过百余人。大量受难者尸体被扔进河中，使河水为之变红，史称“红河惨案”。
1853年婆罗洲的荷兰殖民者和当地土著因嫉妒开采金矿的华人，突然向华人发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