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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民国之后，阎锡山主政山西，虽然期间也曾面临外部大兵压境的影响，但就山西整体来说却并没有发生大的战乱。即便是中原大战，阎锡山战败下野后，山西也没有遭受战火。民国之后，山西境内第一次遭受的战火还是1936年2月红军所发动的东征。
“咦？你别说，还真是这样！”朱庆澜仔细一想，发现赵振中说的确实不假，不由得赞道：“没想到你阎老弟竟在这乱世保全了一省不受战火波及，实在难得啊！”
“既然主政山西，那保境安民，让家乡父老免受战乱之苦不过是分内之事罢了，不值一提啊。”阎锡山心内自得，却笑着谦辞道。
“另外，我在天津曾和崔市长聊过山西铁路修建的事情，也听他说过修筑同蒲铁路在资金方面存在困难，据我了解，华美公司是有这个资金实力的。如果能提早修筑同蒲铁路，不但可以工代赈救助大批灾民，还能带动山西经济的发展。只是不知阎先生对铁路商办如何看待？”赵振中取出崔廷献写给阎锡山的引荐信递了过去，并试探着问道。
“清末时，就曾对铁路官办、商办争论过，最后商办铁路成功的了了无几，还都是短途铁路。究其原因无非是商办铁路存在资金不足，技术缺乏，管理混乱等因素。对国内来说，我想是没有哪个商家能独立承担同蒲铁路这样的工程的。另外，铁路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不能将某条铁路变成私人财产。”阎老西显然是对同蒲铁路的修筑下过一番功夫，对有关事情也做过了解。
“阎先生说的确实很有道理，不过，华美公司不但在美国拥有不少产业，而且近期内将在澳洲、南洋以及国内开设分部的大公司，在财力、技术以及管理方面都有足够的能力。另外，华美公司并不谋求铁路私有，而是想通过获得一定年限的铁路经营权来弥补自己的建造费用。如果将来能成立一家专门的同蒲铁路建设公司的话，山西省政府也可以拥有其中一定比例的股份。”赵振中继续努力。
而阎锡山在看完崔廷献的引荐信，又听赵振中介绍华美公司有如此实力，心中也不禁一动：要是能获得这么一个资金雄厚的海外力量襄助，自己的大业恐怕就更有保障了，至少同南京的蒋某人较量起来底气会更足。当下，便不动声色地说道：“赵先生关心灾民救济，所提的提议是好的。不过，有关同蒲铁路修建的事情，还要具体和启予他们细谈。毕竟，启予现在是山西省主席，修筑同蒲路的事情还要他们出面决。”
见阎锡山松口，赵振中心中一喜，便又道：“在天津时，崔市长已经同意我们建造一个能停靠更大吨位船舶的码头，以便将来能及时向晋、绥等地运输开办产业所需的设备和物资。同时，也想利用这个机会从晋、绥、陕、甘等灾区招收一些灾民过去做工，还请阎先生能给予便利。”
“赵先生是想方设法赈济灾民，这是好事情啊。只要能确保各方不出问题，我完全同意。”虽然对于晋、绥一带人口外流有些忧虑，不过想想那么多嗷嗷待哺的灾民可以转移到别的地方，让山西降低因省内灾民过多而爆发动乱的可能，并节省山西的物资，阎锡山也就痛快地答应下来。
“百川老弟，虽说这次赈济灾民政府不必出头，但你也要通知山西和绥远两地的政府和驻军予以协助，最好能派出一定的兵力护卫粮食不被匪徒劫掠。次宸那边答应提供一个营的兵力供押车用，可粮食不会总在路上，到了灾区后总要有个地方存放，你怎么也要派点兵吧？”朱庆澜提出要求道。
“这个倒没问题。绥远那边我让李培基派一个营，山西这边我让启予派一个营。只要子桥兄和赵先生能保证顺利救助灾民，帮我解决这一大难题，就是再多派点兵也可以。”能甩下灾民这个大包袱，阎锡山前所未有的痛快。
……
随后两天，赵振中、朱庆澜两人又与山西省省长商震就有关华北慈善联合会在山西赈灾所要合作的事项进行了详细讨论并达成一致。同时，赵振中也与商震以及阎锡山所派出的代表就四海实业和华美公司在山西、绥远等地开办产业达成了协议，并就修筑同蒲铁路一事达成了初步的书面意向。
在完成这一切后，赵振中、朱庆澜两人与司机小田于2月16日上午开车北上，返回大同后，搭乘火车奔往绥远。
2月18号，赵振中与朱庆澜与先期奔赴绥远的饶凤璜、查良钊、李云天等人会合，并对绥远的灾情进行了了解。在听完李云天心情沉重地述说后，赵振中深切体会到了什么叫人间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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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紧锣密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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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绥远境内，除河套一带外，其他多数地方是沙漠，气候寒燥，加上这个时代的开发建设又严重落后，其可谓民国时代的贫瘠之地。
从1919年开始，绥远就频繁发生水旱灾害，加上兵祸匪患，民众生活极苦。而将绥远民众推上死亡线的却是从1928年开始的连续3年的严重旱灾。
对于1928年绥远旱灾，《民国日报》曾在当年7月8日的报道这样描述：“自春徂夏，滴雨未泽，二麦无收，秋禾未种，赤地数千里，竟无青草。”而《大公报》在当年7月、9月的报道中则称“固阳、武川、清河以及包西各县，……户口流离过半，绥垣、包头两处饥民鹰集，为数日见增加”，“全绥已处于绝粮之地”。饥饿之下，民众甚至连牛马粪便中的草籽都捡来入腹。
绥远境内受灾17县，粗略统计有汉、蒙人口240多万。在1928年蔓延绥远全境的大旱灾中，就有灾民1498000多人，占统计人口总数的62％以上。
大灾之下，尚有土匪为害。河套及大青山一带的马匪、山匪不但把持包头、黄河口等物资中转之地，以劫掠过往，还聚众围攻五原、临河两县，抢去粮食几万石。由于土匪肆虐，致使粮食无法从外地向灾区周转，灾民的境况也更加凄惨。
佘太、东胜两县，方圆数百里，人烟断绝。远处逃荒灾民途经两县境内时，因无从觅食，多饿死道旁。而男女老幼以绳索腰带勒死，或全家十余人同日自尽者，屡见不鲜。固阳全县二万余人逃散十之七八。萨拉齐、托克托两县向为繁盛区域，但天灾之下粮食难觅，饥饿难耐之下用来做脚力的牛马骆驼也被烹食怠尽。还有灾民因挖食田鼠、猫、犬而身染疫疠者，有因食苜蓿、蒺藜而致病者，有因食树皮草根枯槁而死者不下万余人。逃往甘肃、外蒙者约五六万人。包头为绥西重镇，交通便利，灾民聚集，不少青年妇女卖身求生，由火车载运而出，每日不下数百人，哭声震地，惨不忍言。
继28年严重旱灾之后，29年绥远又连续遭遇了地震、旱灾、山洪、风霜等灾害，灾情之重，居华北各省之首。
1929年1月，归绥西部地区连续发生两次强烈地震，毕克齐、归绥一带损失严重，平绥铁路为之中断。而自28年开始的旱灾却仍在发展。饥饿之下，灾民想尽办法求生。有人挖掘鼠洞，从鼠口中夺粮而食，却因此引发了鼠疫。河套一带的盐碱地上生长的一种草名为傔葱，其籽有毒，人吃了之后会导致面目肿胀，但就是这种有毒的草籽，身价也被饥民们抬高到每斗8角。
旱灾造成的恶果尚未结束，在29年的夏秋之交，绥远又遭受了严重的水灾，仅包头一地就淹没青苗700多顷，淤上等田地近800顷，冲没住房7000余间。此外，萨拉齐县东南各村均为水淹，归绥、托克托、凉城、兴和、武川、陶林等县又均遭水患。
水灾未过，霜灾又至。8月25、26两日，绥远东北各路遭受早霜，致使秋粮损失严重。其中，受灾最重之处为固阳、武川、陶林、兴和、集宁等县。集宁西经旗下营至归绥一线，因兼被水灾、霜冻，损失最为惨重。1929年12月，《时事月报》曾对此次霜灾造成的损失有过大致统计：“武川、陶林、固阳所种秋禾，完全冻枯，颗粒未收，被灾分数计在十分之六。丰镇、凉城、东胜、大佘太各县田禾，同时强半冻死。被灾分数，计在十分之五。归绥、托克托、萨拉齐、清水河等县受冻，亦在十分之四。集宁则地多山田，被冻情形，尤较他县为重。当此旱灾甫过，水灾未完，而又继之霜灾，不但夏收无望，即秋田所种之荞麦、小糜、小麦，亦复枯萎殆尽。”
对于29年绥远灾情的酷烈，当年11月份的《时事月报》曾刊载过这样的描述：“该处人民生计，至此已到山穷水尽之境，统计绥省人口约250万，现在灾民已达190万，占百分之八十。……甚至大人食小孩，活人食死尸，至食树皮草根，在绥省不以为奇。前中央派员及各国传教师曾先后调查，认该省灾情之重，实居华北第一。”
连年天灾人祸之下，灾民生存艰难，绥远的人口贩卖之风也日盛一日，致使绥远的人口结构严重失衡。绥远红十字会调查称：“所有土著灾民，未能远去，不得不茹苦忍痛，卖妻鬻女，以图苟活……约计全省可达十万口之多，为伶为娼者，触目皆是。始以晋北各县正式来娶，尚属正当；嗣后大批为人贩子贩载而去，竟以辗转牟利，甚至有先将已妇卖出，作为资本，携资来贩者。缘内地妇女，年事稍富，即可售得三百元至口百元，灾区所买，不过一百余元足矣。加以有所谓人牙子者，从中架空操纵，而卖人之家所得不过数十元。并买得一妇，附带幼女一、二口，有转卖其女，而自得其妇者；有转卖其妇，而白得其女者。其中十三、四岁之幼女，买到后即行合房，此弱小之女同胞，无辜被摧残污辱，诚天下之最伤心事。现在调查全省人口，男性占十分之九，女性占十分之一，将来人口繁衍上，实受重大之影响也。”
29年灾害的后果尚在延续，30年的灾害又接踵而至。1月9日，《大公报》登载《绥远通信》说，因天气奇寒，绥远17县几日内，“冻馁而死者15000余人”。
几日内，竟冻死如此多的人口，固然是由于天气寒冷，但天气之外，却另有原因。一是连年荒灾之后，粮食早已告罄，灾民腹中能用草根、树皮混个饱都成了奢望，身体对严寒的抵抗力近乎为零；二是灾荒之后，生存都成问题，也就无力购买棉衣，多数灾民都是铺盖着几张破羊皮赤体而卧，没有足够的衣物、被褥御寒；三是平绥路运费太重，煤价提高，灾民们买不起煤，又缺乏其他取暖燃料。
……
李云天语带凄凉的介绍完绥远灾情后，又道：“师叔，这些年我们在山东也收留孤儿，救助灾民，可我从没想过绥远这边的灾情会这样惨重。用人间地狱来形容都不为过。”
赵振中听后心中仿佛被压了一块沉重的巨石，朱庆澜也神情凝重。
“我沿路看到树皮都被剥光，很多村子土坯房也都倒塌，只是没想到灾情比我想的更严重。那绥远当局就丝毫不管吗？”赵振中沉声问道。
“绥远那位李主席是什么措施我不清楚，不过，我这两天却亲眼见到在沿途几个受灾的县城里，警察和士兵与人贩子和放高利贷的沆瀣一气，一起大发难民财。而且我发现，一些县城里并非没有粮食，只是粮食被有权有势者所掌控，趁此灾难之机榨取更多的利益。”李云天愤懑地说道，“看看从腊月到现在冻死的这些灾民，再看看那些官员们吃喝照旧，我现在真的明白什么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了。”
“唉……阎锡山啊阎锡山，他就不担心这样会人心尽失么？”朱庆澜失望地摇了摇头，没有再多说。
“朱先生，象您这样不为高官厚禄所诱惑，致力于救助灾民的人，遍数中国恐怕也找不出第二个来。在那些大人物的眼里，平民百姓不过是他们争夺自身权益的砝码而已，当权者口中叫嚷着民主，可又有几个人愿意真正的让民众当家作主？不说别的，就说去年国内灾情严重时，南京政府和桂系、冯玉祥、唐生智等人一个个忙着打生打死，可曾有谁考虑过民众利益？”赵振中叹道，“难怪司徒老哥他们信不过官府的人。”
灾荒联系着政治。一个政权的防灾抗灾能力，是其治国能力的重要标志。而国民政府置灾民在死亡线上挣扎于不顾，却为了派系间的权力争夺而打生打死，加重了全国性灾荒的事实，促使许多人认清了其真实面目，从对它的幻想中觉醒过来。这些对国民政府有了清醒认识的人不仅仅包括国内的一些人，还包括一些国际人士。
1929年进入绥远灾区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