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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此次事变是日军早有图谋，这在一个细节上可以得到证明。
7日晚11时左右，日军向中国军队提出进入宛平城搜查失踪士兵，遭到中国军队拒绝。晚12点左右，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通过电话和冀察当局当局交涉有关事项。同时，中国守军报告冀察当局：日军已对宛平城形成了包围进攻态势！
就在冀察当局被迫同意协同派员前往卢沟桥调查的时候，因闹肚子而离队的志村菊次郎已经归队，但日军却隐瞒不报。在8日凌晨5点左右，得到增援的日军突然炮击宛平县城，七？七事变就此全面爆发！
松井太久郎与冀察当局交涉时间是晚上12点左右，到第二天凌晨5点，5个小时的时间，日军就能从山海关、通州、天津等地调兵支援，并发动攻击。深更半夜，又分隔几地，天津、山海关距离北平更有不短的距离，若非事前早有预案或部队枕戈待旦早有准备，这绝无可能办到！
事变发生了，但国内外各方反应却大不相同。
西北首先发布党政军联合声明：“此次事变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民众党、西北政府和人民军将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独立自主的抗击包括日本帝国主义在内的一切外来侵略势力！为实现国家真正的独立、富强，民族解放而抗战到底，决不妥协！”
中共也在同一天通电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提出了“不让日本占领中国”、“为保卫国土流血”的口号。同时，毛、朱、彭等中共将领联名致电老蒋，敦促其严令29军保卫平津华北，并表示红军愿在蒋的领导下为国效力。
在西北和中共表态之后，国人将目光投在了南京政府和冀察当局身上。但这两者的反应却有些令人失望。
虽然西北方面说日军在卢沟桥的举动是其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可老蒋却并不轻信。在8日的日记里，老蒋记述道：“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没有摸清日本的意图，老蒋也就没有定下抗战的决心，并未公开发表声明，只在事实上进行了一些准备。
老蒋先是命令29军“固守宛平，就地抵抗”，9日，又电告宋哲元“积极准备，谈判须不丧丝毫主权”。同时，老蒋又命令孙连仲率所部26路军两个师，40军军长庞炳勋率所部39师，高桂滋率领84师向石家庄、保定一带集中，以随时增援宋哲元部。
虽然在未判明局势前老蒋决心未定，却也做了一定准备。相比之下，主持冀察当局的宋哲元则是心存侥幸，以求苟安。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宋哲元还在山东乐陵老家。在平津一带坐镇指挥的29军将领秦德纯、张自忠、冯治安等人在商量之后命令卢沟桥守军还击，坚守勿退。同时，秦、张、冯等人也将事变的情况上报宋哲元，催促其速回北平主持大局。但在前方战事已起，南京当局和前方将士的催促下，宋哲元却直到11日才返回了平津。
起初，接到前方电报后，宋哲元也曾命令29军“先消灭当面之敌”，但过后仔细思量，宋哲元却推翻前定，选择了“以和为贵”。
首先，抱着侥幸心理以及依据这几年在华北和日军打交道的经历，宋哲元判断日军这次很可能又是想占点小便宜。若29军反应过于激烈，恐怕会激化事态，不利于和平解决。
其次，宋哲元是信不过老蒋的。当年老蒋玩手腕解除了宋哲元察哈尔主席的职务后，宋哲元就曾公然说过“谁再相信蒋介石抗日，谁就是傻瓜混蛋！”现在老蒋又以抗日名义要求29军固守、抵抗，宋哲元心中要是没有疑虑那才是怪事了！万一29军真和日本人打起来，老蒋会真心襄助还是借机消除异己，重新控制华北地盘？不弄清楚这个问题，宋哲元可不愿意为老蒋强出头。
再者，冲突扩大，平津首当其冲，29军好不容易才拥有的地盘又将再次失去。而没有了地盘，自己与老蒋有隙，流离失所下，宋哲元担心29军会出现张学良东北军那样的结局。
有了这些顾虑，再加上冀察委员会里那些亲日分子又整天围着宋哲元灌迷魂汤，宋哲元最终还是定下了“求和、保地盘”的心思。
但宋哲元的这番心思注定要落在空处。
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回日本国内后，受石原莞尔等秉持“不扩大”观点人物的影响，近卫内阁在9日召开的会议上原本也打算采取不扩大事态的方针。但在军方奉行“扩大”主张的重量级人物影响下，近卫内阁11日再次召开会议，确定将事件升级成“北支事变”，并决定增兵华北！
与石原莞尔等不扩大派相比，扩大派的阵容堪称豪华。陆相杉山元、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朝鲜军司令官小矾国昭和中国驻屯军的决策层与少壮派，都是强烈主张扩大侵略。
石原等人认为，日本对外扩张的主要对手是苏联，若拿出很大兵力对华作战，势必影响对苏备战。中国已经是统一的中国，日本在准备尚不充分的情况下贸然出兵，很有可能陷入长期作战的泥潭，对日本不利。
而以陆相杉山元为首的扩大派则被自九？一八以来的胜利刺激得目空一切，极为狂妄。杉山元信誓旦旦地在天皇面前保证道：“如果一次派出大量部队，事变大约用一个月时间就可以解决。”小矾国昭则到处鼓吹“要利用这一时机，推行治理中国的雄图”。在他们的鼓动下，更多的日本高层相信：“对中国只需拔刀威胁一下，它就会屈服”；“征服中国只需要1个师团，3艘巡洋舰”；“最大限度，通过一次保定会战，即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尽管后来的战争历程证明了石原等人的担忧很有道理，但石原等人也并非真个要对中国友好的善男信女。实际上，石原莞尔等人与扩大派只是在全面侵华发动时机上有分歧，对是否在中国扩张这一根本问题上却是一致的。
在11日的内阁会议确定了日本扩大事态的态度后，日本天皇委任日军教育总监部部长香月清司中将，接替患重病的田代皖一郎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
同日，日本政府决定向华北增派5个师团。其中，关东军独立混成第l、第11旅团，朝鲜军第20师团，航空队及若干特种兵就近率先开赴北平、天津。
日本大举增兵华北，意味着卢沟桥事变的扩大和升级，也意味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宋哲元妄图息事宁人，通过与日和谈解决事端以保住自家地盘的想法只能落到空处！
老蒋本来电令宋哲元到保定坐镇指挥前方战事，但宋哲元11日却径直去了天津。随即，宋哲元派张自忠、张允荣与日军进行秘密谈判，以求苟安。
尽管关东军从12日开始就源源不断地沿北宁线开抵天津，可宋哲元心存侥幸，仍对日军抱有幻想。除了发表“能平即能和”之类的谈话，宋哲元竟命令卢沟桥驻军撤至长辛店及衡门口！根本就没理会老蒋“不屈服、不扩大”、“就地抵抗”的电令！
实际上，在得知宋哲元11日返回天津与日和谈的消息后，老蒋就怒不可遏。可眼下他却不能对宋哲元催逼过甚，免得将宋彻底推到日本人那边。无奈之下，老蒋只得强压怒火，派参谋次长熊斌去向宋哲元表明南京政府的抗战决心。
接受老蒋委派后，熊斌不敢怠慢，在12日就出发北上保定。可宋哲元在天津和日本人一谈就是一个星期，接着又于19日赶到北平继续和日军交涉，熊斌直到22日才在北平见到了宋哲元。
也就在12日，得知关东军开抵天津后，老蒋知道局势恐怕无法善了，开始有了抗日的决心。
中共已经来电表明愿意服从蒋的指挥，共同抗日。虽然老蒋对此无法尽信，中共又有借机发展壮大的意图在内，但想来这次应该是不会拖南京政府的后腿了。
至于让老蒋头疼的西北民众党，尽管该党宣称“独立自主”，摆明不与南京合作的态度，可老蒋却相信，在对外问题上西北比中共更可靠。这从西北先后对苏联、英国人的强硬态度上就能看出来。
既然如此，老蒋认为与日军硬碰一下也好。这既能表明南京政府抗日的决心，平息国内外的非议，又可在一定程度上抵制日本的贪婪无度。况且，有晋西北9县在民众党手中，西北方面必然不会坐视日军在华北肆虐，若能使日军的注意力集中到民众党身上那更不错。
有了这些认识后，老蒋在13日电告宋哲元，令其“万勿单独进行和与战”，并进一步说“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条件，而其目的，则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余区内组织用人，皆须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若不做到此步，则彼得寸进尺，绝无已时。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此次胜败，全在兄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不稍予敌方以各个击破之隙，则最后胜算，必为我方所控。”
除了苦口婆心，痛陈利害外，老蒋又督令孙连仲、庞炳勋、高桂滋等部尽快北上，以实际行动表明南京政府抗战决心。当然，除了表明南京政府抗战决心外，这北上大军对宋哲元也是个威慑，免得他真个投了日本人。
到7月15日，随着日军陆续增兵，日军大举攻击平津的意图再也明白不过，老蒋三番五次命宋哲元加紧平津地区战备，尽早集中兵力以防不测。甚至还急令中央军北上，以支援29军。
但宋哲元却正和日本人谈得热乎，在得知老蒋派中央军北上后，生怕老蒋要来抢地盘，竟电告南京，请求暂缓派援军北上，以免刺激日本人，影响与日本驻屯军的交涉。老蒋派来的中央军竟被挡在了保定！
对于国内各界，特别是上海民众因29军在卢沟桥抗战而捐助的款项和慰问品，宋哲元也生怕刺激到日本人而拒绝收下。当然，在给上海各界的电报中，宋哲元话说的比较好听：“遇此类小冲突，即劳海内外同胞相助，各方盛意虽甚殷感，捐款则不敢受。”
除了将与日军达成的所谓协议报送南京批准外，宋哲元又主动撤除了北平城防。尽管老蒋多次电示宋哲元不要对日军抱有幻想，可宋哲元现在有些魔怔，似乎打定了“老蒋反对的我就坚持”的主意。反正，老蒋所说的，宋哲元一概听不进去。待到宋哲元后来明白日军真个不会与自己和平相处，又得知南京真个支持自己并准备真打时，却为时已晚。
而29军37师何基沣旅则曾在准备反击消灭向卢沟桥挑衅的日军时，更遭到29军上层人物的训斥：“打起来对共产党有利，遂了他们借抗日扩大势力的野心！对国民党有利，借抗日消灭杂牌！我们西北军辛辛苦苦搞起来的冀察这个局面就完了！”
国战面前，29军将领竟出于保存自身派系利益之执念，置国家、民族于不顾！曾在喜峰口曾大刀扬威的29军已热血消退，蜕变成为一向日本人谋求妥协的地方军阀。个中恩怨是非，思来令人叹息。
对于平津一带局势的发展，西北自然极为关注。在7月8日发布了声明之后，赵振中就发布命令，西北自此进入战争状态！
由于此前赵振中等人已在几个会议上向党政军高层进行过形势通报，也拟订了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西北的应对方案。因而，这次事变发生后，西北并未紧张过度，各方面工作基本上都按照预案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当然，变化还是有的。最明显的就是晋西北、陕北、宁夏贺兰山以东，以及甘肃河东地区，都时常能听到刺耳的防空警报声，由各级政府组织民众进行防空演练。
尽管有防空雷达和高炮、高射机枪等防空武器，但若敌机过多，难免会出现漏网之鱼，提前使民众心中具备防空意识，届时也能避免不必要的恐慌和损失。
防空之类的事情由田云逸等人负责，赵振中则从10日开始就忙着先后接待阎锡山、刘湘的代表，并准备接待已经在路上的兰芳来人。
在事变发生之后，阎锡山就紧张起来：“坏事了，坏事了！竟真个被赵振中说中了！”他赶紧将杨爱源和陆近礼找来，了解部队防卫准备以及工厂拆迁情况。
“阎公，这才半年不到，各项工事根本就没有完工。”杨爱源苦着脸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