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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今天的数学卷子，最后两道大题实在是令人大开眼界。杨仪几度想放弃，但他也意识到，这两道难题或许就是决定能不能过的关键了。
压轴题先引用了《周髀算经》上的一些三角函数基本原理，和《九章集注》上的一些函数值对应表，暗示学生们往这个角度想去解题——看样子出考卷的人还是觉得难度太大了，都主动暗示了解题方向。
然后，卷面上列出了一堆条件数据：在夏至日，襄阳城外立一杆，杆高三丈，午时影长某尺某寸。春分日，同一杆，影长某吃某寸，冬至日，又如何如何……
然后让考生求：如果把地球设为三百六十度，求襄阳所在位置与地心赤道面夹角多少度（也就是求北纬多少度，但当时还没有北纬这个专业术语）
解完第一小题之后，后面还有更地狱难度的，又列出了会稽、长沙、番禺三地做同样实验的数据（其实数据是李素逆向捏造的），但是只给冬至日和春分日的数据，隐去了夏至日的数据，让考生们判断哪个城市在回归线上。
杨仪几乎是把头发都抓掉了好多，一直耗到第三天天都黑了，考场里要求全部收卷，他才是勉强把这些只相当于后世初一初二水平的数学题解开。
“这都能算出来，不管对不对，过程推理都给足了，应该可以中举！蒯府君的公子肯定做不出这道题！”
杨家的族长这次派杨仪来，一半的动机可以说是碰运气，另一半也是觉得他年少学浅多半考不过，就顺便卖个人情给蒯良，这一科把襄阳郡的这个名额让给蒯良的儿子、王朗的女婿。
离场的时候，杨仪才注意到自己因为太过专注，居然中午的时候午饭都没停下来吃，还有两个梅干菜烧饼揣在兜里，就一边啃干饼一边收拾回家。
……
此后两天，照例是紧张的判卷定分时间。
阅卷官忙碌的同时，考生们倒是松懈下来，有钱的都在襄阳城里好生休息放松，等待出结果。
没钱的也可以继续住在号房里，官府把场地继续开放给大家延长住宿，也继续供应每天两顿粥和干菜饼，算是尽量减轻贫寒考生的赶考经济负担。
甚至理论上考生们如果落榜了，回乡的时候还能领取一包干菜烧饼的干粮作为路上的行粮。很多陪跑的寒门穷人都纷纷称赞新皇善政、李司空贤明。
还别说，考试的号房虽然拘束，但也干净，给人一种清雅的感觉，好多有钱考生考完之后，依然挺怀念那种氛围——只是怀念氛围，不是物理硬件。
结果襄阳城里第一批反应比较快的秦楼楚馆，立刻就嗅到了商机，也学着贡院布置泡澡后休息养生的斗室，然后把敲背捏脚修脚之类的项目安排上。有些益州来的考生还有特殊要求，把掏耳都弄上了。
李素当然不用亲自阅卷，不过他考虑到身边的人数学思维很多都不如他，诸葛亮又不在身边，所以还是吩咐阅卷官们把数学卷做出压轴难题的卷子，都给他亲自过目一遍。
十月初五，卷子匆匆批完，成绩好的、做出压轴题的，都送到李素这儿复查，李素难得加班，挑灯夜战很负责任地仔细看。
“杨仪……居然是数学卷成绩第一名，嗯，不过前面的经义公共课考得不咋滴，好在数学拉分拉得开，还是种了。看来他是从小有数学天赋啊，难怪历史上诸葛亮都要在钱粮账目上仰仗他。
这人用好了，效果比孙资、贾逵还大。诶？居然才十六岁？陪跑考生低龄化的问题这么严重的吗？”
李素想到此处，连忙又翻了其他一些卷子，甚至让幕僚们把考生履历也全部拿来，重新统计考生年龄和其他一些信息。
幕僚们根本不知道李素在考虑什么，只好照做。邓芝作为主簿，一边查一边代替同僚们问：“司空，这是为何？我们考前也没说不能举年轻甚至年少的举人啊。”
李素：“但你们没发现，低龄的比例有点高么？我都看到今年好几个十六七岁甚至更年少的考中了。说不定落榜的里面低龄的更多。”
大伙儿查了很久，最后还真发现二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居然都占了一大半考生！
邓芝看李素陷入了沉思，他也琢磨了一下，然后用推理的口吻说：“属下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人的劣迹恶行都是随着年龄累计的，少年人品德操行不容易有瑕疵。
所以举他们参考不容易留下把柄，地方上也不容易拒绝世家举荐这些操行无缺之人。同时年轻人读书年份还不久，容易给世家大族学问不精的印象，选少年人围考也不容易导致他们真正要捧的嫡系士人被截考。
这一点应该是错不了了——司空请看，很多举少年考生比较多的郡，都是一科一届五个人，一个年长者，还有四个都是年少者！这就是故意欺负少年人读书少，但也有少年奇才突围的。”
李素：“那你们之前怎么没发现呢？虽然今年第一年，没让你们改，但是考试前，也都给人建档了。”
邓芝也很无奈：“这种细节……不去刻意比对的话，也发现不了吧。”
李素微微一愣，随后也意识到问题在哪儿了：现在的文部考生建档，都是一个考生履历一张纸，做成折页存起来。
而李素后世是用惯了EXCEL来统计档案数据的。卷轴和折页可没法随时随地“按字段排序”，把年龄之类的统计数据特征拉出来。
第568章 秋风得意马蹄疾
意识到古人没有用惯EXCEL所培养出来的数据统计思想、导致很多政策分析不容易做，李素也只好认了，换别的办法解决。
好在这是第一次，在文部建档的过程中，本来就没有对考生资格做硬性要求，所以只要吸取经验，为下次做准备就好。
李素便吩咐道：“以后让文部做档案的官员，多上点心，每年档案收上来之后，还要做个数据统计表。今年年龄在多少到多少区间段内的考生，一共多少名，占总考生人数比例几成几。
其他几个重要数据，也一起统计了，比如考出来之后，每个州郡与其他州郡的高分比例、名次占比。要学会用数据定量去分析科考，这样才好为来年慢慢优化政策找依据，让改革渐进一些、兼顾平衡各方利益，否则不成了拍脑袋行政了。”
邓芝听了，不由再次心悦诚服：司空真是远见卓识，见微知著，能料到将来那么远的隐患。
毕竟汉末的行政人才能想到定性分析就很不错了，哪有为了政策修正调研而做定量数据分析的。这个施政思维就超前了不止一个时代。
当然了，邓芝做李素的主簿那么多年，这种心悦诚服的瞬间已经出现了N次了，他每每都能遇到领导高屋建瓴、神来一笔的时刻。
分析完考生年龄之后，李素发现年轻人果然太多，也关照了一条补救措施：明年开始，要出台明确的政策，对于过于年少之人参考并中举后的授官管理办法，要额外增加把关。
直接禁止低龄考生参考、或者限制低龄考生被举的比例，这肯定是不对的。毕竟历史上真有少年天才，梁启超就是十三岁中的举。
所以李素的想法只是对这些“因为年纪小，肯定缺乏社会经验和工作经验，肯定存在高分低能问题”的考生，采取暂时降低授官级别、强制增加工作实习期，让他们多积累工作经验，再走到领导岗位上去。
凡是考中时年纪不满18岁的，一律降半级作为郎官实习两年，积累够了实际政务经验后才升回原定考过授官的级别。这样也防止少年冲动鲁莽的人直接独当一面负责政务。
这些邓芝都一一记下，表示立刻去安排。
……
邓芝领命之后，李素又叫住他，最后补充交代了几句：“对了，把明算科数学考最好的几个考生，还有明法科刑律考最好的几个考生，拉出来，让他们十天后再陪考一场宾功科的同科目。”
邓芝一惊：“这些人不是已经考中了么？岂能额外刁难？朝廷可不能失信于人啊。”
李素：“不是刁难，告诉他们，后面这场额外加考不是选拔性的，考砸了也不影响给他们授官。
只是让他们做个成绩锚定，将来宾贡科出了成绩，好让那些本地考生和流亡北士考生相互之间心服口服，相信前后两场考试的客观题卷子难度是差不多的。”
邓芝想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意识到李素的创见所在：
因为宾贡科是李素到了襄阳之后，实地调研、结合荆州的情况临时搞的，考试时间都比常科晚了半个多月。所以肯定要另外出一套卷子，题目都不一样。
经义、诸子百家和策略这些科目，还是主观题为主，题目不用改太大，难度也不会有明显差异，反正文无第一嘛。
而数学和刑法肯定不能只是把题目数字改改，多多少少得想办法给题目多点变化。这样才不至于“复习了前面一科的考卷作为模拟题后，再考变得很轻松”。
虽然科举考试从来都是比相互之间的成绩位次比例，不是比绝对分数，卷子难和简单并不影响录取。
但考虑到今年是科举的第一年，流亡北士考的这个宾贡科还是他们民意汹汹、李素从谏如流争取来的，如果让本地人觉得“外地人明明人少竞争不激烈、普遍成绩差，李素给他们面子，还给了那么多录取名额”，这里面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就会很麻烦了。
荆州益州的士人明年肯定会嚷着增加本地人的录取数量、或者减少流亡北士的录取数量。
同理，站在流亡北士的立场上，虽然他们因为提前多做了一套“真题模拟卷”，导致备考会变容易些，更适应一些难题。
但只要李素靠“加大数学题的变化和陷阱”，来换取“流亡北士整体考分跟常科的本地人差不多”这个客观结果，那流亡北士也很容易产生“李素给我们的题目更难，我们虽然考了跟南方人差不多的分数，但那是因为我们更努力”的错觉。
毕竟人类都是只看贼吃肉，不知贼挨打的生物，自己和别人的风光谁都看得见，辛苦则只看得见自己的辛苦。不把士人的这些无理不甘邪念控制好，李素根本就没法稳定统治，客观上公正也没人信。
而加入了杨仪等人作为“考分价值锚定”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能公允不少，大家就会看到：
“诶，这个杨仪在九月底这场里，数学考了8分（满分9分），十月中旬那场宾贡加试，看上去题目变化多了难了，但他还是考8分。看来李司空委任的命题组非常秉公，出题变难的趋势和考生多做真题额外掌握的速度差不多，对前后科很公平。”
邓芝等幕僚把这些前因后果缜密思维都想清楚之后，对李素施政的稳健严密，简直佩服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李司空对于各种历史上从未见过的事物、在实施过程中有可能会出现的细微的新问题的推演，怎么能强到这种程度！简直就和左右互搏了几十招、换位思考了N个视角，自己跟自己对抗找茬之后一样缜密。
此后几天，邓芝就把宾功科的准备工作按照新的要求继续严密细化准备，同时常科卷子批完，成绩也都张榜公布了。
董允考中了明法，杨仪考中了明算，费祎中了一个孝廉。
其中费祎是今年最年少的中举者，虚岁都才十四，就被拉来陪跑了，他的族亲长辈也没想到这个虚岁十四的少年会在经义上突围。
因为他是年少的典型，李素把这个典型抽出来，临时“法外加责”让他去多当两年实习郎官，打磨打磨脾气，费祎也欣然接受了。李素顺便让人宣布了明年开始正式实施的“少年中举管理办法”，以后遇到这种情况都比照费祎执行。
其余董允、杨仪等人其实也才十五六七的年纪。
全部茂才录取了12人（三年一届，所以每个州每届要取三个茂才。依然跟桓灵时期每州每年举一个茂才的数量持平），明算明法四科和茂才，每科录取了接近40人。
所以那些历史上留名的名臣，其实也就在取士的总规模里占了不到一成。除去前面提到的三个名字，李素后世隐约有印象的龙套全加起来，也就十几个。
可见科举确实是起到了“发掘很多历史上原本都没听过没出头”的人才的作用。
中举之人都被戴了彩花，骑着马在襄阳城里逛了一圈，秋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襄阳花。不过汉末的民间慕文之风毕竟没有后世宋明那么猛烈，尽管围观群众还是很多，但都是看热闹为主。
人们眼神中并没有宋朝人那么猛烈的艳羡，反而有一些认命的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