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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感觉，就像是有些人买奢侈品是为了阶级装逼、碾压鄙视穷人，就是要贵。而有些人买奢侈品就是图个洋气漂亮，至于是不是水货其实无所谓。
刘备这种人要是搁在现代，就属于只要买个漂亮衣服，哪怕是假冒名牌也行，真名牌质量还更差呢。
……
花了半天时间视察重装后的皇宫，刘备非常满意，最后在正殿德阳殿用晚膳。刘备是刚来的，一切当然是李素提前准备好的，刘备让李素诸葛亮一起吃，顺便继续对天下大计的讨论。
德阳殿这种地方，本来设计是要上朝的，周遭可站下万人。但灵帝时期因为是北宫，所以从来没实际组织过朝会，朝会都是在南宫温德殿、嘉德殿这些地方。
如今在正殿吃饭，只有三个人一起吃，最多加上站了几十个伺候的宫女、常侍，也还是非常空旷。
每人旁边点起一圈二十四根巨牛油烛，还是觉得挺昏暗的，因为空间太大，光线得不到反射。只能说是刘备刚来，心中猎奇，忍不住尝尝鲜，以后就不会这么安排了。
刘备继续进城前的话题：“伯雅，趁着现在有暇，不如细说说你为何不建议趁着入冬、整军攻打邺城？孝直和子初他们的意见也是一正一反，朕还没跟你说过吧？”
李素放下筷子：“子初在劝谏陛下之后没多久，其实又给臣写了私信，讨论得失利弊，把他的理由跟臣说了。至于孝直为什么支持，臣确实不知道细节。”
刘备就简明扼要，把法正的那些考虑转述了一下。
李素听完后，反而愈发坚定了他自己的观点——从政治上来说，法正的见解着实不太好，从经济和变法改革的角度来说，刘巴的意见则非常正确。
政治、经济上看速战都没好处，只有军事上有点好处，二比一，当然应该以政治、经济之失为重。
李素整理了一下思路，诚恳地解释道：“陛下，民生和变法的账不用臣再说了，陛下已经听了子初之劝。军事之利，也不用说，孝直说得有道理。
军事得而民生失，一利一弊相抵。所以臣以为，影响这个决策的最后关键，在于速攻邺城，大义上是否有利。
而这个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之前我军攻幽州，是讨伐国贼袁氏，这没有问题，曹操来了，那也是救袁熙，被我军一并击溃。所以我军始终占据了讨国贼、平伪朝的大义名分。
如今邺城未破，袁尚还在抵抗，而袁氏是关东第一国贼，刘和为袁绍所立，伪朝为袁绍所倡建。我军攻邺城，是助袁尚先击退曹操、还是助曹操直接攻打邺城？
如若视曹操为无物，坚持我军的大义传统，不跟头号国贼合作，那曹操会趁机跟我军为敌，袁尚也会恐惧于必死无疑，说不定主动开城降曹，到时候还是袁曹合力战我。
所以，臣以为，示天下以诚信，彰显正朔，比战事上少死几万人，要重要得多。如今我朝已经必得天下，为何不再谨慎一点，确保将来无可指摘呢？
我们不需要任何跟敌人虚与委蛇、先诱骗其归降、合作，最后却找借口杀降，坏了青史大义。既然陛下决心要消灭袁家和曹家，就不用跟他们谈判诱降了。
如果将来最终敌人自己想投降，陛下也答应他封侯受降，那就要让他们善终。我大汉正朔，说到做到。不可如秦始皇出尔反尔害死齐王建。
陛下去年求学的秦之得失，以及陛下后来苦心为高祖时韩信之死、和帝时窦宪之死平反，不就说明陛下已经重视这些了么？为何会有反复呢？”
李素的核心思想就是一条：对于你可以不杀的人，你可以外交合作，对于肯定要杀的人，从头就不能流露出合作。如果自己很弱，不得不如此，那是没办法。现在我方很强。
所以，打是可以的，真要打，就摆出一起打的趋势，没想清楚的话，就谁都不放过。
刘备一愣：“这事儿，朕倒是没想到这么多。看来朕之学，还是停留在学，没有学以致用，时时谨慎，不够深刻。
不过，孝直劝朕时，也说过一些借口，确实让朕有所迷惑。如孝直言，谨守信义之事，也是可以略有权变的，要看是否是为了百姓少受苦难。
另外孝直学了贤弟的《史记索隐》之后，也另有心得，他曾劝朕，说秦始皇当年虽然失信，却也不过是以暴易暴、以诈易诈。战国之时，列国均诈术层出不穷，对于使诈在先之敌，难道也要死守信义么？
朕不是后悔，今日之事，就事论事，朕听贤弟的便是。只是其中关窍，终究不够透彻，请贤弟仔细分辩。”
刘备的态度倒也很诚恳，直接承认他确实是学习得还不够透彻，到了“学以致用”的环节，发现了更多实际问题，也经受了更多诱惑。
其实不光是刘备会有这样的疑惑。
哪怕是21世纪的人，看了李素当初那番对秦始皇“灭史灭法”之过的剖析，也会有很多人不服的，他们的观点，还多半跟法正相似。
李素觉得有争论是好事，精进就是要事上练，学完之后要去用，要指导政治实践，用了才知道自己哪里没学透。
所以他也很快捕捉到了法正的问题所在。
第795章 不管你跑几步你都有资格笑百步
李素的正统论和立信论是很难懂透彻的，所以刘备学几次无法完全掌握很正常。
法正为代表的朝臣，学完之后依然难以区分“兵者诡道”和“立国以信”之间的界限，也是依然模糊的。
尤其是分歧于“对于失信、耍诈过的敌人是否能以暴易暴？如果能，又该做到什么程度？是不是可以彻底不择手段不讲下限了？”
包括后世很多秦粉，一旦陷入狂热，就拿“六国也不是白莲花，大家半斤八两”来和稀泥。
这就必须把原理说清楚。
李素非常诚恳、循序渐进地跟刘备分析：“秦汉以来，治国先以韩申、后以黄老、末尊儒术。但韩申之便，久为人君所难割舍，所以偏重术、势以害法的权宜之计，屡见不鲜。
孟子以人生而有四善之性，倡信义。荀子以人性分为性、伪两部，性恶而伪可善。然此二论在百官、学士之间多遭阳奉阴违，多因读书人看透了大汉‘儒表法里’，宁可信韩非对人性之判断。
依韩非之言，‘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恶行为人所知，便会为人所防，智谋发明新诈，被骗者下次就会更加提防，互信便已不存。故争于气力之时，智谋之用尚且衰微，何况道德。
孝直此番学信义之用，到了实践施政时却再次动摇，认为‘对付本身历史上也曾使过诈的敌人，就可以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说白了，就是被韩非的‘当今争于气力’论所诱，觉得越到后世，道德愈发沦丧。所谓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人君倡导信义，也终究只是一时肃清风气，不得长久。
所以，要破除这种邪念，关键是要分清信义之用的界限，并且分清人性善恶的界限，从孟、荀、韩三论中寻找真谛。陛下若是有暇，臣愿由实向虚，先论实政，再论纲常。”
刘备听到这儿，也是放下筷子，正襟危坐：“贤弟尽管细细道来，今夜朕也不觉困倦，不把此中道理想透彻，怕是难以入眠。”
李素就先还是从秦始皇和六国时期的实例，来分析无信的法理对错细节：
“臣还是以孝直质疑的秦亡说起。春秋战国五百年，可谓就是一部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典范，每到末世，道德愈发沦丧。
所以，要在最后的七国里，找出一个‘完全没有使诈失信过的国家’，还真是找不出来。所以从纯粹的信义论角度来说，活下来的七国，多多少少都有可亡之罪。真正的君子国，早就如宋襄之仁的宋国那样灭了。
但如若天下为政修史者就停留在这个层面、和稀泥，学韩非崩坏道德，那人性和治国就真没救了。我辈治学穷究天道，当然要分清其中恶性程度，尽量扬善褒恶。
所以臣苦学剖析，得出诸国‘无信之恶’，也是有本质不同的。这个分界线，就是是否试图‘灭史灭法’。换言之，无信有两种，一种是愿意付出失信代价的无信，一种是不愿意付出失信代价的无信。
前一种无信，多多少少是免不了的，是人之常情，不可苛求。正所谓人孰无过，人一辈子怎么可能一句谎都不说、所有说到的事情都信守诺言？
而一味崇尚韩非之学者，就喜欢抓住这点攻讦人性，认为所有人都只是失信程度轻重，本质并无区别。然后鼓励所有人都无信。
但我们必须看到，这种‘无信’是会付出代价的，而且绝大多数已经付出了代价，换言之，这种无信，只是一个与‘天道大义’的交易。
很多人是知道自己做不到诺言，或者说谎，会付出什么代价的，而且愿意付出这个代价。
这种时候，对于其无信，只要依法处置、依天下公义讨伐，赎清其罪即可。
六国历史上失信的时候，他们知道自己会被‘天下公义’惩罚吗？这是知道的。
齐趁燕王禅让偷袭伐燕，为天下共不齿，后来齐为乐毅反扑，几乎亡国，就是付出了代价。
其他例子还有很多，但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做出失信行为时，是有一套‘国际法’或者说‘天下法’来惩戒他们的，他们知道逃不脱天下的谴责、
秦之失信，则有明显的膨胀过程。早年的秦，也不敢失那些导致天下全体反噬过猛的信，但到了晚年，变本加厉，有很多无信就是因为认准了‘这是最后一战，历史将终，从此再无天下法可以约束’，而额外失信……”
这个道理比较难讲清楚，李素足足花了很久，把自己的现代语言换成古代例子，中间还有诸葛亮帮他完善，才算是让刘备听懂。
不过，李素后面这半段话，如果用现代语言说给其他上帝视角的看官看，那就是很容易理解的了：
有现代法治理念和接受过基础法理学教育的，都知道，法律说到底也只是一场“强制约定交易”罢了。
换言之，法律立在那儿，甚至包括国际法原则、国际公约立在那儿，是让人不去“犯法”的么？
当然不是，如果一个人有思想准备，知道他犯某个法会受到法律的惩罚，但他就是苦大仇深非干不可，想得很清楚，
哪怕他知道报仇之后要被枪毙，他还是去干，那他就是在做一场“法定交易”嘛。
最可鄙的是那些没想清楚自己法律行为后果，抱着侥幸心理，觉得法律没用，结果被制裁了还哭哭啼啼的垃圾。
做生意也是，合同法如果写了某类合同没约定违约金的、你违约之后赔标的额的20％，然后你算了下发现宁可赔20％也比继续执行合同赚，那就依法违约、大大方方赔钱好了嘛。
谁会看不起这样的商人吗？不会的。这就叫“知道自己的行为要付出什么代价，而且做好思想准备去付出这个代价了”。
所以，“违法”和“灭法”是不一样的。
秦的案例，在李素的分析里，要分成两部分，前一半是“一般违国际法”，那些已经付出过代价了，就跟其他诸国也有违背天下道义、遭到国际谴责甚至被行侠仗义围攻。
后一半是“灭法”，秦是在发现自己有希望灭了国际法，灭了天下公义、国际舆论的前提下，变本加厉到毫无顾忌。
可犯可不犯的事情只要稍稍有利就犯，就像柏拉图写的有了隐身衣的人一样肆无忌惮。
灭法的代价，就是秦亡了，很清楚，天下人受不了了。
就像顾炎武说的，朝代更替有“亡国”，有“亡天下”。
亡国者，肉食者谋之，亡天下者，匹夫有责。
秦虽然不是异族统治，但从当时其打烂一切其他社会规范秩序这个角度看，也算是遭到了“亡天下”级别的反抗，所以连天下匹夫都起来了。
当然，还是那句话，没说六国如果有机会，膨胀到这一步，能不能抵挡住“灭法”的诱惑。
如果没抵挡住，六国任何一个换了秦的位置也该死。然后用其死警戒后来者，让第二个朝代知道不敢做灭法灭史亡天下的事情。
李素对秦的定性很清楚：功大于过，功抵消完过之后，对于华夏民族的塑造依然有三分之一的功劳。
如果说华夏的民族性有法、道、儒三方面的共同塑造，秦的功在抵消掉过之后，依然足以撑起“以法家塑造民族性”的那三分之一。
但道、儒那三分之二，确实跟秦没关系。
项羽加上六国人士的共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