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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种说法，刘弘向来是嗤之以鼻。
——秀才对应小学生？
笑话！
能通过院试考中秀才的，哪一个不是四书五经背的滚瓜烂熟，八股经典信手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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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后世的小学生背背看？
别说四书五经了，光是秀才郎那一手漂亮的书法，就能让后世的小学生求死不得。
至于举人和贡试，那更是不用说——范进中举之时，都已经五十四岁了！
在人均寿命普遍不高的古代，范进都已经到了即将入土的年纪，才考中举人。
五十四岁考中‘初中’？
那范进还真应该发疯——为自己那么蠢发疯！
到参加殿试的进士，其受考内容，那更是早就已经脱离了四书五经、八股套路的范畴，转而走上‘政治策论’的方向。
每一个在殿试中拔得头筹，成为状元的进士郎，其殿试考卷所书，必然是贴合时政利弊，且有针对性的切实际、可操作性高的政治建言。
这样的人放在后世，相宰或许够不上，但在中央历练几年，作为国家某部门主官来培养，还是够资格的。
但有一说一，即便是在后世，一个年轻人再怎么天赋异禀，也要在基层历练几年，再一点点提高。
明清时期的状元郎们，也都是要在翰林院先进修几年，而后方能入朝，从相对较低的位置一点点往上爬。
同样的道理放在汉室，也适用。
而贾谊，便如同后世的状元郎一样：满腹才华，却年纪尚轻，政治经验十分薄弱。
用后世的话说，就是前途一片光明，但还尚需历练。
既然还需要历练，那就不太适合太早出头——历史上，贾谊在出头之后所经历的遭遇，也足以证明这一点。
而刘弘‘剽窃’贾谊的《治安策》，转而推出《推恩令》的举动，就能很好地避免贾谊风头过盛，从而在自己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得罪朝中大佬。
——树大招风、枪打出头鸟，不外如是。
历史上，贾谊屁颠颠给文帝上了《过秦论》、《陈政事疏》（治安策）、《论积贮疏》等随便拿一个出来，都能当做一个王朝政治纲领的策论出来。
文帝也理所当然的给贾谊封了官，还让贾谊在二十出头的年纪，就成为了博士；不过几年之后，贾谊的官就做到了太中大夫一职。
要知道汉初的博士，可不是后世成千上万的高级知识分子，甚至都不是几十年后，武帝一朝烂大街的博士——汉初的博士，那都得是学术巨擘！
如历史上被任命为‘《诗》博士’的申公，就是楚元王刘交的同窗，荀子的徒孙。
因其曾在荀子门徒浮丘伯门下学习《诗》，并得到了天下文学界的认可，才成为《诗》博士。
再拿文帝朝另一位青年才俊来说：晁错奉命前往济南，得伏胜教授《尚书》而归，便被文帝任命为了‘《尚书》博士’。
什么意思？
——《尚书》的解读权，自此由晁错掌控！
也就是说，要想在汉室成为博士，那就要在保证对自家学说滚瓜烂熟的基础上，还要拿的出让大多数人信服的‘经典解释’。
换而言之：天下有几本经典，理论上就有几位博士。
能得到天下公认，有资格独家解读《尚书》的，才能成为《尚书》博士；其他各家经典也一样。
这样的人放在后世，几乎等同于国家某院院士了！
而贾谊，却在不到二十岁的年纪，就成为了这样的学术大拿。
至于贾谊之后的太中大夫一职，那就更恐怖了···
太中大夫隶属郎中令，秩比千石；虽然算不上朝中巨头，但也是妥妥的高官。
——须知九卿副官，也不过是比二千石的行政级别，只比太中大夫高两级！
如果数据不足以说明问题，那看看汉室历任太中大夫，就足以了解该职是个什么地位了。
历史上父子五人官至二千石，因而被称为‘万石君’的石奋，在景帝登基之前，便曾从太子太傅一职转为太中大夫。
这就证明：太中大夫的政治地位，起码在理论上，要略高于太子太傅——石奋转任为太中大夫，可是奖赏性质的！
在棋盘侠事件之后，做刘启的太子太傅，在汉室曾一度成为‘高危职业’——轻则晚节不保，重则祸及全家。
而石奋，便是在这种微妙的时间点自告奋勇，成为了景帝的太子太傅。
等景帝登基之后，更是因此将石奋任为九卿，以谢教导之恩。
再拿时代更近一点的人说：陆贾。
当朝太中大夫陆贾，从秦末战乱时期，就紧随太祖高皇帝左右；而后在伐秦时期、楚汉争霸时期，也是屡屡建功。
汉室立，陆贾更是几度出使南越，以口舌之利，让汉室中央得以不费一兵一卒而‘降服’南越。
这么多功劳，再加上这么老的资历，陆贾如今的官职，也不过是太中大夫而已。
光这就足以说明，太中大夫一职，是如何重要了——非资历深厚、德高望重之老臣不能获任！
而文帝非但将贾谊任命为博士，还在短短几年之内，就让贾谊出任如此重要的太中大夫一职，也就怪不得朝臣百官阴阳怪气，说贾谊‘“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把满腹才华的贾谊，贬低成一个‘妄臣’‘幸臣’了。
文帝在历史上犯过的错，刘弘自然没有再犯的道理；对于贾谊这样不世出的国士，刘弘还是打算科学的培养。
很明显，此时的贾谊，还承受不了太大的赞誉，也无法承担赞誉带来的困惑，所以刘弘出于保护的目的，顺势将《治安策》进化为了《推恩令》，并将功劳揽到了自己头上。
对此，刘弘也不打算跟贾谊解释太多，只需要一句‘功不可没’，就足够了。
作为贾谊的老师，张苍必然对贾谊的性格缺陷了若指掌，也肯定能看出刘弘的回护、器重。
出于这个目的，刘弘还刻意冷落了贾谊一段时间——从贾谊拿出《过秦论》，并借张苍之手，在齐悼惠王诸子之乱结束之期，奉上《陈政事疏》之后，刘弘就再也没有召见过贾谊。
本来刘弘想的，是让贾谊稍微冷静一下，不要因为自己的认可而找不着北。
但只能说，对贾谊这样的人而言，最难做到的，恐怕就是‘不发光’。
——这不，刘弘一不留神，就又有一封洋洋洒洒的策论，皆由贾谊理论上的属下袁盎之手，提到了刘弘案前。
苦笑着摇了摇头，刘弘只能拿起先前，被放回御案上的竹简。
“得尚书令所奏之《论积贮疏》，朕颇欣喜；然其中偶有不解，欲于尚书令共讨···”
——在接连提出《过秦论》、《陈政事疏》之后短短不到半年，贾谊便再一次提出了其一生最著名的策论之一：《论积贮（zhu）疏》！
而从贾谊如机关枪般上策论的过程中，刘弘还惊喜的发现：别的不说，贾谊的政治敏感性，远非常人可比！
——刘弘正忙着理顺自身的皇位法统，贾谊就提出了《过秦论》，为刘弘理顺王朝法统提供了理论依据！
——齐悼惠王诸子之乱刚接近尾声，刘弘还没开始考虑关东诸侯的问题，贾谊就拿出了《陈政事疏》，为刘弘提出了参考意见！
现在，刘弘打算安心种田，发展国家综合实力了，贾谊又挥舞着一卷《论积贮疏》，出现在了刘弘的面前···
“承蒙陛下器重，臣但有所知，不敢有一丝私藏。”
见贾谊依旧是那副云淡风轻，信誓旦旦的模样，刘弘终是长叹口气，点了点头，示意贾谊上前些。
第0294章 论积贮疏
对于每一个农耕为主的封建政权而言，真正的命脉，永远都是农业。
无论是对远古时期的夏、商、周，还是公元后的唐、宋、明等中原政权而言，什么礼法纲常，什么吏治内政、内忧外患，其重要性哪怕加在一起，恐怕也没有淳朴的农民伯伯，对上苍的那句祈祷来得重要。
——来年秋收，但愿能多打些粮食吧···
原因无他：历史上每一个中原政权，其内外活动，都需要农业作为基础保障。
国家税收，收的是粮食；官员俸禄，发的是粮食；内部修建基建工事、道路水利，拨的是粮食。
就连镇压内部叛乱、扫除外部威胁，都离不开粮食作为保障。
国家需要粮食，来保证政权正常运行；贵勋、官员需要粮食积累财富；而底层百姓，也同样需要粮食填饱肚子。
虽说由于储存成本，保质期等原因，使粮食没能在封建时代成为布匹那样的硬通货，但这丝毫不影响粮食，在一个农耕封建政权中的至高地位。
实际上，绝大多数封建王朝的落寞，都可以归结为‘粮食不够’。
外族入侵？
是来抢粮食；
政府贫弱？
手上没粮食；
内部叛乱？
是因为百姓吃不饱肚子。
就连贵族压榨底层百姓，从而导致内部不稳的隐患，最终也可以归结为：百姓吃不饱肚子，所以天下不稳了。
反过来说：只要能保证天下每一个人，甚至只是大多数人能吃饱肚子，那政权就将稳如泰山。
——种地能吃饱肚子，百姓吃饱了撑的，才会去跟老爷们造反呢！
而文教、礼教等文明建造，也将随着百姓逐渐富足的生活，而逐渐长出萌芽。
就如此刻，刘弘手上拿着的竹简之上，开头就是管仲的一句名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道理很简单：如果连肚子都吃不饱，衣服都穿不暖，马农民根本不可能有精力去在意其他任何东西。
对于人类而言，生存，是永远摆在首要位置的刚需。
只有生存得到保障，百姓才有可能将多出的精力，转向其他的方向。
在后世，生存是买房买车、娶妻生子；而在封建时代，生存，就是吃饱穿暖。
那作为帝王，刘弘最基本的义务也就很明显了：让大多数子民丰衣足食，免遭饥寒之苦。
别的不说，光是做到这一点，就足以让刘弘成为合格线以上的帝王，甚至是为天下所认可的圣君，并为后人所称赞。
——历史上的汉太宗孝文皇帝刘恒，一生都做了些什么？
外部隐患，和高祖、孝惠之时并无差别：南越依旧是名誉藩臣、朝鲜仍旧是化外之地。
至于匈奴，那更是在文帝一朝得到了长足发展，并在老上稽粥的率领下，登上了游牧民族史上的第一个巅峰。
而汉室，却只是在文帝刘恒的带领下，于汉文帝在长城一线与匈奴大眼瞪小眼。
文帝一朝唯一一次汉匈大战，也是在济北王刘兴居谋反背刺之下流产。
内部隐患方面，刘恒更是几无建树。
齐王一门，除了刘兴居因谋逆身死，余者皆为王侯；楚王一脉，也在开国诸侯王刘交的余萌之下安好无损。
——就连本有机会收归中央的赵地，都被刘恒封给了赵幽王刘友的独子刘遂！
本来就不稳的齐赵，在文帝手下愈发不稳；而原本没什么隐患的吴国，也在文帝《许民弛山泽令》，外加太子刘启一棋盘砸死吴王太子，而成为新的隐患。
可以说，文帝一朝对于汉室的内忧外患，没有起到丝毫的积极作用。
政治名望、个人身亡方面，刘恒也槽点不少：三言两语之间，几乎流氓式的罢免丞相周勃；饿死自己的亲弟弟——淮南厉王刘长；以及在黄龙改元之后，罢黜丞相张苍，都是文帝刘恒的道德污点。
汉室内忧外患依旧，道德品性不佳，那刘恒又为何能在历史上，享有如此高的地位，甚至在当时的汉室百姓心中，留下‘圣人’的美名？
答案十分简单：文帝刘恒在位，天下百姓安居乐业，虽偶有灾祸，但总体上，百姓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极大改善。
粮价，从高皇帝时期的千钱以上、孝惠皇帝时期的四五百钱，降到了景帝登基时的石五十五钱；
农税，从开国时的十五税一，变成了三十税一；口赋从百二十钱，降低为四十钱。
不严谨的说，刘恒在汉室‘在世圣人’的崇高地位，便由此而来。
换而言之，只要能让治下百姓吃饱肚子，刘弘地历史地位，就已经可以向历史上的汉文帝刘恒靠近了。
撇开这层考虑不说，现实角度而言，刘弘也必然要从粮食开始下手。
还是那句话：农耕文明在封建时代的一切活动，都需要雄厚的农业底蕴做基础。
要想社会安稳，就需要百姓吃饱穿暖，安心种田；而国家要想富裕，无论是发展商业、手工业，亦或是建立新的经济秩序，也同样需要基本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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