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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后的三年里，陵邑会慢慢被支棱起来，并大致形成一个城邑的模样，到了那时，就该是第二批‘守灵户’到来的日子了。
三年一次的高频率，使得地方豪强再如何走通门路，都无法逃脱被强制迁徙的厄运。
躲过一两次迁徙，在汉室初或许并不少见，但躲过每一次迁徙，直到熬死某一位皇帝的事，在汉室历史上却只发生过一次。
——被文帝刘恒赞誉为‘仁商’的宣曲任氏，凭借刘恒赐予的金子招牌，成功化身为了地方官员不敢触碰的烫手山芋。
至于豪强唯一能倚靠的‘勾结、贿赂官员’，实际上也很难起到效果。
相较于西方，华夏人有一个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本能：买地。
汉室的商人也一样——赚了钱之后，汉室商人不会想着把做大，而是会散尽大半家财，将自己的户籍从商籍挪回农籍，然后用剩下的那点钱买土地，安心的在家乡做个土财主。
这就意味着‘商人出身’的地方豪强，其大部分财富，都是田亩、房宅、店铺这样的不动产。
一俟被强制迁徙，豪强就要举族迁往长安，无法带走的不动产，自然是要变卖的。
而在强制迁徙面前，豪强变卖不动产，性质又是‘无论如何都要卖’，这就意味着变卖价格，将与市场价产生极大的差额。
最起码，那些手握生杀大权的地方官员，是有能力以近乎白送的白菜价，把豪强无法带走的不动产吃到肚子里的。
这样一来，豪强们通过行贿官员，以求平安的路，也就被彻底堵死——相较于豪强奉上的那一点点贿赂，官员自然更希望豪强被迁走，好占据豪强留下的不动产。
毕竟豪强再怎么大方，也不至于将占据自己大半财富的土地田亩，拿去给官员做贿赂。
至于‘给天子守灵，以证明自己是忠臣’这种极其不要脸的说法，也只是安慰那些韭菜们的说辞。
在朝堂之上，此事有另外的说法：广迁地方豪强，以实关中，以固国本。
对于汉室而言，‘国本’究竟是什么，自然是毫无异意：一为农耕，二为关中。
简而言之，汉室只要能做好每年的农耕工作，并保证关中的安稳，理论上就能确保政权的稳定。
而‘广迁天下豪杰以实关中’的内在逻辑，是通过政府强制手段，将关东的地方势力尽皆迁入关中，以保证关中永远保持对关东的‘人才碾压’。
——撇开对错不说，比起在土里刨食的农民，那些有能耐在地方欺诈乡里的豪强，无疑算得上的‘精英’了。
而随着豪强被强制迁移入关中，又会让大量的财富，随着豪强一同涌入关中，使得关中在富裕程度上，也保持对关东的碾压。
关东豪强被迁入关中，也会让关中的各方势力借机吃个满嘴流油——高速公路都还要过路费呢！
到了爷们儿的地盘，还是要‘长住’，不得孝敬孝敬？
这样一来，地方豪强在变卖不动产时，不可避免的会面临财富大面积缩水；而在来到关中之后，各方势力伸过来的手，又会将豪强仅剩的一点家底给吃干。
再过个两三代，曾经在关东叱咤一方，为郡守眼中之刺的地方豪强，就此‘家道中落’，泯然众人。
第0315章 安灞阳茂
早在前世，研究这段关于汉室文化的制度时，刘弘就曾为古人的智慧而感叹不已。
——将地方势力强行迁入首都，难道只是为了宰富户，割韭菜？
其实并不是。
陵邑制度对政权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最主要的，还是缓解社会矛盾！
道理很简单：地方势力对中央集权造成的最大威胁，从来都不是武力反抗，亦或是影响行政效率。
而是一个令所有封建政权都头痛不已，却又始终无法找到解决办法的大趋势：土地兼并。
从秦汉到隋唐，从两宋到明清，封建政权一只没能解决，并因此导致‘三百年王朝周期律的’，都永远是这个无解的命题：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遏制土地兼并的趋势？
秦统一六国的过程中，有过以‘赐田爵’勾引六国民众入关做秦人的政策；明太祖朱重八，也曾在鼎立朱明王朝初，为天下大义而大治贪官污吏，更不惜人皮实草，以做震慑。
而汉太祖高皇帝刘邦，在统一了神州大陆之后，为了尽快恢复社会秩序，也曾做出过绝大多数开国皇帝会做的决定：授民田爵。
简单来说，就是发地：每家每户一百亩，家家都有，童叟无欺；条件就是在官府登名造册，建立户籍。
为了得到太祖高皇帝赐予自己的一百亩田地，在秦末战火中躲进深山老林的百姓纷纷从山上走下来，在官府登记好自己的姓名，领了专属于自己的身份户渎，并自此在田间扎下根来。
只一项《授民田爵令》，就让汉室初残垣断壁，百废待兴的神州大地，在短短几年内重新焕发了生机，二十年后的今天，天下人口就已经恢复到了秦统一天下时的水平。
但是，困扰每个封建王朝的土地兼并问题，也已经在汉室逐渐繁荣的背景下，悄然拉开帷幕。
随着时间的推移，天下百姓都因为得到足够的田亩而扎下根来，社会生产秩序也已经重回正轨，现如今，汉室已经从‘经济复苏’时期，逐渐进入经济增长期。
而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必然会导致底层百姓受到影响。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汉室鼎立时，天下人口不过一千五百余万，户近二百万，可耕作土地面积约为一万万七千余万亩。
将近两百万户人家，每户分一百亩田，一万万七千余万亩田虽说不上绰绰有余，却也还勉强够分。
——大不了就是关中行大亩，关东行小亩（半亩）嘛！
但经过二十多年，即将近一代人的休养生息，以及更多的前秦遗民从各处‘桃花源’中走出，使得汉室人口已经暴涨了一半，来到了二千二百余万人，三百余万户！
做个简单的算术题，就能明显的发现：一万万七千万亩田，分给三百余万户人家，每户能分到的，也就是五十亩左右。
而‘一夫五口治百田’的标准，便源自于：一百亩田地的产出，在保证一家五口的吃穿用度，缴纳国家要求的税赋，以及各种日常支出的同时，还能稍剩下一些，以做备用。
也就是说，一户有五口人的农户家庭，至少要有一百亩的田地，才能保证其生存环境处在安全线以上；除非发生意外导致巨大的支出，否则就不太容易破产。
即便是按‘吃八成饱，穿七成暖’的人类生存最低要求来算，一户有五口人的人家，也起码要有五十亩田，才能保证饿不死。
五十亩地，产出粮米一百五十石左右，其中一百二十石作为口粮，十二石作为农税，八石作为口赋，剩下的十石，就是用来穿衣取暖了。
如今天下三百余万户人，要想让他们家家户户都拥有一百亩田地，就需要至少三万万亩农田。
而实际状况却是：经过二十多年的开垦荒地，发展农业，汉室可耕作土地面积，才刚刚从汉初的一万万七千万亩，增长到了二万万亩。
更让刘弘感到沉重的是：在天下二万万可耕作田亩当中，还有将近十分之一的部分，在彻侯勋贵手中！
——汉初彻侯百四十五，即便按人均食邑千户来计算，那也是将近一千五百亩的田地！
按照‘三百余万户，一万万八千余万亩田’来计算，平均每户田亩不过六十亩。
也就是说，如今汉室每一个农户家庭，其拥有的土地面积，理论上都仅仅比‘每户五十亩’的最低标准高出十亩！
六十亩地，年产粟米不过百八十石，去掉口粮、税赋、穿衣等刚需，剩下的可支配部分，竟只剩下四十石，合钱不过三千钱！
一家五口每年的平均可支配收入，居然只有三千钱，这无疑是一个十分严峻的信号：如今的汉室，还处于一个相当贫穷的地步。
为了缓解这个状况，并让汉室尽快走上富强之路，刘弘不可谓不努力。
——先是粮食保护价政策，给农民的收入上了一个安全锁，以保证情况不会更糟糕。
之后的宿麦播种，更是在缓解国家粮食短缺问题的同时，让农民收入肉眼可见的翻了一番！
如果仅仅只有这些，那汉室即便富裕起来，也很难让国家吃到红利——相较于坐拥百亩田的农户，无疑是那些手中动辄数十顷田亩的豪强富户，更容易吃到时代的红利。
等时间久了，即便百姓一点点富裕起来，其收入增长也很容易就会被通货膨胀所抵消，反观地方豪强，倒是会实打实的‘身家暴涨’。
而刘弘之所以敢推行这种‘农户可能会小赚，但豪强绝对暴富’的系列措施，便是因为陵邑制度的存在，让刘弘的顾虑，在汉室永远不可能发生。
——刘弘不敢保证，土地兼并在汉室不存在；但刘弘绝对敢拍着胸脯说：只要陵邑制度一直存在，土地兼并就永远不会成为汉室所面临的‘问题’。
原因很简单：地方豪强兼并土地，兼并的越起劲儿，就越容易被地方官员视为‘行走的政绩’。
——对于陵邑迁徙，朝堂对各地政府是有指标的！
满足要求，自然是嘉奖鼓励，超额完成任务更是要升官赏赐，至于没完成任务的，自然躲不过被臭骂一通，甚至丢掉乌纱帽。
而地方豪强所兼并的土地，在豪强被迁入关中之后，大都会被官员吃下，却又并非是地方官员，自此拥有这些土地的拥有权。
想想就知道：某地县令为官三年，在治所置办下千亩良田，任谁都会起疑心。
所以，汉室官员在吃下迁徙豪强留下的田亩之后，会非常聪明的将其贡献出来：陛下你看，臣给陛下赚回来好几千亩田！
官员受贿，自然是良心大大的坏掉了；但要是官员将受贿得到的东西，转手拿去交给皇帝···
嗯，这种感觉，问问乾隆就知道了。
将好不容易吃下的田再送给皇帝，官员心里也不会不舒服——相比起那一点点钱财，得到在皇帝面前的‘露脸机会’，无疑更为划算一些。
更何况那些田亩留在手里，本来就是烫手山芋，随时会让官员沾染‘贪腐’的标签。
反正不能吞下，还不如借花献佛，在皇帝面前露个脸。
也就是说：在地方豪强被强制迁移入关中之后，其留在家乡的田亩，先会被地方官员‘低价购入’，而后献给皇帝，或者说政府，使其成为官田。
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豪强留下的土地，最终会由国家掌控其处置权。
而在重新‘抢’回田亩处置权之后，汉室皇帝普遍会有一个十分骚包的操作：授田。
理由五花八门：朕高兴了，朕不高兴了；太后过生日了，太后不想过生日了；朕心疼百姓了，朕不想再心疼百姓了等等，都能成为汉天子授田的理由。
至于授田的标准，也是按照‘谁更穷就给谁发、谁成分好给谁发’为参考。
发现了没？
兜兜转转，百姓因生活所迫而出售的田地，最终又回到了百姓手中！
百姓暂时失去了田亩，收获了一笔不菲的‘田亩出售费’；国家借着授田大捞一笔政治威望！
反观豪强，非但没有凭借土地兼并发家致富，反而将大半身家搭了进去，一声忙碌化作浮尘。
这样的操作模式，使得汉室长期，且随时掌控对社会资源，主要是田亩的‘强制再分配’，将社会矛盾永远控制在可控范围之内。
而这一切的根本，便是历史上由汉太祖高皇帝刘邦制定，最终被元帝那个呆瓜一纸诏令取消掉的陵邑制度。
可以说，陵邑制度的存在，足以支撑汉室打破三百年王朝周期律，使中央集权在神州大地成为常态，并飞速进步到更高级别的文明。
只可惜，将地方豪强逼成韭菜的陵邑制度，最终还是倒在了不屑子孙之手···
再加上连续数代‘主少国疑’，使得汉室最终在王莽的新时代，正式画上句号。
如今，刘弘有幸成为汉室的掌舵人，并身处一个充满变革的时代，处在华夏文明所遇到的最大一个十字路口。
为了完成自己的理想，让华夏大地走向自己理想中的康庄大道，刘弘需要做的努力，还有许多。
如此远大的志向，使得刘弘时刻都不敢松懈，恨不得将每分钟都掰成三瓣，以解决更多的问题。
而任何一个事务的改造，都需要循序渐进；尤其是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引导，更是需要小心翼翼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这种情况下，刘弘完全没必要为了解决土地兼并、地方势力尾大不掉这两个问题，放着历史上的成功经验不用，转而费心费力，去想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