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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洪武十三年胡惟庸一案初起时，朱元璋就开始有计划的诛杀武将了，只是还没有大规模的铺开而已，洪武二十三年先后杀了陆仲亨、费聚等人之后，朱元璋的态度已经相当明显，特别是洪武二十五年八月，借故儿子不法杀害老朋友江夏侯周德兴一事在功臣中引起很大的波澜，在朱元璋的老乡和朋友中，幼年和朱元璋关系最好的就是周德兴和汤和，周德兴年长，朱元璋呼之为兄，洪武十四年五溪蛮乱，朱元璋不顾周德兴年高，仍然请周德兴出面，还给周德兴戴了一顶高帽子，说德兴是马援和赵充国，后来，福建有事，朱元璋又找到周德兴，说的更加恳切，“福建功未竟，卿虽老，尚勉为朕行”，结果，周德兴仍然不免赐死的下场，即使是这样，蓝玉也没有感觉到朱元璋的屠刀正在逼进自己。当然，朱元璋并不会因为蓝玉的浑然不觉而放弃屠杀。相反，则加快了屠杀的步伐。
洪武二十六年，锦衣卫指挥使蒋瓛受命告发蓝玉蓝玉在私第蓄养家奴披甲，将有变。又拘审元将纳哈出之子察罕，追讯蒙古降将与蓝玉来往事。朱元璋以谋反罪将蓝玉处以磔刑，牵连到十三侯、二伯，前后诛杀二万余人，军中为之一空。和胡惟庸一案同样编造了里通外寇的所谓证据，而编造的手法比之胡惟庸一案更差，在明末谷应泰所著的《明史纪事本末》中就公开怀疑蓝玉的谋反的真实性，谷应泰指出蓝玉之死是由于朱元璋“遂疑尾大之图”属于“傅会难明之事”，最为朱元璋隐讳的《明史》作者也不相信蓝玉的谋反，仍把蓝玉归入本传系列，而没有像胡惟庸那样列入奸臣传中。
蓝玉死后不久，定远侯王弼就对傅友德说：帝晚岁峻诛杀，我辈几无噍类矣。结果，谈话被朱元璋侦知，王弼赐死。王弼人称“双刀王”，骁勇善战、万夫莫当，连常遇春都对他敬礼有加，女儿嫁给朱元璋的儿子楚王，以亲家的身份犹不能免于一死。王弼死后，朱元璋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的把最后的两员功勋赫赫的名将冯胜和傅友德也给杀了。傅友德其人能征惯战、为诸将之冠，曾经三易其主（刘福通、明玉珍、陈友谅），最后选择跟定朱元璋，史称傅友德“喑哑跳荡，身冒百死。自偏裨至大将，每战必先士卒。虽被创，战益力。”先后从徐达、冯胜等人平定云南、四川，功勋卓著。儿子尚公主，女儿做了皇帝的孙子媳妇，阖门贵重，然而，傅友德做梦也没有想到蓝玉死后不久，他就被架到了肉案之上，成为朱元璋杀戮的对象。傅友德之死在明朝内部也被视作是冤假错案，后来，在明孝宗的时候，身为亲王的晋王亲自给皇帝上书要求给傅友德平反，但是，没有获准，直到南明弘光时才给予平反，而这时明朝已经接近灭亡了。
冯胜和他的兄长冯国用一起跟随朱元璋起兵，是有名的宿将，“诏列勋臣望重者八人，胜居第三”，仅次于徐达、常遇春。后来因为在征讨北元的过程中获罪归第，朱元璋大杀功臣时，冯胜不自安，来南京见朱元璋，朱元璋安慰他，哪知道，转过头来竟然也赐死。明初开国六位公爵，徐达、常遇春（实际是他儿子常茂）、邓愈、冯胜、李文忠、李善长，如果徐达坐实被暗杀的话，那么，这六个人除了邓愈早死之外，可以说无一善终。而冯胜之死最为蹊跷，连《明史》那样回护朱元璋的都不得不说“太祖春秋高，多猜忌。胜功最多，数以细故失帝意”，这样看来，冯胜既不是陷于胡蓝党狱，也不是其他的骄横不法，实在是朱元璋找茬杀人罢了。所以，谈迁在谈及冯胜之死时不无惋惜的说：“去傅友德之死才两月，开边之猛将尽矣”冯胜和傅友德一样直到南明时期才给予昭雪。其时已经几百年过去了。
此外，我们再来看看号称是“受命而出，成功而旋，不矜不伐，妇女无所爱，财宝无所取，中正无疵，昭明乎日月，大将军一人而已”的中山王徐达的下场，徐达是被朱元璋难得在称帝之后仍然呼之为兄的功臣，徐达本人一直非常谨慎，胡惟庸想和他攀附，徐达都避之唯恐不及，所以，朱元璋对他赏赐最厚，徐达三个女儿，长女为朱棣的皇后，次代王妃，次安王妃。长子辉祖封魏国公、袭爵，幼子增寿因为给朱棣通风报信死于建文帝之手被追封定国公，一门二公，有明一代也就徐达一家。徐达死于洪武十八年，有一种一直以来流行的说法是徐达患病不能吃蒸物，朱元璋知道以后故意赐给徐达吃蒸鹅，结果，疽发身死。虽然，这个说法不见诸于正史，但是，历来的明史专家对此都不敢轻易否定，包括吴晗在被暗示的情况下修改了自己的著作《朱元璋传》之后的再版中仍然没有放弃这个说法。
如果我们来看看刘伯温和李文忠、朱文正的死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史家一直不肯放弃这个说法的原因了，刘伯温之死我已经提到过，明太祖、明成祖两代对刘伯温的事情一直心存愧疚本身就说明刘伯温死因不是正常的，而且，皇帝本身也是知道的。刘伯温的伯爵是及身而止的，不世袭，但是，朱元璋却大发慈悲，让刘伯温子孙世袭，明成祖朱棣被刘伯温的次子刘璟指着鼻子骂作：“殿下百世后，逃不得一‘篡’字。”可是，当有司准备籍没刘璟全家时，明成祖却不允许，这在发明瓜蔓抄的朱棣真是不可思议，更是不可思议的是一生都效法朱棣的嘉靖皇帝朱厚熜居然把刘伯温的位置抬高到徐达同列，封为太师。
李文忠是朱元璋顶顶亲信的人了，不仅是外甥还是义子，数总兵权、多领征伐，国初封为曹国公，死后追封郡王、配享太庙。李文忠其人“恂恂若儒者”，亲近读书人，曾经多次劝阻朱元璋“少诛戮，又谏帝征日本，及言宦者过盛，非天子不近刑人之义”
惹得朱元璋不高兴，洪武十六年，李文忠患病，朱元璋让淮安侯华中护理医药（华云龙的儿子），结果，才几个月的功夫李文忠病死了。朱元璋大怒“诸医并妻子皆斩”，淮安侯华中也被责罚，继而杀掉。历来史家就指出朱元璋之杀华中是杀人灭口，《明史·李文忠传》中说，“帝疑中毒之，贬中爵，放其家属于建昌卫”，试想一下，华中位在李文忠之下，年辈也在李文忠之下，从来没有恩怨纠缠，何以要毒死李文忠呢？这里面至少披露出一点就是李文忠不是正常死亡。只不过没有交待杀害李文忠的凶手是华中还是朱元璋，但是，明眼人一看便知，所以，吴晗在著作中称李文忠死于朱元璋之手，并非虚妄。而侄子朱文正，明史没有明言他的死因，但是，从记载来看也非善终，所以，史家一般都取文正死于鞭刑，类同朱亮祖。
功臣中唯一得以保全首领的就是汤和，汤和为人直爽，但是，并不愚笨，他自认功劳远在邓愈之上，但是，酬庸却在邓愈之下，所以，借着喝酒的时候，向朱元璋发牢骚，自谓“左顾则左，右顾则右”，后来发觉朱元璋不愿同功臣始终，所以，立刻敛容谢罪，态度一直非常恭顺，特别是徐达、李文忠死后，汤和自解兵权，再加上揭发李善长立功，所以，死后封为郡王，享受李文忠一样的待遇。不过，以汤和的谨守如果不是在洪武二十八年这个关键的年份上死掉，恐怕也不见得一定能死于枕上。这点从汤和的后裔自汤和死后居然四十年不得袭爵的结果就能看出来了。汤和的爵位直到孝宗时才录以世袭指挥使，嘉靖十一年也才奉还侯爵。武将中还有一人也是比较幸运的，那就是沐英，不过，都是因为西南军务紧要，离不开亲信，所以，朱元璋才放手让沐英世领云南，为明朝之屏藩。
再有，明史中记载宋濂的死因是病故，因为得力于马皇后的担保，而谈迁在《国榷》中则记为自杀（《国榷》卷七）。清代学者赵翼说朱元璋：“借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可谓定评。司马温公在《资治通鉴》中关于杨坚的评论基本取自《隋书》，因为他看不惯杨坚。
摘自网页：
http：///news/quwen1/08372144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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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历史地名沿革简况
南京历史地名沿革简况
今南京地区的行政设置应以战国时期楚国所设的金陵邑为最早。从此“金陵”就成为古代南京地区的通用名称。在这以前，春秋时吴国和越国先后在今南京市区所筑的冶城和越城，还不能视作行政设置。此外，春秋时吴国又曾在今南京郊县六合与高淳境内分别设有棠邑与濑渚邑，亦是当时县一级的行政设置。
秦代在金陵故地设有秣陵、丹阳与江乘三县，其县治分别在今江宁县秣陵关、江宁县小丹阳与今栖霞山附近，均属郡管辖，堂邑县则属东海郡管辖。两汉时上述四县仍然保留，另加设湖熟县（县治在今江宁县湖熟镇），其中秣陵、丹阳、江乘、湖熟四县皆属扬州刺史部丹阳郡（郡治在今安徽省宣城市）管辖，而堂邑则属徐州刺史部临淮郡管辖。
三国时期，孙吴改秣陵为“建业”，意谓将在此“建帝王之大业”，并定为首都，又将扬州刺史驻地与丹阳郡郡治迁来建业。西晋初，改建业为“建邺”，西晋末又改建邺为“建康”，故东晋与南朝（宋、齐、梁、陈）之首都均称建康，同时也是扬州刺史驻地与丹阳郡治所在。故六朝之金陵既可用首都之名——建业与建康，亦可用州治之名——扬州，还可用郡治之名——丹阳，但“建邺”仅是西晋一代三十余年之名，西晋时的扬州刺史驻地与丹阳郡治亦在建邺。
六朝时期金陵地区的郡县级设置变动较大。孙吴时有建业县、丹阳县、湖熟典农都尉、江乘典农都尉；西晋时有建邺县（后改称建康县）、秣陵县、江宁县（先称临江县）、丹阳县、湖熟县、江乘县、堂邑县；东晋时除保留西晋所设置的各县外，又加设侨置郡县，以安置中原地区南迁人士，诸如琅琊、东海、东平、兰陵、魏、广川、高阳、堂邑等郡，怀德（后改费县）、临沂、阳都、即丘、肥乡、元城、广川、北新城、博陆、堂邑等县；南朝刘宋初，保留建康县、秣陵县、丹阳县、江宁县、湖熟县归丹阳郡管辖，阳都县、费县、即丘县、临沂县、江乘县归南琅琊郡管辖，其后废除魏、广川、高阳、堂邑四侨郡，又废即丘、费、阳都三侨县；南齐时无改动；肖梁时设同夏县，废湖熟县，又复置费县，并改南琅琊郡为琅琊郡，分置丹阳、南丹阳二郡，琅琊郡治在江乘，辖江乘、临沂、费三县，丹阳郡治在建康，辖建康、秣陵、同夏三县，南丹阳郡治在江宁，辖江宁、丹阳二县；陈时废南丹阳郡，又废琅琊郡，新设建兴郡，辖江乘、临沂、同夏、湖熟、建安、乌山六县，丹阳郡辖建康、秣陵、江宁、丹阳、费五县。
隋唐时期金陵地区的行政设置变动最大，主要是扬州大都督府自金陵移至江都，金陵被降为一般的州县，并且屡改州县的名称与隶属关系。当时的通称以“金陵”最为常用，隋代常称“蒋州”，唐代常称“白下”、“上元”、“江宁”、“昇州”等。具体说来，隋军灭陈后，废丹阳、建业二郡，又废建康、丹阳、费、江乘、临沂、同夏、湖熟等县，仅保留江宁县，与溧水县同属设在金陵石头城的蒋州管辖，堂邑县则改称六合县，归江都郡管辖。隋炀帝时又改称蒋州为丹阳郡。唐代曾改江宁县为归化县，又改归化县为金陵县，再改金陵县为白下县，复改白下县为江宁县，最后改江宁县为上元县，并隶属于州治先后设在延陵（今丹阳市延陵镇）、丹徒（今镇江市）的润州，郡治先后设在丹徒、江宁的丹阳郡、江宁郡，以及州治先后设在江宁、上元的昇州管辖。昇州辖有上元（江宁）、溧水、溧阳、句容四县。六合县则属扬州管辖。
五代十国时期，杨吴在金陵设昇州大都督府，又分设上元、江宁二县，旋改界州大都督府为金陵府，并定为西都。南唐建国后定都金陵，改金陵府为江宁府，辖上元、江宁、溧水等县，并曾在六合设置雄州。
北宋初，改江宁府为昇州，不久又复名江宁府，辖上元、江宁、溧水、溧阳、句容等县。南宋改江宁府为建康府，并先后为江南东路及江南路（相当于元明清的省一级）的治所，建康府仍辖北宋江宁府属的五县。六合县则属真州。
元代初年仍名建康府，旋改称建康路，后又名集庆路，先后隶属于江淮行省和江浙行省，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