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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现在你们来到了河南尹，干脆点说就是住在了天子脚下，别看你现在也是列侯，但洛阳脚下现在可是权贵云集，不敢说列侯遍地走乡侯不如狗，但你们家惹不起的人家，那还是很多的，你们在河南尹生活，真的比在兖州老家来得更有安全感，也更舒心么？没事儿你跟我说实话，我今天就想听实话。”
李典则答道：“是真的，陛下对我们李氏似乎是颇有一些误解，即使是黄巾之乱爆发，我们李家最强盛的时候，也远远没有陛下说得那么厉害，莫说太守、刺史，真来一个强势一点的县令，我们家也必然是要伏低做小的受着的。”
“这是为何？”
李典苦笑道：“陛下啊，就算是一母同胞的三兄弟，尚且也各有心思，何况是我们三万人都不止的李家呢？实不相瞒大部分族人我都不认得，甚至他们也不一定认得我，所谓跨州连郡，固然是在说我们李家的庞大，可这难道不也说明了我们李家的松散么？”
“家里毕竟没出过两千石以上的高官，大房二房三房，乃至于七房八房之间，怎么可能会真的把心思都用在同一处，拧成一股绳呢？
如果不是因为黄巾之乱，我们家也不会那么心齐，如果不是我伯父少有勇力，又喜欢纠结英豪整日操练喧赫，这家主的位置也不会轮到我们这一支，后来我们这一支我，我哥，我爹我伯父都成为了朝中的高官，这家主之位这才定在我们家。又经过了军屯，以及盐铁合营之利，这才反而变得团结了起来。
？当年那吕布如果实在不是不给人活路，我们李家又如何能够真正的团结起来拼死一战，成功将他赶走呢？不过……我们家的情况肯定和这汝南陈氏等真正的世家豪族不可同日而语，像他们这一代，做主的肯定是陈藩这一脉，将来做主的肯定是叔至这一脉。”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
“哎，其实我们家这样的规模，真的已经是北方豪族的极限了，事实上如果不是后来的天下大乱，我们家也不可能再继续发展下去了，家人太多，地域太散，管理太难，所占的耕田许多还都是下等田，这也是我们家没什么租客佃户的原因，养活自己，都已经是拼尽全力了，这样的生活，如何能与现在这样衣食无忧相媲美呢？”
刘协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李典说的这个，他差不多已经理解到了，而且好像有什么东西在给他开窍一样，但又好像还没有开透。
“仲豫呢？你们家以前，现在的生活状况如何？这所谓的世家豪族，你们荀家肯定也是少不了的吧？咱们直白点说，这所谓的党人，在以前，不就是以你们颍川人为首的么？打光武帝时候朝中重用的就都是你们颍川人，到了朕这个时候朝廷重用的还是你们颍川人，你们家的这个门楣，应该比这汝南陈氏还要高吧？哎，说来也是惭愧，这么多年了，你们家离许都那么近，我都没去你们颍阴老家去看一看。”
荀悦的表现就比李典要高多了，毕竟他现在这个身份地位确实已经没什么不敢说不能说的了，只要不是大不敬之言，都可以与天子坐而论道。
“我们家的情况，其实与曼成家正好相反，我们家祖祖辈辈下来当过两千石以上的确实多，但是人口相比于兖州李氏那可就太少了，而且这租户、佃农，也都很少，我们家占的耕地也不多。”
“哦？这又是为什么呢？”
荀悦苦笑道：“根源还是在颍川这块地上，这颍川的世家大族，太多了，虽说这荀、陈、韩、郭、钟等都是累世公卿，但其他的小家小族也都是官宦世家，偶尔也是能出一个两千石的，而一个地方的土地、人口就这么多，你想兼并，人家也想兼并，再加上大家都是姻亲之家，也都不好撕破面皮，这一来二去的，颍川可不是小豪强遍地都是，却就失去大豪强的土壤了么。”
“哦~，所以说反而因祸得福了么？”
“也不能说是因祸得福，各有利弊吧，比如当年董卓进京之时，文若料定颍川之地必有大乱，不就领着全族老小北上冀州避难了么？这固然是文若高瞻远瞩，可如果我们家也有个两三万的人口，那还跑什么？这汝南陈氏可以建堡垒以自守，我们荀家却是连建堡垒的想法都没有过。”
“那经济状况呢？你们荀家可以做到自给自足么？”
“自然是不能的，这颍川之地离着京城本身也近，我们这几家都是姻亲，又代代都有人在朝中为官，关系都比较不错，平日里这交流还是蛮多的，况且家中大人也都有俸禄（汉朝俸禄是一半实物一半钱，实物也不是真的只发粮），说实话，若是这天下处处都能像颍川一样，这反倒是天下太平了，不过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其他地方也出不了这么多的官吏。”
刘协闻言，却是低头沉思了好长好长时间。
“原来是这样，如此一来，好多事儿也就说得通了，谢谢你们，跟你们这么一聊，许多事儿终于是被我给想通了，改革之事，势在必行，但确实不能硬推，马大爷也的理论也没有错，错的是这个庄园经济本身，这庄园经济压根也不能代表更先进的生产力，它的存在本身就是社会经济的毒瘤，而既然是毒瘤，那就必须得铲除它，否则等这个毒瘤长得太大，堵塞血管的时候，那这国家也就必然会走向崩溃。”
见俩人都有点迷茫和懵逼，刘协笑着解释了一句：“庄园经济的命脉，在于它的人口数量啊！”
第三百一十七章 庄园经济之弊
李典和荀悦的话，一下子就让刘协有了拨云见日之感，仿佛脑子里有个什么东西，叮的一下就开窍了。
李家作为豪强，按他所说他们家的庄园经济是搞的没有汝南陈家好的，他们李氏的族人虽然多，但平均到个人的生活来看，却是远没有汝南陈氏的族人生活的好，反而对现在被朝廷收编了之后生活的更好。
他自己将自己家的问题归结于他们家没有出过两千石，然而在刘协看来这李典的思维肯定是进入到了一个误区：他们家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人太多了。
如果他们家真的是累世两千石的世家大族，那么当他们人数变得再多一点的时候，他们家的庄园经济一定也是要崩溃的。
换言之，庄园经济的人口数量是有阀值的。
而荀家之所以支撑不起庄园经济，至少是支撑不起一个足以在乱世中自保，只能不停依附这个依附那个的小庄园经济，其症结居然是因为家里的人口太少，而之所以人口太少，是因为颍川这地方官不值钱，地值钱。
也就是说庄园经济的存在本身，必须以一个特定基数的人口作为基础，人口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这，就是庄园经济之所以无法代表先进生产力，只能作为一个畸形社会制度，被时代所淘汰的根本原因。
这样的畸形制度于国于民都是不利的，而只要找到一个调整底层经济基础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则庄园经济就必然会被淘汰，改革就必然可以成功，魏晋时代的悲剧就必然可以避免！
这让他想到上辈子看到的经典电视剧走向共和中的一段名场面，康有为跪在金銮殿上放声疾呼：杀一两个一二品的大员，这法就变了！
刘协现在真想对康有为说一句：放屁，刘秀当年杀了几十个两千石，这法不也没变了么。
为了百姓，刘协不在乎杀人，他对三国还真没有什么名人情节，只要是切实需要，曹操刘备他也舍得杀，他杀起人来一定不会比刘秀来得手软，可是杀人解决不了问题啊！
好在，他作为一个现代人终究是比刘秀和光绪都有见识，这么一聊，差不多也让他找到了问题的根本所在。
刘协在上辈子的时候看到过有一个很有趣的说法：明之殇在于钱少，清之殇在于人多。
钱少很好理解么，大萌朝的经济制度是烂到根的，明明南宋的时候商品经济发达，朝廷就已经尝试发行了纸币，而即使在南宋那样战乱不休的朝代都至少保证纸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拥有价值。
到了明朝，却是连铜钱都没有价值，只能用白银这样一种毫无铸币价值的白银作为货币，又因为国内不产银，被海外国家大量走私白银进来，将经济秩序给着实祸害的不轻。
而清朝人多的这个概念，理解起来就相对复杂一点。
古代秦汉隋唐时期，除非是连年战乱，人口始终在四五千万的这个数值上上下浮动，到了宋朝时人口就突破了一个亿，而后又继续持续升高，尤其是清朝时，人口数量一举突破了四个亿。
然而国家耕地面积和土地产出的增长是远远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的，清代耕地比汉代增加百分之三百，平均粮食亩产从两百多斤增加到了三百多斤，只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三十九。
亩产的增加与人口的增加是完全不成比例的。
土豆和玉米这两种外来作物事实上对于古代社会的影响虽然确实巨大，但也确实没有那么大，事实上一直到今天，这两样也不是咱们国家的主食，特别废地不说，早起的土豆玉米也达不到现在的亩产。
所以古代人口的暴增到底是不是因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呢？是，但不全是，甚至于都并不是最主要的那个原因。
反倒是摊丁入亩，永不加赋等手段，才是清朝人口暴涨的真正根本原因，这里要分清楚，税和赋是两种东西，康熙说的是永不加赋，而不是永不加税，赋，简单理解差不多就是人头税，有些现代人事实上已经理解不了这个概念了，事实上这刘协现在免征人头税的政策和康熙差不太多，没有本质的区别。
（个人其实也不太喜欢康熙，康熙有些政策确实很恶，但公允来说康熙之恶不能抹杀永不加赋这四个字的重大历史意义，评价历史人物没必要非大帝即麻子，好像一个好人就不能有污点，一个坏人就不能有闪光点一样）
然而人多，真不是什么好事，上面的那组数据说明，宋明清三朝相对于秦汉来说，人均粮食产出的数量是一直在减少的，而资本主义萌芽事实上也是因清朝时四万万人口压力实在太大，而给压断的。
很简单么，因为人多，所以人工相比于土地和实物来说相对价值就低么，因为地少，有限的粮食必须确保要种植足够的粮食作物，压缩经济作物的耕种面积么，开工厂的收益就不如买地种地来得稳妥，生产加工的价值就远比不上原材料本身的价值么，任何提高劳动效率，解放劳动力的生产发明，都特么是反人类的么，这样的经济基础之下，上层建筑建设的奇葩而又畸形也很正常么。
人少地多的时候，人，才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所以秦汉唐的国家政策和豪强的精力都放在了人口上，宋以后，国家所关注的重点就逐步从人口转移到了土地，因为人均生产效率实际上的降低，国家能从劳动者身上榨取到的剩余价值也在减少，尤其到了清代，人头税几乎已经不怎么收的情况下，直接对人的控制就变得极为松散了，说句残忍的话，四亿人死一半，只要耕地面积不减，国家财力恐怕都不会大规模衰退。
朝廷在关乎老百姓的死活的时候收益自然也会跟着降低，富户地主对佃农捆绑，也自然就没必要像庄园经济这样严格了。
所以，人口多了之后，因为经济模型的变化，不管是国家还是豪强，其实力都是越来越弱的：人均劳动产出在减少，能榨取的剩余价值反而变少，因为人多管理成本反而增加，所以国家职能与豪强权力都在因为生产成本超过生产收益，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收缩，对人的控制力和动员能力严重下降。
具体表现为，国家从基础生产环节和底层社会管理中退出，朝廷对百姓的组织动员能力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而持续的下降，秦汉以及初唐时期几乎都是以义务兵役为主要的兵役手段，朝廷可以随时将普通百姓拉出来编练成军上战场，战斗力往往还挺强，统治者对外族几乎只考虑打不打的问题，而不考虑打不打得赢的问题。（包括魏晋南北朝，但这个时期比较复杂，这里不解释了，有兴趣来我书友群共同讨论）
而唐代中后期以后府兵制全面崩溃，作战的基本都变成了职业士兵，朱元璋时虽然仿照汉唐建立了卫所制度，但卫所制崩溃速度之快却远远高于汉唐，很快就彻底沦为了恶政。
这样的结果就导致国家命运，或者说朝廷命运与普通百姓个人命运脱钩，底层百姓的人身依附于土地而不是国家，于是在满清入关之后，只因承诺了现有的土地结构，则北方大地很快就被平定，反倒是康熙时因为满人圈地，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