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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就我所能，已经把稿子从头到尾修改润饰了两遍，个别篇章则是完全重写的。做这件工作，前后共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看起来，似乎花费工夫不多。但在我的一生中，集中一个多月的时间，别的什么也不干，从早上到深夜单盯在一部稿子上，还是破天荒第一次。尽管删改的地方并不太多，但从态度上说则是认真的。
现将修改后的原稿八册奉上。请过目。我现在住在国家语委招待所，继续收集资料，为修改续写以下各卷做一些准备。短期之内，可以直接找我面谈。
即致敬礼
吴 越
1979年 6月×日
黄伊在编发这部书稿过程中，对作者历史知识的渊博，或对传统文学创作手法运用的熟练，都十分钦佩。后来获悉作者的冤情和苦难的经历以后，甚为同情。作者曾用英文写了一篇小传，黄伊看后便锁了起来，并奉劝作者，在历史问题未澄清以前，不必公开那些容易引起误会的经历，否则又会节外生枝，以致影响 出书。
《括苍山恩仇记》共五卷一百五十万字，从1983年8 月开始陆续出版。首版印二十八万套，接着又印二十八万套，前后四次共印七十余万套，是八十年代最畅销的小说之一。
1983年9 月，作者到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签名售书，从上午九时到十一时一刻，两个多小时内共售出两千三百多套，开创了该店作者签名售书以来的最高纪录。三楼柜台内，作者低头挥笔疾书，四台电风扇对着他吹，依然大汗淋漓。该店所进的书快售完了，而购书的读者从三楼排到二楼，从二楼又拐到一楼，大门外还有一条长长的尾巴。经理当机立断，立刻派车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去拉书。尽管是星期天，该社发行部还是破例发货。书运到书店，柜台里书已无几，正好接上。但作者已坚持不住了，再不刹车，很可能晕倒。经理再一次当机立断，宣布“书已售完”……
黄伊得知读者购书的热烈，又“在丛中笑”，并感叹说：好险啊，差一点儿失去一匹千里马。其含义不仅仅是关于这部书稿的舍取……
最近，中央电视台在播放“为您服务”专栏节目时，吴越潇洒地走上荧屏，为观众讲演使用电脑写作的优越。黄伊万分激动，说吴越不仅走出了牢狱，走出了“牛棚”，走出了黑暗的角落，而一跃走进了天堂，使用最先进的电脑写作了；只可惜，自己没有多少机会为他编书了。时代进步和时光流逝竟是如此不可调和！
──原载《烛照篇》一书第二十七章；
作者王立道，青海省作协副主席，青海人民出版社原副总编辑，现已退休。
附录四：
《括苍山恩仇记》出版回眸
黄伊
记得那是在七十年代末，我刚从一间小工厂回到阔别十年的中国青年出版社。
当时我们所面对的客观情况是：文化园地一片荒芜。老作家正在治疗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创伤，思想还没有完全从禁锢中解放出来；新作家只在一些短篇创作上初露锋芒，有份量的长篇小说还不多见。读者正处在文化饥渴中，正在热切地企盼新作品的诞生……
而在主观方面呢，在我们编辑部还存在着两大看不见的魔影：一是过去“左”的思想流毒乃至“四人帮”的思想残余，还远没有肃清；二是社外的人所不知道的中青社的特殊情况：原来，在六十年代初期，由康生派到中青社的一个拿着尚方宝剑的调查组，一查《红旗飘飘》第17期《古城斗胡骑》一文所谓为叛徒唱赞歌，实质上是要抓所谓“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与小说《刘志丹》有关的追查西北地区什么反党集团；二查中青社出版法国19世纪科幻作家凡尔纳的《气球上的五星期》中的一些描写，据说违反了我国现行的外交路线云云。
我那时在中青社的文学编辑室本是位元老，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一个资深编辑。但我有自知之明，人家是十二分的无奈才给我一张办公桌的。新来的一些同志，虽然不少人资历也不浅，但到底是“外来户”，对出版社的底细，一时还摸不清深浅。
正在这时，和我对面而坐的一位新同志，桌子上摆着一部稿子，题名《括苍山恩仇记》，足有半尺多厚，装订得整整齐齐的。根据当时的规矩，来稿由编辑室统一分配。我只是一个小编辑，无权过问旁人如何处理来稿。我这个人一生不知道受过多少次批评，但总也改不了自己多嘴多舌的习惯。我伸手碰了碰那部稿子，对那位青年说：“你最好花一些时间，好好看一看，不要轻易将它退了！”
那位青年终于用了一两个月的时间，将稿子看完了。他说写得不错。但这样大部头的稿子，写的又是清代末年的故事，他没有把握，要请有经验的同志再看一看。
结果我发现，那部《括苍山》头两三个月在这位同志的桌上放着；过了两三个月，它又出现在另外一位同志的办公桌上。看过该稿的同志不免在闲谈中议论《括苍山》有些章节写得如何动人。它所写的风土民情在旁的小说中是不多见的。作者用的是章回小说的写法，一环扣一环，如果能出版，一定会拥有众多的读者。这时一位看过稿子的同志说：“小说里所写到的武功啊，打斗啊，婚丧嫁娶、民俗民情啊，读起来的确十分吸引人，但是这种题材的作品，在香港出版是可以的，在我们中青社……”持否定意见的同志说得更干脆，《括苍山》关于男女之间的事，写得太多太露了，不健康，中青社不适宜出版这样的作品。于是无形之中成了二对二的局面，半尺多厚的《括苍山》又回到原来那位同志的办公桌上。
我这个人本来就喜欢多管闲事，看到这部稿子的命运还没有最后决定，我又对那个青年小声说：“小李，《括苍山》如果真的要退稿，请你通知我一下。”我这几句话不知怎么搞的，终于传到了领导的耳朵里。不是二对二吗，室领导让我也看一看这本稿子，再作决定。于是，《括苍山》终于转到了我的办公桌上。这已经是该稿寄到中青社一年以后的事了。
我虽然断断续续地听到关于《括苍山》的不同意见，轮到我处理该稿时，为了避免先入为主，我将几份审读报告放在一边先不看，等我把稿子看完了再说。我将手边的工作稍为安排了一下，找了一个安静的清晨，先沏上一杯清茶，开始一页一页翻看这本书稿。
《括苍山》原稿用钢笔书写，字迹颇为工整。语言流畅，用字用句颇为老练，看得出来，不是老手写不出这样的稿子。作者一定是江浙人，不然他不会对江浙一带那些民俗民情以及民间发生的故事，有那么丰富的知识和深厚的理解。江浙自来多才子，想着想着，我不自觉地翻着稿上作者的署名和通讯处，想猜一猜这是何方人氏。
作者署名楼兴蠲。看名字有八成儿是女人，但我不相信女流能写出书中的生活和文字，这说不定是哪位高人的化名。通讯处呢，却是浙江省缙云县某小镇的粮管所。我的心里“咯噔”一下，只要有粮食吃，饿不死，那正是藏龙卧虎的好去处。俗语说，大丈夫能屈能伸，说不定那位仁兄正高卧隆中，等待时机呢！
看得出来，作者受我国传统小说的影响较深。小说采用中国章回小说的形式，故事一环紧扣一环。一个高潮之后，波退浪消，平静了短暂的间隙，又接着另一个高潮。一场紧张的争斗之后，细吹慢打，又一场更好看的戏就要演出。但作者也明显地受到古典小说的负面影响，如某些男欢女爱的描写。
我把约百万字的整部小说原稿读完以后，再回过头来看四位同志的审稿意见。我发觉小说的优缺点，大家差不多都看到了，问题在于对整部小说的判断和评价。持否定意见的那位老兄，只注意小说的消极面；而认为只适宜于在香港出版的编辑，过于看重小说的教育功能，而忽略了寓教于乐的功能了。
有人还认为，小说里写到一夫多妻，要删掉，或者改写。我当时想，一夫多妻有什么奇怪的？这是古已有之，《三国演义》里，刘备不是有甘夫人和糜夫人吗？《红楼梦》里，贾政不是有王夫人和赵姨娘吗？在现代小说里，《家》、《春》、《秋》里，那个冯老太爷不是想讨鸣凤做女弟子，实质上是要讨小吗？《四世同堂》里，不是既有大赤包，又有姨太太吗？小说里出现一夫多妻或者有妻有妾，这既同小说里所表现的题材有关，与当时的现实生活有关，更与作家所要塑造的人物有关。《括苍山》写的是清代末年的生活，而且是在那样的家庭里，有妻有妾有什么值得奇怪呢？
我经过认真的思考，并综合了大家的意见，写了一封长信给作者。这封信内容包括一、关于本书的主题思想及总的估价；二、本稿的特色；三、小说的缺点及不足之处；四、对本稿修改的建议。我起草的信稿经室主任同意后，连同《括苍山》原稿十本用挂号寄还作者，请修改后再跟我直接联系。
信件发出后两个多星期，作者自己找上门来了。他自报家门说他叫吴越，本来署名楼兴蠲，从字面上看，应该是一个女同志，怎么出现一个胡子巴差的吴越来了？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其中必有缘由，我找了一个稍为安静的地方，准备跟这个不速之客细谈一下。
吴越说这本稿子是他和他的爱人楼兴蠲合写的。因为是初次见面，别的话我不便多问，我只说稿件是可以用的，修改意见我们在那封信里都已经讲了，和小说游离的部分，比如什么缙云话切音罗马字之类，要舍得删去；小说里过于露骨的男女之间的描写，而且几次出现，不好，要删。我说恕我直言，这部小说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毛病，就是不太精炼。成百万字，太长了，精干一些，小说就好看了。你如果自己舍不得动手，发稿前我也要替你删的。由我来删不如由你自己来删。我笑着说。
我和吴越的第一次见面，彼此谈得很融洽。他说为了便于改稿，他在国家语委借了一间小房子。作为礼节性的拜访，我还到他那间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宿舍去看望过。他对我不以衣貌取人，没有轻看他这个小人物，颇有几分感激之情。他第二次到中青社来访时，偷偷儿将一份用英文写的About Myself（自传）塞给我。
我匆匆测览了一遍他这篇自传。文中说：“Many years ago I was a Rightist。”（许多年以前我是一个右派分子），并且“I was taken to the labor camp for 23 years。 ”（被送到劳改农场达23年之久），我轻轻说了一句：“Oh，my God！”（呵，我的上帝！）我将他这篇自传塞到我的抽屉里，找了一个借口，将他领到我们办公室外面不远的一个假山底下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说：
“所有这些事情的起因，都是因为一张旧照片。原来，我上中学的时候有一次演话剧，我扮演一个国民党少校，演完戏有人给我照了一张像，解放以后我觉得值得保留，没有烧掉而仍将它放在我办公桌抽屉里，同办公室的大都看见过。肃反一开始，有人就把它作为罪证，非要追查我的反革命历史不可，隔离审查了我半年多，我如实地讲了这张照片的来历，肃反领导小组又派人到我学校去调查，问题终于弄清了。肃反这一关我虽然躲了过去，1957年大鸣大放，我又提起了这张照片的故事。这就不得了，后来被划成右派，被投进监狱，送到劳改农场……”
我听了吴越的这一段伤心史，叹了一口气说：“你太天真了。你这篇英文自传，我替你好好收存，谁我也不让看。你现在是不是自由人？有选举权吗？你如果仍有选举权，你就属于人民，我就敢出版你的作品。这部《括苍山》是你自己写的，还是你和夫人合作的产品？”
吴越告诉我，他现在不但有选举权，而且已经平反，正住在原单位的招待所里等待安置工作。小说是他自己写的。只是因为稿子第一次寄给浙江人民出版社，审读已经通过，仅仅因为作者是摘帽右派而没有被接受，所以才借用爱人的名字和通讯处。我说：“将来这部长篇小说正式出版，我们决定用你自己一个人的名字。”我在假山底下，望了望天空，看了一眼这位长相比我老得多的作者说：
“吴越，你好自为之呵！生活的坎坷对一般人来说是令人痛心的，但对一位作家来说，不一定是坏事。司马迁不被判宫刑，他不一定能写出千古流传的《史记》。曹雪芹如果顺顺当当做他的大少爷，不被抄家，不举家食粥，他能写出《红楼梦》吗？近代的中国，哪一位作家没有一肚子苦水呢！多难兴邦。苦难的生活压不倒我黄伊，我相信也压不倒你吴越！”
我跟吴越的这一段交往，将深深地存留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