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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当时他未在意，眼下细细一想，却不由怦然心动。心想，眼看着流寇要过黄河了，大臣们仍一个个无动于衷，前门珠市口照旧逛，八大胡同照常去，天天笙歌，日日美酒，全不以国事为意，一说起粮饷，还眼红内帑。他们若不作官，哪能有这泼天富贵？曾应麟说得好，他们衣租食税，吸百姓膏血，此番应该让他们也出一点血。想到此，他不由顿了顿足，望着王承恩叹了一口气说：
第13节：4 募捐（3）
“也罢，事已至此，也不能不这样了。”
王承恩还以为皇上这“不能不这样”是指发内帑，不由连连点头。
崇祯主意定下来，马上令王承恩去把曾应麟那份已存档的奏议翻出来，再仔细看了一遍，然后坐在御座上，闭目沉思。
王承恩直到看了曾应麟的奏疏才明白，搞了半天，皇上是想向臣子募捐——自己不出血，让臣子出血。
八年前的崇祯八年，便有一个叫李琎的武生上书，也是主张令江南富绅报名助饷。可皇帝将此事付与辅臣商讨时，马上遭到辅臣们反对，大学士钱士升甚至认为这是致乱之由。说富绅是地方贫民衣食之源，眼下流寇播乱秦、晋、楚、豫，独江南稍安，此议一出，那些流氓、无赖便会与富绅为难，这无异于驱天下之民为贼。经他这么一说，崇祯当时的决心就动摇了。
现在想来，自己为什么没有坚持呢？这个钱士升只因出身江南巨室，便为富绅说话，想尽理由来搪塞朕，这班臣子，真是没有一个好东西！
崇祯皇爷一想起往事便恨得咬牙切齿。面前虽是个太监，他也很想倾诉，乃把曾应麟的奏疏念了一些与王承恩听。曾应麟在这奏疏上说：富绅们有钱，只要他拿出十分之一，便可保住另外的十分之九，何乐而不为？不然，流寇来了，举室罄尽，连命都不保。
崇祯一边念，一边用手指头戳着奏疏上的字，狠狠地说：
“当年李琎上书时，朕本想采纳的，就因钱士升反对而未果。那个钱士升是个一点也不明事体的人，当初东林党人被魏忠贤陷害追赃时，他肯破产助东林，可到了国家有难时，却不主张出钱，你说他还有半点忠君爱国之心吗？倒是这个曾应麟说的像人话。”
王承恩心想，曾应麟这话有道理，流寇得势后便要均贫富，大臣及富绅们守着金山银海有什么活路？所以，这仗半为皇上打，也半为富人打，皇帝不出你们出也应该。但回头一想，一般的京官其实穷得很，有钱的只是大官，若报名认捐，该先从辅臣捐起。于是，他把这看法向皇帝说了，崇祯一听，立刻记起那一班无用的蠹鱼，心想，是呀，国家有难，不能让他们干脱身。
于是，他又急急传旨，召见辅臣。召见之先，他在肚内寻思，几次会议都无结果，这回应该改变策略，募捐不比迁都，是堂哉皇哉的事，虽用不着拐弯抹角，但既然要人家往外拿银子，总要让他们尝尝甜头。
这边皇帝在动心思，那边辅臣们也在用脑子。一连几次内阁会议，都没有结果，内阁五个大学士都有些惴惴然，生恐一旦天颜震怒，自己将蒙不测之祸，所以，上朝前便在心里告诫自己，召对时千万要小心。
不想上得朝来，天颜和悦，见面就下旨令辅臣免跪拜。辅臣们不知何来这“浩荡皇恩”，正惊惧间，皇帝却突然立起身，走下御座，向着一边木然鹄立的辅臣们深深地一揖到底。
这可真是非常之人，行非常之礼啊！但太突兀了，令辅臣们手足无措，都说受当不起。不想皇帝却诚恳地说：
“应该应该，朕以国事托付诸位先生，诸位先生就是朕的老师，学生见了老师，怎么能失礼呢？”
辅臣们听了，更是惶恐不安，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连舌头也不会打转了。皇帝回到座位上，又说：
“流寇席卷河西诸郡，并北上延安、榆林，他们的后顾之忧没有了，饮马黄河已是早晚的事，大家可都知道？”
那份塘报，皇帝已批转辅臣们传阅了，所以，众人忙磕头奏道：“臣等都已知道了。”
辅臣们答了这一句后便像哑了一样，因为接下来的应对之方，却很难说得出皇上爱听的，或是能对得起皇帝那个大礼的。
这样，气氛便由惊惶失措转入沉闷。
崇祯演了半天戏，却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心里不快，不由垮下脸来，扫了众臣一眼，又在首辅陈演脸上停下来，说：
“流寇自得了关中，并没有留恋子女玉帛，而是立马挥戈、四处焚掠。看来，先生的庙算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第14节：4 募捐（4）
陈演一听皇帝旧事重提，明白不能再装聋作哑，只好出班讪讪地奏道：“是，微臣当初料事确实欠缺。不过之所以这样说，也是虑及国家财力有所不济，暂时不能大兴讨伐之师。”
这“财力有所不及”正是皇帝今日要议的题目，于是马上堵他说：“财力不济，总要想方设法，今日之事，不是朝廷兴不兴师，而是流寇要过黄河了，难道就让他打过来不成？”
一见首辅开口就碰钉子，李建泰、蒋德璟等人更加十二分小心。这就给时时想表现自己的魏藻德以机会了，于是立刻出班奏道：
“皇上责备得是。国事蜩螗，作臣子的不应只求退身自保，而应尽忠竭智，解君父之忧。”
皇帝的责备已让陈演难堪了，而魏藻德此话让身为首辅的他更不受用，于是没好气地说：
“朝堂议政，尽可畅所欲言，魏大人如有良策，何不早说？”
不想魏藻德竟从容不迫地奏对道：“臣以为，眼下形势非无可恃之兵，而是无可恃之将，像余应桂等辈，既不能身先士卒，激励将士，又不能料敌决策，洞察奸谋，且黄河不守守汾河，蒲州不保保太原，轻弃重镇险关，致使门户洞开，予流寇以可乘之机，实在太令人失望。”
皇帝听了连连点头。可陈演却十分反感，因为当初派余应桂督师是陈演的主张，魏藻德此议分明是指责自己，他于是反驳道：
“臣以为此说未免责人太苛。朝廷散处在山西、直隶、山东等地，虽仍有上百万大军，但欠饷已达八个月，余应桂屡有奏疏上呈，催取粮饷，并说再不指拨的饷，军队有哗变之虞，可朝廷却一直不能予其以接济，他纵有三头六臂，也不能张空拳以往。”
这一说，就又回到开先那“财力有所不济”的老题目上了。大家沉默了好一会儿，还是崇祯皇帝先开口：
“财力有限，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了？”
魏藻德终于听出皇帝的弦外之音，赶紧说：“臣以为，时局孔艰，正臣子报国之时，前人多有毁家纾难之义举，身为臣子，自应效法前人。这以前已有人上书，主张内外臣工，捐输助饷，臣以为此举不妨一试。”
这正是皇帝想要说的，正不知如何开口，不意魏藻德竟先说出来，不由嘉许地望了魏藻德一眼，连连点头。
陈演却着实吃了一惊。他明白，魏藻德出这样的主意是向着老臣们来的，他自己才作了几年官，入阁更只有几个月，若报名认捐，就是不出一文钱，别人也无法攀比。而自己就不行，身为首辅，为宦多年，若捐输助饷，当拔头筹，三万五万皇帝会嫌少；十万八万，别人会说该，自己可不是冤大头了？寻思无计，左右为难，只好故作深沉地奏道：
“捐输助饷，这不是什么好办法，记得早在崇祯八年，便有人提出此议，辅臣钱士升……”
一听陈演提起钱士升，崇祯的火一下窜了出来，立刻打断他的话说：“时势不同，境界各异，已往之事，不要再提。”
说着，他便诉苦，说国库空虚，就是内帑也已罄尽，有人还眼红内帑，以为内库有个聚宝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须知金山银海，也有尽时。说着说着，口气便不顺了：
“局势危急，已旦夕不保，诸位束手无策，既不肯为国分忧，又坐拥多金，忍令军士饥寒，城池失陷。朕问你们，一旦流寇得志，能不肆意掠夺？诸位想图一日之安，其能得乎？”
说着，他又用指关节连连敲着御案，痛心地说：“朕以为诸君如此吝啬，无异于赍盗兵而济寇粮！”
陈演听皇帝这么一说，知道自己话不得体，于是垂手侍立，再不做声。
不想崇祯之言，却对中李建泰的心事——这些日子，李建泰一直在看塘报，关心流寇是否渡河，流寇仇视富人，每攻下一地，杀富济贫，这是不争的事实。心想，一旦流寇渡河，自家首先遭劫，与其赠与流寇，莫如慷慨捐输，说不定还可捞本，眼下见魏藻德之议深受皇上赏识，立刻也磕头附议道：
第15节：5 国丈不捐太监捐（1）
“臣以为非常之时，必有非常之举，捐输一说，未尝不可一试，臣家薄有田产，臣愿散尽家资，纾国家之难。”
五个辅臣，首辅因召对不称旨而受斥责，有两个主张捐输助饷，蒋德璟和方岳贡一看形势不妙，只好也跟着赞成。他们见李建泰是变卖田产，便知这中间大有转寰的余地，于是也说，愿领头认捐，充实国库。
崇祯见四个辅臣都支持自己的意见，于是，那炯炯目光向陈演一瞥，说：“好，好，难得大家都能体恤时艰，若辅臣都能效法诸位，何愁流寇不灭？”
陈演见自己陷入孤立，不由着忙，但他毕竟在内阁混了多年，称得上老奸巨猾，于是说：
“微臣之所以迟疑，乃是怕此议一出，百官不能自安。既然众臣如此急公好义，慷慨解囊，微臣岂甘落后，何况国难当头，毁家纾难，乃是作臣子的本份，微臣又岂能趋避？”
一听陈演也肯出血了，崇祯虽仍不满意，但还是点头赞扬。
这次辅臣会议，开始虽有些磕磕碰碰，结局却还是很完美，这是崇祯希望看到的。心想，自己这个揖作得也不亏，只要辅臣带了头，其他人便好说了。
5 国丈不捐太监捐
不料第二天，除了魏藻德拿出了一百两银子，其它人却不见动静。他让内监去各家催问，内监回报说是辅臣们正在筹措，好几家在自家府门口粘上了告白：“此屋急售”。崇祯一听，这才明白，这就是陈演那老杂毛说的“毁家纾难”。宰相当了这么些年，就是捐个三万五万，也不至于要卖房子？看来，辅臣在耍花招，自己那个揖也白作了。
皇帝越想越气，把几个辅臣恨得牙痒痒的，真想再次大开杀戒，但转念一想，总要师出有名，再说，也不能把辅臣杀尽呀！
王承恩一直呆在身边，皇爷脸色的变化，全看在眼中，这个结果，他已料到了，见皇帝在叹息，于是，在边上轻轻地咳了一声。皇帝回头望见他，乃不无感叹地说：
“叵料这班辅臣个个都是大奸巨猾，国家到了这个地步，他们还要玩花样，真让朕寒心。”
王承恩跪下来，期期艾艾地说：“奴才以为，不到万不得已，皇上是决不会走这步棋的，但这班人罔知大体，急公好义者极少，一提到钱，便如钝刀子割肉，极不痛快。所以，要想其事速成，不如另外找人带头示范。”
崇祯一听，不由连连点头，又说：“魏藻德倒是带了头，拿出了一百两银子。他是个新进，才作了三年小京官，十分清苦，入阁只几个月，能一下拿出一百两，已是难为他了，不过，毕竟太少，作不得榜样。若是有人能一下拿出十万八万，朕不怕其他人不跟着来，真到了那时，朕就是抄他的家也师出有名了。”
王承恩犹豫了半天，说：“据奴才看来，这个带头人还是有的，但要看皇上能否能下这个决心？”
崇祯说：“事情已到了这个地步，朕还有什么决心下不了的呢，你且说，这人是谁？”
王承恩说：“这个，这个人，应是勋臣国戚，且是皇上最亲近的，只要这人肯出钱，就不怕其他人有所藉口。”
崇祯想，最亲近的，除了国丈周奎，再无二人能及。周奎以苏州布衣，不但得赐府第、田庄，封伯爵，且连儿子也袭了锦衣尉千户的世职，何由得此？不就因为他是皇后的父亲吗，若是他肯带这个头，别人还有何话说？
想到此，他立刻传旨，将周奎的嘉定伯晋为嘉定侯，让太监徐高去周府宣旨，并转述皇帝求助之意。
徐高是坤宁宫的管事太监，皇后身边的人，在周奎府常来常往，熟门熟路。一到周府，进门便向周奎贺喜，周奎尚不知何意，徐高怀中取出朱谕，口称：
“有旨”。
女儿正位东宫，为当今国母，十几年来，周府已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皇恩懋赏，常不旋踵而至。今天一听“有旨”，以为又是好事来了，当下排下香案，铺上大红氍毹，跪听圣旨。
旨意十分简明扼要，只三言两语，嘉定伯成了嘉定侯。这虽是好事，却好得有些出乎意料——既非帝后万寿，又非国有大庆，这封侯有些突兀。看来皮裤套棉裤，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