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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传-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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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郭声援,并力前进,郭也许不致败亡。”⒄

由此可见,郭松龄功败垂成,最主要的原因是日本人完全站在了张作霖一边,这也就是说,张作霖是由于得到了日本人的有力支持,才转败为胜的。这也亦如当时中共机关报《向导》所指出的:“郭松龄之败,非败于张作霖,乃败于日本帝国主义。”⒅

当然,郭松龄的失败,也有其内部因素。这主要是他的同盟者李景林等的违约,以及举事仓促、策略失当等。至于郭氏夫妇于风雪中双双被俘与牺牲,前已提及,这里略加补充的是: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凌晨,郭松龄偕夫人韩淑秀及幕僚数人,由三百名卫兵护卫,离开新民,前往右翼与第四军霁云部队靠拢,拟亲自指挥,以攻击奉军的背后。出发时郭松龄身穿灰布面皮袍,头戴貂绒皮帽,下身穿灰呢子马裤。韩淑秀穿青布面的皮袍,围一条青色的毛线围巾,同坐在四套马的民间大车上,每人身上各披一条俄国毛毯……出新民县城约二十余里,刚到小苏家屯时,遭到奉军穆春骑兵旅王永清(土匪出身,外号天下好)骑兵团的袭击。郭指挥卫队与奉军接战三小时,“直至午后四时,弹丸已罄,无可如何,含泪而罢。”(殷汝耕:《半载回忆录》,《满洲报》,1926年7月—8月第一版连载)这时,郭松龄夫妇由卫士关庆忠等,将他俩扶入附近农民家菜窑内藏匿。郭松龄的卫队由年轻学生组成,缺乏实战经验,战败后都被奉军缴械。奉军严密搜索,将郭松龄夫妇在菜窑中搜出逮捕。郭松龄的幕僚林长民中流弹身亡,饶汉祥化装逃走。

二十五日晨,张作霖派卫队团少将团长高金山,从沈阳出发时,亲受杨宇霆的密令,“要他将郭氏夫妇就地枪决。”(刘鸣九;《郭松龄反奉及其他》,《沈阳文史资料》第一辑,第161页)高金山带领卫队乘六辆汽车到达老大房子后,即接到张作霖的命令,内称:“该逆犯上作乱,……电饬在老大房就地枪决。其妻附逆最力,在滦州独立时,当众演说,摇惑军心,当饬一并正法。张作霖有(二十五日)印。”(辽宁省档案馆藏:《沈阳县行政公署档》)

二十五日上午十时,高金山奉命将郭松龄及夫人韩淑秀押至“距老达房子五里许地方枪杀。”(黑龙江档案馆藏:《黑河道尹公署档》)临刑前,郭松龄向在场的奉军官兵讲演说:“我倡大义不济,死固分也;后有同志,请视此血道而来。”接着韩淑秀也从容地说:“夫为国死,我为夫死,我们夫妇死而无憾,望汝辈各择死所。”(李坚白:《东北国民军总司令郭松龄事略》)他们的话表达了对革命的忠贞,在军阀统治的黑暗时代,他们的话有如空谷足音,激励着人民反帝反军阀的信心。

据目睹刑场的群众说,那个女人很刚强。她对押他的奉军说:“先打我,让军长(指郭松龄)看见我走了,好放心。”(《沈阳文史资料》第五辑,第58页)高金山先毙韩淑秀,后毙的郭松龄。韩淑秀就义时三十四岁,郭松龄年四十二。

郭松龄夫妇既死,张作霖、杨宇霆余恨未消,下令将其尸体运回沈阳,在小河沿体育场陈尸三日示众,并将郭氏夫妇遗体拍成照片,各处张贴、“传示”。

张学良对郭松龄夫妇的死,很感惋惜。“张在兴隆店列车上得知郭被俘的消息,一再询问郭的情况,他已预料到在杨宇霆等人的操纵之下,郭已绝无生还的可能。他命令秘书处长刘鸣九拟电报稿,叫把郭氏夫妇解到他的司令部来。刘问张:‘你把他弄来打算怎么办?’张说:

‘郭是人才,为国家着想,我把他送到国外去深造。’未等电报发出,已闻郭夫妇遇害了”。张学良看完郭氏夫妇遇害的电报后,跺了跺腿(脚),叹了口气,说:“完了。”

并将总部送往各部传示的郭氏夫妇尸体照片及文件,批了“以火焚之”四个大字,不忍见郭氏夫妇的惨状。

张学良后来经常怀念郭松龄。一九二七年奉军下河南,由于韩麟春指挥失误,奉军遭到北伐军攻击,退到黄河以北。张学良遇到困难时对部下刘鸣九等人说:“如果郭松龄在,我现在就不会这样为难了。”(据刘鸣九等人口述资料)一九八一年,“九一八”事变五十周年的时候,张学良在台湾还念念不忘地对记者说:“如果那时郭松龄在,日本就不敢发动‘九一八’事变。”(于衡:《和中国现代史相关的张学良访问记》,台湾《联合报》1981年9月28日)⒆

郭松龄虽然悲壮地牺牲了,但他精神不死,他那爱国爱民的高尚情操素为国人敬仰,他为抗日播下的火种,也是扑不灭的。以奉张政权来说,这一事件对它的军事实力虽然影响不大,因在巨流河战斗结束后,附郭的数万人马除魏益三带一少部分人投奔了冯玉祥外,其余军队全都返回了奉天;但它在政治上、思想上对奉军和奉张政权的影响,它在人们心灵上留下的创伤,却是不能低估的。东三省的一些老资格的省长如王永江、王树翰等,都自行引退了。张作霖也变得更加暴躁,尤其在得知郭松龄倒戈后,“几乎神经失常,他在督署中跑来跑去,一会儿穿上军装,要亲上前线作战,一会儿换上便衣,打算率家逃难。那时,在他左右为他出谋划策的,只有杨宇霆,在外面代他支撑战局的,也只有吴俊陞、张作相等所谓老派,新派人物十九都在郭军中。张学良情知乱子大了,唯有跑到前线上拼命抗战,一直到郭松龄兵败身死之后,他才敢烦张作相、吴俊陞两人陪他到老帅面前叩头谢罪。”⒇

在这个时候去见余怒未息的张作霖,老实说,确实还真得有点勇气。实际上,那的确也是意料中的事,张学良最信任、最崇敬、也是与他关系最密切的人,闹了这么大个乱子,他哪能不怒气冲天呢!

关于张氏父子的这次会见,司马桑敦说:

张作霖一见到张学良,立刻咆哮如雷,连哭带骂,拿出手枪,就要打死他儿子,哭着喊道:

“你这个小子,结交匪类,闯下滔天的大祸,要老子命不说,真害苦了东三省的老百姓,不亏你老子还有几个换命的老弟兄,拔刀相助,咱们早就完蛋了,那能有今日!我不打死你这小子,对不起老弟兄,对不起老百姓!”

张作相和吴俊陞连忙跪下替张学良求情说:

“老帅若不饶了学良,我们不敢起来。”

张作霖这才放下手枪,指着张学良骂道:

“看二位大爷的面子,暂饶你的小命,从今以后,交朋友要谨慎,不准你胡作主张!”

从此以后,张学良真的韬光养晦,尽量投其父所好而为。老实说,郭松龄之死使得张学良推崇的偶像幻灭了,他气质中那股待人的热诚也一时消失了,如今,他唯一的偶像,就是他的老子,他只有服从于这一个偶像。(21)

司马桑敦先生对张作霖的记述是可信的,对张学良的评述也有道理,但却尚欠确切。特别是认为张学良经父亲这么一骂,从此便“韬光养晦”,对张作霖言听计从,并产生了很大的幻灭感,似乎自此便消沉下来了,这恐怕与事实并不完全相符。是的,郭松龄之变,在他思想上尽管是非常同情的,但却也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障碍:忠孝难以两全,张学良给郭松龄的信说得最为明白:‘承兄厚意,拥良上台,隆谊足感。惟良对于朋友之义,尚不能背,安肯见利忘义,背叛予父。故兄之所谓统取三省、经营东北者,我兄自为犹可耳,弟虽万死,不敢承命,致成千秋忤逆之名。君子爱人以德,我兄知我,必不以此相逼,兄举兵之心,弟所洞亮,果能即此停止军事,均可提出磋离,不难解决。’”(22)

从张学良这封措辞委婉的信中,人们分明看到,在公与私、忠与孝,以及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方面,固然反映出他的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他对郭氏举兵的理解与同情,也情不自禁地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他提出的停止军事行动,用磋商的办法来解决争端的建议,也都是从以大局为重、同时也是从爱护郭松龄的角度出发的。最后当他得知和谈不成,而不得不“自己人打自己人”时,他是很不情愿地走上战场的。而当郭氏兵败被俘、眼看生命难保之际,他又极力设法营救,甚至不惜冒着很大的风险,准备送郭出国,可谓仁至义尽矣。然而,事与愿违,当张学良这一切努力均告落空时,他是无限痛惜的,致使他“感慨多端,不免藉物消愁,同时夜以继日的奔劳,于是藉刺激为使精神振奋,因而为阿芙蓉所染。”

(23)这也有力地说明,这件事对他是一个多么大的刺激!

但张学良并没有消极,痛定思痛,他从悲愤中奋起了!这也就是说,郭松龄的“血并没有白流,张学良又走上了郭松龄之路,而且走得更远。张学良用‘兵谏’影响乃父,促使张作霖逐渐生长反日反内战的趋向,用武力制止了杨宇霆穷兵黩武的道路,完成了郭松龄未完成的遗志。历史辩证法的道路,简直使人眼花缭乱,惊叹不已。”(24)

是的,郭松龄之变是被平定了,但它的影响却是积极而又深远的。有人以为经过残酷镇压,就不会有人再存二心了,实际不然,觉醒了的志士仁人是不怕压的,他们不仅不会被屠杀所吓倒,压力反而会成为新的更激烈的反抗的动力。同郭松龄一样具有民主思想的爱国军人张学良,这个奉军中的新的郭松龄,不正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中国现代革命历史上掀起了更大的波涛、创造了更加引人注目的光辉业绩吗?!

……………………

①⒀⒁ 杨大群:《东北王世家》,春风文艺出版社1984年10月出版。

② 任松、武育文:《郭松龄》,载《郭松龄反奉》,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出版。

③ 武育文:《郭松龄将军传略》,《沈阳文史资料》第十辑,1985年3月出版。

④ 司马桑敦等著:《张老帅与张少帅》〔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12月出版。

⑤ 李坚白:《东北国民军总司令郭松龄事略》,载《郭松龄反奉》,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出版。

⑥ 常城主编:《张作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出版。

⑦⑧⒇(21) 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香港〕星辉图书公司1986年7月出版。

⑨ 王之佑:《张作霖击败郭松龄之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

⑩⒂ 赵毅:《郭松龄的崛起》,载《郭松龄反奉》,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出版。

⑾⒄ 何柱国:《郭松龄反奉失败原因之我见》,载《郭松龄反奉》,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出版。

⑿ 《在滦州誓师反奉通电》编者注,载《郭松龄反奉》,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出版。

⒃ 殷汝耕:《半载回忆录》,1926年7月—8月《满洲报》第一版连载。

⒅ 硕夫:《郭松龄失败之重大意义》,《向导》140期。

⒆ 武育文:《郭松龄将军传略》,《沈阳文史资料》第10辑,1985年6月出版。

(22)(23)(24) 张德良:《千古功臣张学良》,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学术论文,未刊稿。

张学良传……皇姑屯风云

皇姑屯风云

1928年春天,当时坐镇北京、做了中华民国陆军大元帅和安国军总司令的张作霖,由于内政、外交陷于绝境,致使北洋军阀的这个末代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就在这一年的四月初,国民党南京政府以实现国内统一为名,调动蒋、冯、阎、桂所辖的第一、二、三、四集团军,沿京浦、京绥各线北开,向张作霖在河南和京津地区的防地进逼。面对北伐军咄咄逼人的攻势,奉军三、四方面军军团长张学良、杨宇霆认为对方兵多将广,且又是胜利之师,与之对抗,是不明智的,主张因势利导,退兵言和,并一再向张作霖进谏,以便保存实力,免生后患。张作霖经过再三考虑,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发表了主张和平的佳电,表示愿与国民军息争对外,退兵休战,一场眼看又要爆发的更大规模的战争制止了。这本是好事,不料却引起了日本人的不满,驻京津一带的日军,连日来调兵遣将,企图以武力阻止国民党军队北进。但由于张作霖的撤退,加之美、英等国也暗中支持国民军的行动,所以日本人也无可奈何。

但是,日本人并未认输,军事行动失败了,就转向外交讹诈,声称,他们允许国民军进驻平津,但必须平静地交接,不得诉诸武力;对张作霖,则由日本驻华公使芳泽递交了《觉书》,促其撤回东北。但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让张作霖继续统治东北,而是计划在张退返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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