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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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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我的母亲被调动到太谷线材厂供销股。当时线材特别紧俏,厂里一些领导和工人就结成了一个团伙,偷工厂的钢材和铁丝卖。他们还找我的母亲,试图也让她入伙。我的母亲是个诚实的人,觉得很为难:如果检举这个团伙,那实在对不起自己良心,因为正是这些人,在我们家最困难时候帮母亲转了正;如果不检举,那么势必为法律不容。权衡再三,我的母亲只好提出调离申请。

当时,我母亲的调离申请在厂里成了爆炸性新闻。那时厂里效益非常好,我的母亲干了那么长的临时工,吃了那么多苦,熬了那么久,好不容易转正又节节高升到了别人视为“最肥”的供销股,人人都眼红着,去了屁股还没坐热就又要调离走,别人都觉得莫名其妙。许多当年的老领导、老工友都来劝,可母亲铁了心就是要走。我的母亲之所以态度如此坚决,就是估计到厂里这么搞下去,迟早要出事的。即便是不参与分赃和盗窃,单单是“供销”这个岗位,就会让人有嘴也说不清。即使真没什么事,公安局传唤一两回,那在这个小县城里,好名誉就算丢了。

事情的发展,证明了我母亲眼光的长远。我母亲调走两年以后的一九八六年,该厂案发,其实是厂领导班子间闹矛盾,把另一派给告了。整个领导班子、供销、财务被一锅端,三百人的厂,被牵连进去的就有将近一百个,被判刑的有好几十个。其实,那些人也没弄到多少钱,多的几千块,少的几十块,真是不值得。从此,线材厂元气大伤,一蹶不振。曾经有一段时间,厂里有些老职工来家里想请我母亲回去当厂长,带领厂子走出困境。当时,我母亲虽然有些动心,但又觉得那些当年的老工友们如今抓的抓,死的死,人心已经散了,即便是自己回去也无能为力,也实在不想回那个令她伤心之地了。后来,线材厂在九十年代房地产热的时候又靠贷款红火了两天,但厂领导一心为私,人心涣散,没过多久就破产了。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七章 黄金时代(1984~1987) 二、小平你好

一九八四年国庆前夕,我父亲在宣传队里的至交,局公安处政治处主任老吴不幸被一个寻仇的民警杀害。当年我母亲转成城市户口,全靠老吴帮忙,父母对老吴非常感激,得知老吴牺牲的消息,二人哭了一场。后来知道,老吴牺牲时和另外三个民警一起开会,住在一间招待所里,老吴和一个民警住里间,另外两个民警住外间。半夜,住在外间的一个民警,因与另一个民警有仇,就起来拿出手枪来将正在熟睡的那位民警打死。老吴听到枪声,就起床到外屋看怎么回事,一看,那个凶手拿着枪站在房间里。老吴大喝一声:“你干什么,找死?”谁知那凶手已经杀红了眼,索性一枪把老吴打死。住在里屋的另一位民警机灵,一见是这个情况就翻身躲到床下,顺手把手枪拿在手里。凶手冲进房内,又朝这位民警睡的床连开两枪。这位民警就以床为掩护,与凶手枪战。对射了几枪以后,凶手退回外间,接着一声枪响,凶手吞枪自杀了。后来,人们都说老吴在死前有征兆,因为那天白天原来宣传队的同事请老吴喝酒,也请了那几个民警,被首先打死的那位民警没什么文化,敬酒时胡乱用词:“来,各位生前好友,喝!”结果当天晚上,这句话就不幸应验了。

时值一九八四年的国庆,当时改革开放搞了几年,老百姓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因此当时全国上下一片欢腾。通过电视,上初中二年级的我第一次看到了国庆阅兵场面,看到邓小平检阅部队,也看到游行队伍中打出的“小平你好!”标语。那一年的阅兵,虽然没有山呼万岁、没有狂热的个人崇拜,但人们饱满的精神状态,那种真实的、发自内心的笑容,使我第一次隐隐有一种自豪感。而到了一九九九年搞阅兵的时候,我却没有这种感觉了,也不知道为什么。

国庆第二天,我的父母就领着我和姐姐上了趟省城太原,一是参加老吴的追悼会,二是领着我们俩买几件象样的衣服。这也是我第一次到大城市,刚从小县城出来,觉得三层楼都算高楼大厦的我,一下汽车,数着迎泽大街上十三层高的“云山饭店”,眼都花了。小孩子不懂大人之间的事,因此也没有为吴伯伯的去世难过。后来,父母领着我们上街给我和姐姐每人买了一套新衣服,当时体验到的那种兴奋和快乐,真使我终生难忘。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七章 黄金时代(1984~1987) 三、外婆去世

到了一九八四年,我们家里生活条件明显好了很多,基本上已经不再吃玉米、高粱了,天天吃上了白面、大米,也经常有肉吃了。就在这个时候,老家的舅舅来了信,说外婆病重了。我的母亲接到信以后,决定回家看看,同时把外公、外婆接到我们家来享享清福,他们算是苦了一辈子。

我的外婆是一个非常慈祥和善良的人,不但勤劳节俭,而且对后辈和亲人非常无私。前面提到过,在“粮食关”时期,为了让外公能够活下去,她把自己本来就少得可怜的食物还要匀出一份来给外公,自己却险些饿死,这在当时村子里是少见的。相比我的祖母只要来信就向子女要钱,而我的外婆无论生活多艰难,从来也不主动向子女开口。在我在滑县老家住期间,尽管条件很艰苦,但凡是收到子女孝敬的点心、糖果等东西,外婆都自己舍不得吃,全部给了我和姐姐。以至于年少不懂事的我都养成了习惯,有一次外婆尝了一口味道,我竟然说:“姥姥,怎么偷吃我的点心哪?”外婆对我的疼爱,对我的一生人格的形成影响巨大。

我前面提到过,我的舅妈好吃懒做,心地不善,作风轻浮。我的舅舅与舅妈是大跃进时结婚的。舅妈年轻时长的还不错,当时我的舅舅在河南信阳一家工厂上班,到了该娶媳妇的年龄,就有媒人介绍认识了我舅妈。舅舅在匆忙中见过舅妈后觉得还可以,二人就结婚了,几天之后舅舅就回信阳上班去了。但是逐渐地舅舅就发现了舅妈的缺点,于是产生了离婚念头。无奈那时政治空气越来越浓,舅妈仗着自己是贫农成分,找村干部告状。村干部就吓唬我的外公外婆,地主份子要是胆敢把贫下中农踹了,那就等好吧。外婆本来也很厌恶舅妈,但一听这话,又惊又怕,只得赶紧劝舅舅不要离婚,并且在家把舅妈当神仙伺候着。舅舅早对舅妈厌恶透顶,见离婚也不成,索性连家都不愿意回。

文革期间外公外婆挨整时,心地不善的舅妈不但没有给两位老人以任何安慰,反而落井下石,对两老人颐指气使,甚至还在家里批斗二位老人。外公外婆在外面挨了斗,回家还要受舅妈的气。外公这人感情比较麻木,不会多想;但外婆却是个心细之人,于是天天自己生闷气。后来舅妈生了三个儿子,其中一个因照管不善而导致后天痴呆。舅妈根本不亲孩子,全部推给外婆一人。

一九八○年,舅舅因工伤致残退休回家,看到舅妈更是厌恶,便怪罪外婆当年不该反对二人离婚。舅舅因婚姻不幸而常年心里郁闷,脾气暴躁,自然少不了跟外婆生气。外婆一连几十年处于被欺侮、被压制的地位,负担又重,此时儿子也不理解自己,更是有苦说不出,终于积怨成病、积劳成疾。加之本来就有肝炎,故而来我家以前就得了肝硬化。当我的母亲回到老家时,外婆已经不能行走,腹水使她的肚子肿得象一口大锅。我的母亲在听到医生说,外婆只剩下几个月的生命时,为了能让外婆能够享些福,硬是把外婆从老家背了回来。肝硬化的晚期,是一种非常痛苦的疾病,但是外婆来到我们家以后表现得很坚强,每次我们与她在一起,她都慈祥地微笑着,忍着痛。

太谷县的医院已没有办法了,我的母亲就怀着一线希望就带她到地区医院,省城医院去;省城大医院没办法,我的母亲就四处打听偏方,经常是一听到有什么消息就连夜租个拖拉机去山里、农村寻找;听说有一种远红外治疗仪有些效果,我的母亲就赶紧买回家一台。然而为时已晚,外婆的病早已成为不治之症,这一切努力都没有效果。

我的母亲只好天天买一些大鱼大肉给外婆做着吃。然而,外婆由于肝功能的原因,也总是吃不了几口。有一天,外婆对我说想吃山楂做的糖葫芦,我就上街去买,当时太谷县做小生意的人还比较少,卖糖葫芦的更少。我在城内转了整整一个上午,偏偏市面上没有卖山楂糖葫芦的,只好买了一串跟山楂味道完全不一样的“秋海棠”做的糖葫芦。尽管不遂其意,但外婆仍然夸我,说这个外孙孝顺。

即便是疼痛异常,外婆也从不在我们面前显露,硬挺着跟我们过了一个春节和元宵。元宵节过后,外婆也自感来日无多,于是催促着回到老家去。于是一九八五年正月十七,我的母亲又送外婆回老家去。我和姐姐都舍不得外婆走,外婆就紧紧地握着我们俩的手,安慰我们说回去养好了就回来。

我当时还惦记着外婆的话,总是幻想着哪天外婆能够好好地回来。可是二十多天以后,我的母亲和外公回来了,当我看到母亲脚上穿着的白鞋时,(「注」河南滑县风俗,守丧要穿白衣白鞋)我才明白,我永远也见不到疼我爱我的外婆了。得知外婆的噩耗,我不但异常悲伤,而且非常愧疚,因为我从没好好报答她一天。那一段时间,我上课时总是想起以前外婆疼我的情景,想起我小时发下的誓言,要到二○○○年开小轿车接她,顿时泪如泉涌,老师劝、同学劝、父母劝,但谁都劝不住。按照滑县的规矩,外姓人是不用给外婆戴孝的,但我坚持要戴,整整戴了一年。直到十年以后的一九九四年,我上大学四年级回老家时,还跑到外婆外公合葬的坟上,抱着墓碑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

我的外婆是一个非常命苦的人,从小孤苦伶仃、寄人篱下;年轻时省吃俭用,好不容易置下点土地,就被划成了地主;接下来丈夫被抓,一个人含辛茹苦把三个孩子拉扯大;然后就是大跃进、大饥荒、文化大革命,一辈子受歧视、受迫害、忍饥挨饿……什么样的罪都遭过了,什么样的苦都吃过了,什么样的气都受过了,可是生活刚刚由苦变甜,不到七十岁就去世了。哪怕是多活上三年五载,享上几天清福也好啊。人间的事情,为什么总是如此不公?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七章 黄金时代(1984~1987) 四、成长的历程

一九八三年我上了初中,在太谷五中就读。我刚上初中时入学考试成绩非常好,于是有些骄傲,不怎么爱学习了,结果一个学期下来,成绩就落到了全班第十九名。此后初中三年,虽然父母对我管教很严,但由于我实在贪玩,所以成绩一直都不怎么好。特别是初中二年级时,更是落到全班四十多名,在六十个人的班里,已经算差等生了。那时我特别爱看电视,每当父母问我作业写完了没有时,我总是撒谎说写完了,然后就看电视。可作业第二天得交,于是我晚上总是乘父母睡着了就偷偷拿个手电筒,躲在被窝里赶作业。这么就一个学期下来,我的眼睛就近视了。

我小的时候,对天文学兴趣很浓厚,一直梦想着成为一名天文学家或者宇航员。太谷县城小,那时只有一两家书店,可以说我把那书店里所有的天文学书都买回来了,每天边看边想。那个时候我总是在想,相比起宇宙的浩瀚,人类就生活在这么一个小小的星球上,从宇宙的观点来看,人类的价值尚不比大海中的一粒沙子,何必你争我斗?大概是那时开始思考这些问题的影响,我以后形成了对身边人之间明争暗斗非常超脱的态度,既不过问,更不参与。

大概是一九八四年暑假期间,我从当时订的一本《我们爱科学》杂志上,看到一条由江苏省武进县张里湾光学仪器厂发的广告,称哈雷慧星即将于一九八六年十一月接近地球,因此他们厂制作了一批二十倍天文望远镜镜片,可以邮购,每副1。3元人民币;另付包装邮寄费一元。我当时可能是太兴奋了,只看到前面的镜片价格,没看到后面的包装邮寄费,就按着地址给他们寄了一块三毛钱。那时人们都还很不错,没多久收到厂里寄来的一封信,很客气地说还应该再付一元钱的包装邮寄费。后来不久我收到了镜片和制作望远镜说明书,父亲和我一起动手做了一个望远镜。那时物资还很匮乏,太谷县城里连制作望远镜的牛皮纸或者卡片纸都没有卖的,只好买了一些比较厚的白纸卷起来,里面涂上墨汁,勉强把目镜和物镜安上了。每天放学回家,我就盼着天黑,好用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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