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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第6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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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继续缓缓地说道:“我喜欢热妮亚,虽然你可以叫我娜塔莎,但实际上,有时候我常幻想,我就是热妮亚,在经历了那么多以后,一切都无所谓了,最后再壮烈地牺牲。热妮亚就象是一颗蜡烛,在燃烧自己的青春。《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我看了四次,每一次都让我泪流满面,都是为了热妮亚。”这时我发现,这个微笑着忧郁的女孩确实有点像热妮亚。

自从走进这所大学的门以来,我都是一个孤独的苏维埃人。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与我有共同的语言,也没有人能够理解我对苏维埃的情感,更没有人与我谈论有关苏联的问题。然而,眼前的这个女孩,谈起这一切竟然如此驾轻就熟,也没有对我被视做“不合群”的苏维埃人的情感有任何大惊小怪,这就使我感觉颇好了。于是我也对她发生了浓厚兴趣,越谈越投机,真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后来在谈话中我得知,原来她就是当年在军训时,唱《昔日再来》的那个俊俏的短头发女孩。

就这样,我开始了第二次感情的经历。这一次感觉很特别,完全不是现实中的感情,而是纯粹的理想中的感情,柏拉图式的感情。她叫我“雅科夫同志”,我叫她“娜塔莎同志”,我们谈论我的理想、我的悲伤、我的经历,谈论苏联的历史和现实,谈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谈论俄苏文学和俄罗斯音乐,发泄着对这所媚俗的大学和那些“庸俗经济学家”(「注」这是财大学生们私下里对“知识混子”类型的教师们的一种蔑称)的蔑视和厌恶。尽管她在很多地方并不赞同我,但是在每一处都能理解我,这就是我最需要的。每天下了晚自习,我们就不约而同地到图书馆门前等着对方,然后一起在校园里散步,或者到“思园”中小坐。就这样,我度过了我青年时代最幸福、最理想、最浪漫和最真挚的八个月。

那年五月九日我过生日时,娜塔莎送给我一本《呼啸山庄》,还有一盘当时刚刚流行的《校园民谣》磁带。我与娜塔莎的相识,就像一九九四年风行全国的《青春》那首歌中所唱到的那样:在那遥远的春色里,我遇到了盛开的她;洋溢着眩目的光华,像一个美丽童话;允许我为你高歌吧,从此我夜夜不能入睡;允许我为你哭泣吧,在眼泪里我能自由的飞。

第二天傍晚,我象往常一样到女生楼门口等待娜塔莎。那天天气特别的好,红彤彤的夕阳,金黄色的晚霞,高空中鸟儿在自由自在的飞翔……这个情景,永远地留在了我记忆的深处。许多年以后,只要我见到夕阳西下,总是忍不住会想起那首歌:每当你回头看夕阳红,每当你又听到晚钟,从前的点点滴滴会涌起,在你来不及难过的心里……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九章 我的大学(1991~1995) 十八、走向民主社会主义

“欧洲共产主义”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西班牙共产党前总书记卡里略曾对记者说过:“我过去曾经是一名斯大林主义者,是的,但是哪一个共产党人过去不是斯大林主义者呢?”作为一名精神上的苏维埃人,我最初自然也是一名斯大林主义者。尽管随着对苏联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也逐渐认识到斯大林主义无法无天、残忍暴虐的一面,内心中已经感觉到了某种震撼。但是,固有的思维定式并非是能够轻易改变的。当时,我为苏联的解体忧愤不已,对西方势力恨之入骨,对中国现状愤世嫉俗,总是觉得全世界都在与我作对。我也如同所有的斯大林主义者一样,企图按照自己的意志重构社会,用自己的道德观来要求世界。一切都如同标准的斯大林主义者们理所当然的那样:极端,冷酷,坚决;又如同“套中人”那样,拼命地捍卫着已经不合时宜的陈旧信条。

娜塔莎虽是我忠实的听众,但始终没有赞同过我的想法。于是,我们两人之间谈话的内容,相当大一部分都是思辩与交锋。“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们有什么资格这样做?为了人民?拜托,我就是人民的一员,但我不愿意按照你们规定的格式生活,还有很多人,也不愿意按照你们的设想生活……尽管我承认你们有正义感,但你们有什么权力要求所有人和你一模一样?那不如以你做模型,生产机器人好了,同样的面孔,同样的发型,同样的衣着,同样的想法,请问你愿意在那种世界中生活吗?人人都应当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和权利,这世界本来就是丰富多彩的,你们怎么能够要求它变得单调乏味?你这样的社会一定非常可怕,如果你真的实现了这种理想,一定是另一个人间地狱……”

就如同五年以前枪决齐奥塞斯库给我带来的思想转折一样,思想的革命往往是静悄悄地发生的,自己根本意识不到。在一次又一次的激烈的辩论与争执中,在我拼命维护着那些斯大林主义信条的同时,我的思想竟然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一些变化:不再那么极端偏执,不再那么抱残守缺,也不再那么愤世嫉俗。我渐渐学会了宽容,理性,中庸……我仍然是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但已经不再是纯粹的斯大林主义者了。

一九九四年的十月,学校对面的省图书馆投影厅上映了一部获得多项奥斯卡大奖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这部电影早已声誉斐然,因此我自然也去看了。我不得不佩服斯皮尔伯格高超的导演技巧和深邃的思想内涵,他的这部作品给我的心灵深处带来了极大的震撼。通过这部电影,我比任何时候都深刻地体会到什么是人道主义,什么叫博爱。本来在与娜塔莎之间不断思辩的基础上,我的思想已经发生了一些量变,内心中的斯大林主义堡垒早已摇摇欲坠。而这部《辛德勒的名单》,则如同重重一击,彻底粉碎了还残存于我心中的斯大林主义教条,使得我完成了质变的过程。当我看完这部电影,感动得泪流满面地从投影厅里走出来时,已经义无返顾地成为了一名民主社会主义者。从此,我树立了一个牢固的理念:每一个人的自由与权利都无比珍贵,都值得我不惜一切代价去维护、去捍卫。

在与娜塔莎不断思辩中度过的八个月,是我思想变得成熟的八个月,是我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八个月,也是梦一样的八个月。我最终信奉了在尊重和保障人民自由选择的基础上,尽力建设一个民主、人道、文明的社会主义的社会理想,为公正、自由、宽容和友爱,为弱者的利益而战。从此以后的十年里,我始终遵循着这条原则,为实现这个梦想而奋斗不息,战斗不止。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九章 我的大学(1991~1995) 十九、ОГОНЕК灯光

我原本学过一段绘画,在一般非美术专业的大学生中水平尚可。但由于上大学以后一直抑郁寡欢,渐渐地也就不画了。我和娜塔莎相识后一起上自习时,她发现了我在军训期间绘在笔记本上的一些钢笔风景画(奇*书*网…整*理*提*供),顿时感到十分惊讶。于是她问我,为什么现在不画了?我回答说,没有心情。她说,你有这么好的功底和悟性,为什么不继续画呢?你的画充满了对生活的热情,为什么不再继续发展呢?我想了想,觉得也对,就按着她的要求又画了几幅钢笔画,多半是苏维埃战士、莫斯科红场等。现在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一幅红军和红海军战士的画,以我和她作为原型画的。她看了以后微笑着说,一看到这些画,她就联想到以前看过的五十年代的《СоветскийСоюз》(「注」俄文,苏联)杂志上的封面人物。

在娜塔莎的鼓励下,我又拿起画笔,开始绘画创作。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她过二十一岁岁生日时我送了她一份特别的礼物:一本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一个我自己制作的书签,书签的正面绘的是钢笔画,有一个美丽的红军女战士形象,反面则是微型油画,画的是月光掩映下的白桦林。除此之外,最主要的礼物是一幅取材于苏联卫国战争歌曲《灯光》的油画《ОГОНЕК》,中间对折成为一个贺卡形式,展开以后大概是四开大小。封面上写着:

НАСТАСИЯ21ГОДВСЕГДАБЫТЬМОЛОДОЙ!

(「注」俄语:娜斯塔霞,21岁,永远年轻)

展开以后,就是我的油画《ОГОНЕК》。背景是宁静的夜空,俄罗斯的广袤原野,映着月光的伏尔加河;油画的核心部分,是一轮金色的圆月,衬托着背着长枪和行装的红军战士和他恋人;他们互相拥抱着,倾诉着告别;远处,是故乡的村庄和东正教堂,姑娘居住的木屋窗户里,正透出温暖的灯光。绘画需要灵感,这幅画的灵感来自一个失眠的夜晚。当时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耳朵边总是一遍一遍地响起这首《灯光》:

有位年轻的姑娘,送战士去打仗他们黑夜里告别,在那台阶前透过淡淡的薄雾,青年看见在那姑娘的窗前,还闪亮着灯光

前线光荣的大家庭,迎接着青年到处都是同志,到处是朋友可他怎么也忘不掉,那熟悉的街道那儿有可爱的姑娘,和心爱的灯光……

就在这时,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这么一幅图景:夜空、繁星、明月、草原、村庄、战士、姑娘、灯光。这个图景由模糊变得清晰,逐渐组合起来,成为一幅完整生动的图画。当这幅图画组合完毕之后,我禁不住心情激动,立刻披衣而起,来到学生会办公室,就开始画了起来。一天两夜,连饭都没有吃,一气呵成。除了画面本身以外,画的上下又用红色刷成边框,这样这幅画看起来有广角镜头的感觉,然后又在上方的红色边框正中写了ЛДЯНАТАЩА(「注」俄语:献给娜塔莎)几个美术字,在下方红色边框右侧署了我的俄文名字:ЯКОВ。并且点缀了一个金星、镰刀和锤子标志。

娜塔莎的生日那天正好也是个星期六,我们约好先去跳舞。当时天气已经有些很冷了,我来到女生楼下面等她出来后说:“达瓦里士,请收下雅科夫同志的礼物,雅科夫同志不喜欢送花,但雅科夫同志敢打赌,这份礼物将强过一打鲜花。”接着,我把这份礼物交给她,看到这巨大的信封,娜塔莎眼睛瞪得很大。我说,现在不要打开看,等晚上回去再打开。

第二天晚上见面时我问,礼物看了吗?娜塔莎显得很激动。“你知道吗,我昨晚上一夜没睡。”她说,“我把你的画看了又看,我们寝室的女孩们个个羡慕得不得了,看着看着我哭了,那个短头发的姑娘就是我……这是我一生中收到的最好的一份礼物。相信今后我再也不可能收到这样好的礼物了。”我说,你才二十一岁,怎么就说是一生?路还长着呢。我当时还不明白,她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这是一个不祥之兆。

此后,我还创作了另外两幅画《Азориздесьтихие》(「注」俄文:《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和《关塔那摩》,前者取材于我对苏联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理解,约一开大小;后者则取材对拉丁歌曲《关塔那摩》的理解,二开大小。每幅画都无一例外画着红星、镰刀和锤子标志,并写着ЛДЯНАТАЩА。 在这两幅画作完成之后,我又着手准备画一组史诗画《祖国》,作为自己对苏联卫国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献礼,当时已经设计好了这一组多达十三幅画的全部构思。但只完成了其中的三幅,后来全部中断了。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九章 我的大学(1991~1995) 二十、回乡偶见

一九九四年十月底,是我外公去世三周年忌日。本来按照滑县的规矩,外姓人是不用回去参加祭奠的。但是,我想念外公,于是自己买了张火车票赶回去。那天晚上我乘坐武昌开往西安的九十四次特快,在郑州下车再转乘汽车去滑县。

那时社会上已经被急功近利的氛围所笼罩,到处呈现出见利忘义、见钱眼开的现象。到了郑州以后,我到汽车站坐上一辆郑州开往道口的中巴车。上车时,那个中巴车主对我赌咒发誓说马上就开车,于是我就相信了他买了票。结果那中巴竟然从中午十二点晃到下午两点半才开车,到了郑州郊区的一个批发市场时又说还要进去拉货。我在车上等得实在不耐烦了,要求退票下车。那个车主把钱攥到手里了,就不愿意退票。于是我就跟他大吵了一架,最后中巴车主少给了我五块钱让我下车了。

下车后,我又打了一辆面的回到长途车站,找了一个国营班车坐上,此时已经是下午四点。国营班车守时间,准时发车了。等汽车走过黄河大桥,上来几个扛着大麻袋的人,麻袋里散发出动物尸体腐烂的气味,令人作呕。其中一个人还坐在了我的旁边,一身的腥臭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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