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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第7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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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市冬天很脏,我们卖灯笼需要每天站在外面风吹日晒,也没条件洗澡,身上脏兮兮的。当时我的头发脏得如同毡子,根本就梳不动;身上穿的白衬衣早就变成了黑色。一天我母亲看到电视里做广告说,太原开化市商场里正在举行西服展销活动,一套“将士托”牌的纯羊毛西服只要三百八十块。于是我母亲就让我去开化市转转,看到有合适的就买一套。那天我带了三四千块灯笼款,穿着脏兮兮的衣服来到开化市,跟营业员说要买一套西服。那个营业员看了看我这蓬头垢面的样子,断定我是个民工,就带着我到了“一百元区”看劣质西服。我一看是化纤面料,就说我要纯羊毛的。那营业员脸上露出惊奇的神色,对我说:“纯羊毛的很贵呀。”我估计,她心里八成是想,就你这副样子还买得起纯羊毛西服?

那一年我和我母亲每天在太原守摊卖灯,父亲就留在家里照应,前面提到的任忠生装货送货,配合得十分默契。本来花灯销售行情还不错,但出了“朔州假酒案”以后,太原市也就不好再大张旗鼓地搞元宵节庆祝活动了,我们家花灯生意受到很大影响。即便是这样,也比上一年强得多:总计卖了将近四万块钱的货,其中在柳巷北口卖了三万块钱,还有一万块钱是另外新找的一个代销的卖的。我们卖灯笼的时候,那个前一年坑我们的段经理还到我们商店晃悠了一圈,大概是还想代销我们家的货。我母亲虽然对他恨在心上,但也还是笑脸相迎,就是不提给他代销的事情。姓段的也看出来自己没戏了,就又跟我母亲东扯西拉两句走了。

不过,那一年我们还是被一个代销的人给骗走六千块钱的货。那小子叫张建民,长着一副忠厚脸,但实际上是个奸猾小人。张建民卖了我们家的货,等到我母亲去找他结帐时,他却说那卖货的钱因为自己赌博,被公安局给当成赌资没收了,现在身无分文。我们家是小本营生,我母亲一向做的是信义买卖,也没签什么合同,只是张建民拿货时打了个收条,上面写着金额、数量和品种。当时我母亲想告他,但后来又觉得光凭收条证据似乎不足,一打官司还要掏钱交诉讼费请律师,弄不好赔的更多,也就只好自认倒霉了。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1995~1999) 十三、下岗工人

计划经济时代的企业只讲产量产值,不需要自己操心亏损还是盈利,亏损的企业靠上级的拨款仍旧维持着生存,因此国有企业真实的经营情况被掩盖起来。一九七六年时,全国就已经有三分之一的国有企业陷于亏损状态,投资利润率、百元资金产值率不断下降。八十年代国有企业试行承包制改革和厂长经理负责制,不但没有改善国有企业的处境,反而因为监督缺位造成国有企业资产的进一步流失。以前的国有企业,工人小偷,领导大偷;到了九十年代初期演变了厂长经理的大口鲸吞,把国有企业掏成空壳后一拍屁股走人,自己发财或者异地做官去了。恰逢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企业需要自己找市场、搞竞争。在短缺经济时代,即使是残次产品也是不够用的,根本谈不上什么竞争。到了物资丰富年代,昔日“皇帝女儿不愁嫁”的好日子就一去不回头了。于是,一股国有企业破产倒闭、工人下岗失业的风潮席卷了中国大地。在这场来势汹汹的失业大潮中,我在郑州的两个表姐、两个表姐夫、表嫂,在武汉的堂兄、堂嫂均成为数千万失业大军的一员。我的父母虽没有领到“下岗证”,但也跟下岗人员一样,一连几年拿不到工资。

我最早听说下岗的概念是在一九九○年我辍学的那半年。不过那时不叫下岗,而叫“放假”。当时铁Z局有很多青年工人没有活干,纷纷“放假”回家。那时正是一九八九年事件刚过,新领导人特别重视社会稳定工作,因此下令银行发放“安定团结贷款”,就是没有活干也要贷款发工资。后来我在银行的时候见到过不少“安定团结贷款”造成的呆帐坏帐,企业早就不存在了,帐却还挂在银行。到了一九九二年,开始实行内容是打破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的“破三铁”改革,结果矛盾激化,出现了被裁员回家的工人跳楼自杀和报复企业领导的事情,于是渐渐地也就不提“破三铁”了。

“破三铁”不提了,可国有企业的困境却愈演愈烈。银行的“安定团结工资”救救急可以,但长期靠银行贷款养活着几千万人的嘴坐吃山空,也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这些亏损企业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发工资,转眼就山穷水尽了。说到国有企业工人下岗,我作为一名工人子弟,自然不会赞同某些养尊处优的经济学家和官僚们所说的那样是所谓“改革的阵痛”。在我看来,这是长痛,为以前的统治者试图一步登天地搞社会实验所付出的惨痛代价。

作为从小在铁路工人社区长大的工人子弟,我自然对工人阶级怀有深厚的情感,对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一直着意地关注。多年来,我比较注意研究和思考国有企业现象。恰好我的工作让我有机会触及很多国有企业,与企业的干部职工接触。根据我的观察,中国的国有企业具有一些在西方国家企业根本就没有的劣势,这是导致中国国有企业问题严重的根本原因。这些劣势表现在:

一是没有竞争,企业没有正常的淘汰机制,企业没有忧患意识和进取精神。正常的企业如同人一样,具有生老病死的过程。西方国家的老企业破产、新企业兴办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然而在中国以前的几十年里,由于强调所谓的“社会主义优越性”,企业能生不能死,一个企业无论多么孱弱,多么不合时宜,都可以无忧无虑地存在下去。许多早就应当破产倒闭的企业,却不退出市场,继续徒然地耗费着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几十年时间里,中国竟然没有一部《破产法》,直到一九八八年,沈阳防爆器材厂才成为第一个破产退出市场的企业。到了改革开放后竞争兴起,这些一无优势、二无积累的企业,自然成为第一批淘汰对象。

二是没有集约经营意识,只有粗放经营传统。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片面追求产量产值、不管质量效益;企业一味扩大生产规模,不注意搞技术革新和产品的升级换代;企业技术陈旧设备落后,产品“傻、大、黑、粗”,质量低劣,能源和原材料耗费却相当惊人。从二○○○年到二○○四年间,我曾经多次到几个濒于破产的老纺织厂调研,发现这些厂均有同一个特点:多是六、七十年代兴建,自兴建之日起,就有许多机器是从上海淘汰下来的、三四十年代生产的旧纺织设备,早就过了报废年限,故障多、残次品多。然而在盲目追求产量的年代里,这样的企业数量很多。在计划经济年代,只要完成生产指标就行了,产品质量再差也可以进产值。企业的生产利润全都作为利税收上去,企业自身没有积累,也无力进行技术和设备革新。到了市场经济年代,面对新建集约型企业生产的高质量、低价位产品的竞争,这类企业怎么能招架得住呢?

三是国有企业之间、银行与企业之间不存在真正的市场关系。无论是甲企业还是乙企业、无论是丙银行还是丁银行,都是国家的,相互之间的关系无非是一件衣服上的这个都还是那个兜。企业没有信用意识,三角债拖欠严重,九十年代初全国投入上千个亿清理三角债也没弄出个头绪来。一九九九年底我到一个大建筑企业去,看到企业当年应收帐款居然高达五个多亿,多是一欠四五年的陈年老账,甚至还有十几年前的欠账。那个企业穷困到什么程度,可以这么形象地说:企业已经拖欠了十九个月的工资,那时临近春节,企业千辛万苦筹集了二百万元发放过节费,四万名职工人均五十块;据说附近有些娱乐城里的做台小姐就是该企业一些女职工,妻子坐台、丈夫护送,情景可悲可惨。银行也没有风险防范意识,企业要钱就给。前面提到的“安定团结贷款”,就是一种明知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也要给的钱。银行的资产是靠吸收老百姓的储蓄负债得来的,是要还的。银行大量贷款收不回来,只好拼命拉存款寅吃卯粮地维持头寸。企业的资产也是国家的,地皮也是国家的,银行就是打官司也难以收回来,慢慢地就流失掉了。即便是打了官司,也不过从这个兜里掏到那个兜里,还要缴纳一笔数额不小的诉讼费、代理费、执行费。但是早晚有一天这些钱还要有个说法,那时还需要全体老百姓再付出一次代价。这种没有信用意识,是体制性的诚信缺失,加剧了当代中国社会原本就严重的缺乏诚信问题。

四是法制、法规不健全,行政干预严重。中国的国有企业多有上级主管部门,企业法人由主管部门指派,外行领导着内行,甚至企业经营行为都由上级主管部门指手画脚。培养一个既懂市场、又懂经营管理,既不谋私利、又肯于真抓实干的企业家本来就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可是在上级主管部门的行政干预之下,企业法人说换就换。中国是个官本位的国家,社会精英多集中在权力部门而不是经济部门,一个优秀的企业家最好的结果就是获得提拔去当官,而不是办企业。俗话说“术业有专攻”,一个优秀的企业家,未必是一个称职的官员。而在西方国家,除了要求企业照章纳税和正当经营以外,政府并不怎么管企业的经营,人家的企业反而生存的更好。这就是一个悖论:西方国家的对企业放任自流,政府只管创造外部环境,制订法律法规;而在中国,政府对企业抓得很死,什么都要管,却又管不好;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独独忽视了为企业创造外部环境,造成企业行为失当、假冒伪劣盛行。二○○○年,我与某县一位管工业的副县长谈话时,那位县长就曾经得意地说:“县里的那些企业,都是我们手里掐着玩的。”后来,我到过一个濒于破产的服装厂调查,这个服装厂原本在建立之初生意红火,是当地的明星企业。然而上级主管部门撤换了原来的厂长,非要搞承包制改革,让私人承包了这个企业。私人拿着国有企业的资产一点也不心疼,大搞短期行为,短短几年就让企业从原来的生意兴隆变成濒于破产。承包期满,承包人吃肥了,自己发财去了,留下五百多名走投无路的工人。

五是中国没有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企业包袱重。在一些西方国家,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开始陆陆续续地向福利国家过渡,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无所不包的高水平福利体系。一个人从上幼儿园起就享受补贴;上中小学则是免费受教育,有的国家还提供免费的午餐;上公立大学免费或低价,只有私立大学才是全自费的;失业则提供失业保障金,对低收入者提供廉价住房;看病则有全民免费医疗或者是医疗保险;老了则有社会发放的养老金或养老保险。企业除了在经营时为了这些福利的实现缴纳各种税收外,基本没有什么额外负担。而中国不一样,虽然福利水平很低,但无奈人太多,负担也不轻,全都由单位背着,企业效益好时没有居安思危,而是大手大脚地花钱,利税全部上缴;效益一旦不好,也要维持着福利开支,更加举步维艰。我的父亲年轻时单位有公费医疗,但那时身体健康,除了感冒发烧拉肚子外没什么大毛病;等到老了得了重病,单位却因为不景气报销不了医药费,前前后后治病花掉了二十四万,绝大部分都是我母亲糊灯笼卖挣的钱和子女掏的钱。而那些没有钱的工人得病,只有回家等死一条路了。就连企业的退休人员也要企业负担,有些企业历史悠久的,退休的比干活的还多。这样的企业,怎么可能好起来?

六是企业内部缺乏正确的激励淘汰机制。只要不犯政治错误就能进不能出,无论多么不称职的人都照样拿工资;企业内部分配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干和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养舒坦了一批懒人笨人,伤害了一批能人勤者;到了改革后人们渐渐获得了择业自由后,很多能人纷纷离开国有企业另谋高就,而相对能力较弱的却沉淀下来,企业的人员素质越来越差。其实大家可以认真回忆一下,七八十年代的国有企业,有几家不是每天上班时间在大门口、车间里聚集一帮无所事事的人吹牛聊天或者忙私活的?二○○○年我接触过一个总是发生请愿事件的建筑机械厂,了解到该厂的职工里有相当一部分是老职工子弟接班入厂,文化层次低、技术生疏,重大事故和人为设备损坏时有发生,厂内经常出现做私活占用公家东西现象,甚至部分职工监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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