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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载小说，随报纸分送。这些报刊为孕育和传播小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同时也在若干方面造成了这一时期小说的特点。
清代后期小说在题材和内容方面有许多新的变化。如果说，像《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等侠义小说，大体还属于旧小说的范围，那么在狎妓题材的小说中，则既有陈旧的才子佳人模式，也有了像《海上花列传》那样冷静的具有写实意味的作品，反映了半殖民地化的中国都市生活的特有情景。而随着人们对清政权越来越失去信心和清政权越来越失去对社会的有效控制（特别是在租界，官府已无权管理），以抨击官场黑暗为中心的政治小说——即鲁迅所说的“谴责小说”也大量产生，其尖锐程度是中国过去各类文学都从来未曾有过的。更进一步，还出现了一些以鼓吹革命为明确目标的政治宣传小说。在这些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中国社会的一系列变化。
清代后期小说，大都仍是以章回小说的形式出现，但和传统的小说还是有些明显的不同。比如像古典小说中经常杂以诗词的情况，在这一时期的许多小说中不大出现了；有些作者对长篇小说的结构，表现出有意识的追求（如《海上花列传》）；有些小说，开始使用中国旧小说素来未有过的第一人称叙述（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等。这些形式技巧的变化，往往是在传统小说的基础上借鉴了翻译小说的长处，显示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向。
但是，在小说产出如此之盛、由于特殊历史条件写作也相当自由的这一时期，小说的艺术成就却并不高。不仅没有出现清中期的《儒林外史》、《红楼梦》那样的杰作，而且除了《海上花列传》，大多数小说都显得浮露。之所以如此，除了许多小说是应报刊连载之需而断续地写成，缺乏完整的构思与精细的加工之外，重要的原因，大致有三点：
其一，清代后期小说除了侠义一类以外，那些反映现实社会情状的作品，往往是作者依傍实有人物事迹，采摭所见所闻而加以渲染而成。其结果，一方面是忽略了小说作为虚构艺术的特征，在人物形象、故事情节方面缺乏想象力；而另一方面，在通过虚构人物故事反映生活真实面貌这一点上，又缺乏深刻的写实性。
其二，与政治的关系过分密切，这特别表现于清末的政治小说。由于报纸、期刊的传播功能和小说对大众的吸引力，使得清末小说的社会影响非常大。因此一些主张变革的知识分子，普遍把小说视为一种改造社会的手段，并认为这才是小说的首要价值。如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认为道德、宗教、政治、风俗、学艺乃至人心、人格的革新，都有赖于小说的革新；王钟麒，也提出“今日诚欲救国，不可不自小说始，不可不自改良小说始”（《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
他们把素来不入“大雅之堂”的小说，提高到空前的地位，这对促进小说的繁荣是有作用的。但同时也可以看出，这种以社会功利为首要目的的小说理论，与传统的“教化”文学观实有相通之处——尽管两者政治立场和所重视的文学样式不同。当然，小说确实具有一定的改造社会的功能，但作为一种艺术创造，首先不能离开作者个人的人生体验和真实情感，以及强烈的叙述欲望。如果把社会功利放在首位，强调选材一定要做到“事实之于国事有关”，目的一定要放在“惊醒国民”、“裨益社会”（同上），对小说所造成的约束会是相当严重的。
其三，过多受到读者趣味的影响。小说本来是大众性的读物，适应大众需要是不可避免的。但优秀的作家，并不因此而放弃自己独立的创作立场。清末小说主要通过报纸、期刊来传播，这种传播方式具有商业性强、社会影响大、反馈速度快等新的特点，使得作者与读者的距离更近了。但在当时的中国都市社会中，一般市民的欣赏能力和人生情趣都高不到哪里去，过分迎合读者必然影响小说创作的水准。而实际上，清末最盛行的狎妓小说和谴责小说都有投合市民趣味的因素。在清政权摇摇欲坠的情况下，一般市民在风流故事之外，对了解官场的黑暗和隐秘也是饶有兴味的，他们可以在阅读中得到一种发泄的快感。大多数谴责小说都写得浮浅夸张，偏向于用漫画式的手法来揭露社会阴暗、丑化官场人物，而很少注意发掘人性的复杂性，这既是作者的修养问题，也是有意无意迎合读者的结果。
综上所述，可以说清代后期小说既包含了众多的新因素，在古代小说与现代小说之间起着一定的过渡作用，同时也仍然存在种种不足。中国小说优秀传统的继承与发展，还有待“五四”新文化的兴起。
另外，在这里有必要简单地介绍清末的翻译小说。西洋小说的译印，虽然早在乾隆时就有过，但为数极少而又没有多少人注意。清末的翻译小说则为数众多，流播极广。以最著名的译者林纾为例，他一人在辛亥革命前所译小说，就约有五十多种。这些翻译小说在社会上影响很大，《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等，都曾轰动一时，风行全国。林纾在文学翻译事业中的地位极高，但他并不懂外文，他是根据别人的口译来组织成文的，因而译文与原意的出入是不可避免的。
以林译为代表的翻译小说，向国内读者形象地介绍了西方文化和风土人情，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对许多新一代读书人的觉醒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在文学意义上，它也为中国小说在形式、技巧上提供了借鉴。但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小说翻译没有什么系统性，名著所占的比例也不大，侦探、言情之类的小说是主流，这也是很大的缺陷。
周树人（鲁迅）、周作人兄弟在留学日本时选译的《域外小说集》（1909），是以严肃态度有系统有选择地从事小说翻译的开始。但这书在当时社会上完全没有引起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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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侠义小说
自《水浒传》以来，通俗小说中形成了一个描写民间英雄传奇故事的系统。但随着封建道德意识在社会中不断深化，这一类故事的反抗色彩越来越淡薄，英雄人物越来越受正统道德观念乃至官方力量的支配。到了嘉庆年间，出现了《施公案》（旧说为道光年间作品），写康熙时“清官”施世纶（小说中作“施仕伦”）断案故事，有绿林好汉黄天霸等为之效力，把侠义小说与公案小说结合为一体。清后期侠义小说仍然沿承这一方向，以维护官方立场的态度写英雄传奇，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儿女英雄传》、《荡寇志》、《三侠五义》等。
《儿女英雄传》署为“燕北闲人”著，作者真名文康，姓费莫氏，字铁仙，满洲镶红旗人，大学士勒保之次孙。据在文康家居馆最久的马从善所作的序称，文康曾捐资为理藩院郎中，后担任过地方官职，晚年被任为驻藏大臣，因病未成行。马氏又说他家世贵盛，“晚年诸子不肖，家道中落”，因作此书以自遣。据书中提到《品花宝鉴》来推断，成书当在道光末或咸丰初。又据“缘起首回”称此书别名《正眼法藏五十三参》，似有五十三回，马氏序亦云“书故五十三回”，而现存仅四十回（另有“缘起首回”）。但从全书的结构来看，故事到第四十回应该结束了，马氏也说，他所看到的后十三回不仅残缺零落，而且文笔很差，不像是文康所作，所以“竟从刊削”。也许作者本意要写五十三回，但只写到四十回就完事了。
小说写安骥因父亲安学海被上司陷害入狱，遂变卖家产前往赎救，途中遇上歹徒，幸得侠女十三妹解救，同时被救的还有一位村女张金凤，二人经十三妹摄合，结为夫妇。后安学海访明十三妹就是其故交之女何玉凤，因父亲被大将军纪献唐所害，乃变姓埋名，志在报仇。安学海告诉她纪献唐已被天子处死，她自念父仇已报，母又去世，无处可归，便欲出家，却被张金凤等人劝阻，最后也嫁给了安骥。安骥得两个妻子之助，考中探花，连连高升，位极人臣；张、何各生一子，全家享尽富贵荣华。
《儿女英雄传》在作者的特定立场上，写出一种梦想中的完美人生，其思想情趣实在是很平庸的。安家一家人，充分地实践了臣忠、父严、母慈、子孝、妻贤这些基本的封建伦理纲常，又主要在安学海身上，体现了饱学、仁厚、恬淡等旧时文人所尊崇的一般美德。小说写安骥作为旗人而中探花，由科举飞黄腾达，则又寄托了作者对八旗子弟重振前人事业的期望。总之，这可以说是由一群在传统道德意义上而言的完美的人组成一个完美家庭，并且最终得到完美的幸福。由此，小说歌颂了“三纲五常”的“完美”价值。作者还有意识地与在当时已经很流行的《红楼梦》相对抗。在第三十四回中，他把自己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与《红楼梦》中的主要人物分别加以对照，认为后者在品格上各人都有严重的缺陷，更清楚地表现了他的说教意图。
一般说来，像这样观念性很强的小说，很容易写得迂腐枯燥。但是，《儿女英雄传》虽然算不上杰作，却还是颇能吸引人的，在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中，也占有一定的地位。这表明作者具有较高的才华，在宣场封建伦理的同时，也还具有把生活景象、人物故事描写得生动有趣的能力。
从小说的结构来说，所谓“儿女英雄”，是把才子佳人小说与英雄传奇小说彼此捏合，所谓“儿女无非天性，英雄不外人情；最怜儿女英雄，才是人中龙凤”（缘起首回）。这是在以前小说的陈套中翻新，获得一种较新鲜的故事趣味。作者还较好地学习了民间说书艺术的长处，把故事情节布置得波澜曲折，把细节描绘得很详尽。虽然全书整体上贯穿了封建纲常观念，但在许多具体的细节中，人物形象还显得比较鲜明，有一定的个性，人物的言行也比较有生气。如第四、五回中悦来客店一节，以安学海的迂腐与十三妹的豪气相对照，具有传统侠义小说的生动趣味；又第二十七回中十三妹出嫁之前反复权衡的一节，心理的刻画也颇为细致。小说的语言，是用“说话人”的口气来写的，常常能写出相当生动的语气、腔调。当然，小说的观念性的框架所造成的艺术上的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因此情节的开展、人物的行为常有完全不合理的表现。如十三妹在前半部分作为“侠女”出现时，性情刚烈，举止果敢；一旦恢复为何玉凤，嫁了安骥，从此变成一个三从四德的少奶奶，极为做作。
《荡寇志》七十回，末附结子一回，因故事紧接在金圣叹腰斩的七十回本《水浒传》之后，故又名《结水浒传）。刊行于咸丰初年。作者俞万春（1794—1849），浙江山阴（今绍兴）人。作者是站在仇视水浒英雄的立场上写这部小说的，他对《水浒传》中让宋江等人受招安也深感不满，在《荡寇志》中，让水浒一百单八将全都被雷神下凡的张叔夜、陈希真等所擒杀，以表现“尊王灭寇”的主旨。在写作技巧上，这部小说也还有些长处，但在思想情趣上，却是反映了清代长期专制统治所培育出的奴化精神。
刊行于光绪初年的《三侠五义》继承了《施公案》的模式，而以包公断案的故事作为线索和背景。这种故事，在元杂剧中已很盛行，明清小说中亦多涉及，其中尤著者为明人的《龙图公案》（又名《包公案》），清代说唱艺人石玉昆即以此为蓝本敷演为长篇，这个说书底本经过加工整理，成为一百二十回的《忠烈侠义传》，又名《三侠五义》。清末著名学者俞樾认为小说第一回“狸猫换太子”故事过于荒诞，就援据史实对这一回加以改写，又将书名改为《七侠五义》，成为后来最通行的版本。
《三侠五义》前半部分以包公断案的故事为主线，陆续引入三侠（南侠展昭、北侠欧阳春、双侠丁兆兰、丁兆蕙，俞樾以此四人再加上小侠艾虎、黑妖狐智化、小诸葛沈仲元为七侠），以及五鼠（钻天鼠卢方、彻地鼠韩彰、穿山鼠徐庆、翻江鼠蒋平、锦毛鼠白玉堂）等人的活动。他们原来都是江湖豪杰，为包公的忠义所感化，成为他辅佐朝廷、为民除害的帮手。后半部分主要写侠客们帮助巡按颜查散（《七侠五义》中改为“颜眘敏”）查明襄阳王谋反事实并翦除其党羽的故事。全书又穿插了侠客之间的纠葛。
侠义小说向来是民间最受欢迎的一种文学类型。过去以《水浒传》为代表，虽承认对朝廷“忠义”的原则，但其主要内容偏重于对既存的不公正秩序的反抗。而《三侠五义》中的人物，虽常有小小的越规，但其主要活动却是实现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