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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史话-第1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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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徐州会议的原来只有奉、吉、黑、直、豫、晋、皖七省代表,会议后张勋继续吸收各省北洋军阀参加,因之九省同盟及十三省区大同盟的传说盛行一时。加入同盟的军阀,尽管抱有各种不同的目的,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利用这个同盟来保障个人的权利和地位。除了参加的军阀而外,还有帝制派和政治阴谋家在幕后兴风作浪。他们也各有目的,有的企图推翻共和制度,以便恢复个人自由,有的则是利用军人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除徐州而外,天津也是一个策动政治阴谋的大本营,其中有推举段祺瑞为副总统、以徐世昌为内阁总理以及驱逐黎元洪、拥戴溥仪复位的各种不同主张。天津、徐州之间经常有秘密人物往来,传说徐世昌也曾秘密到过徐州。
8月间,众议院议员赵炳麟提出军人不得干涉议会案,张勋就联合多人通电予以痛斥。9月间,众议员陈允中等质问督军同盟的问题,张勋等又有第二次排斥国会的通电发表。
8月5日,司法总长张耀曾由云南到上海,下榻孟渊旅馆。正当其时,上海海关在轮船中查获大宗烟土,据说张的随员孙世奇有重大嫌疑,可是张否认随员中有孙世奇其人。张是属于国民党右翼的阁员之一,国民党参加内阁本来是段所不喜的。8月13日,北京政府忽然发表一道重申烟禁的命令,命令指出:“不法之徒,巧假护符,暗中贩卖”。这道命令显然是影射西南人物而借以打击他们的。不久查明,上海烟土案牵涉到唐继尧的兄弟唐继禹,而与张耀曾无关。张于8月25日到达北京。上海烟土案发生后,张勋不管与张耀曾有关无关,就发表冬电(9月2日)说:
“张耀曾贩土营私,丧权辱国。国务院为一国最高行政机关,岂容有此败类厕足其间。……勋敢代表大多数之国民曰,此等阁员,此等议院,我辈国民断难承认。”
这时国会已经通过了内阁总理同意案,并且通过了全体阁员名单,因此段不能不出面来替国会讲几句话。他劝告张勋勿再干涉国会。张勋回答说,他不是干涉国会而是“监督国会”。九月中旬,黎也派张勋的老朋友阮忠枢到徐州来疏通。不料通过劝告和疏通,张勋反而更加猖狂,公然联合北洋军阀多人发表元电(9月13日),用更大的火力攻击张耀曾说:
“……政府隐忍而不言,国会盲从而通过。……国会为立法之地,总长为执法之人。法若不行,何以服众。自兹以后,勋等何能再以禁烟法律强令国民,惟有任其自种自运自吸,不过问而已。勋等料各省法庭引为奇耻,忍无可忍,必有与法部断绝关系之一日。……张于此案为嫌犯之一,无论有罪无罪,均应停职付诸法庭。……如以勋等所言为是,请即日罢斥司法总长张耀曾,即交法庭公开审判,以谢天下。如以张耀曾所行为是,即请立罢勋等之职,以谢张耀曾。倘政府仍有为难,即请将勋等与张耀曾一律罢斥,以平其气。……坐衣冠于涂炭,勋等所不屑为,甘缄默以终身,勋等所不忍出。敢援匹夫有责之义,不辞武人干政之嫌。期在必行,伫候明训。”
列名这个电报的有倪嗣冲、姜桂题、张作霖、冯德麟、孟恩远、毕桂芳、许兰洲、王占元、张怀芝、赵倜、田文烈、李厚基、田中玉、杨善德等。
张耀曾忿忿不平地向北京政府辞职。在辞呈中说他“无罪可言,无责可负”。并建议:“张勋目无中央,威逼政府,请严加惩治以安国本,”他说张勋既为“原告”,应当到法庭来和他对质,如果是诬告,应当加以反坐。黎安慰他“不必计较”。段也只说了一句不负责任的话:“见怪不怪其怪自败”。
9月21日张勋公然召集第二次更大规模的徐州会议,并将七省攻守同盟扩大为“十三省区联合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山东督军张怀芝、第五师长张树元、奉天督军张作霖、吉林督军孟恩远、黑龙江督军毕桂芳、江苏督军冯国璋、河南督军赵倜、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西督军李纯、福建督军李厚基、直隶督军曹锟、直隶省长朱家宝、浙江督军杨善德、淞沪护军使卢永祥、第七师长张敬尧、衮州镇守使施从滨、两广矿务督办龙济光、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北京步军统领江朝宗等所派的代表。当这些军阀代表到徐州时,张勋派绿呢大轿前往车站迎接,并包定徐州四大旅馆为招待所。会议在巡阅使署大客厅举行,门禁森严,代表入场亦须通过人身检查。会议决定:推举张勋为十三省区的大盟主,并制定《省区联合会章程》十二项如下:
一、本团体以联络国防、巩固势力、拥护中央为宗旨;二、本团体为防止暴动分子私揽政权而设。国会开幕后,如有借故扰乱与各省区为难者,本团体得开会集议为一致之行动,联合公讨之;三、本团体为维护国家安宁起见,如不得已用兵时,关于联合区域作战事宜,得公推领袖一人总指挥之;四、本团体对于所公推之领袖,认为盟主,凡事经开会公决后,即由领袖通告遵行;五、本团体推张上将军为领袖,遇有重要事体发生,应行主持争执。其不及往返电商者,经由张上将军代为列名,但事后应将原电事由电告;六、本团体如有必须集议之事,应由各省区各派代表到会与议,其集议地点临时决定之;七、本团体联合以后,各方面如有妨害国家统一之行为及对于政治有非理之要求,为公论所不容者,本团体即以公敌视之;八、本团体以外各省区如有反抗中央、破坏大局者,本团体即辅助中央以制服之;九、本团体为主持公道起见,凡有扶持私忿、假借它项名义倾陷报复者,本团体应仗义执言,加以保护;十、各方面对于本团体如有存心破坏及谋削弱本团体之势力者,本团体当协力抵制之;十一、本团体应需经费,由各省区酌量担任;十二、本节略仅具钢要,所有一切未尽事宜,均由众议随时规定。
这些条款说明:徐州会议的目的不仅在于组织一个对抗国会、国民党和西南各省的军事同盟,而且也在于防止北京政府的中央集权,为各省军阀割据打下更有力的基础。这也就是说,无论任何方面,包括北京政府在内,凡有损害他们的权力地位的,都认为是共同敌人而以武力对付。
9月22日,安徽省长倪嗣冲由蚌埠赶到徐州来,亲自参加会议。在倪的建议下,当天的会议改为紧急会议。他在会议上首先发言,认为仅仅制定章程而不采取行动是不够的,因此建议解散国会,废止旧《约法》,罢免西南派唐绍仪、孙洪伊、谷钟秀、陈锦涛、张耀曾五总长,并将此项决议通告北京政府,限于三日内答复。这些建议,实际上就是要把中华民国一脚踢翻,改为中华军国,并向西南各省采取战斗姿态,因此引起了各省代表的顾虑,认为没有取得本省督军的授权,不能擅自同意。倪退一步地想把“解散国会”改为“除去国会中暴乱分子”,但是大家仍然作不得主,因此当天的会议没有结果就散了。
24日,国务院秘书曾毓隽从北京带来一个电稿,因此会议以讨论这个电稿为主题,张勋、倪嗣冲都竭力主张照原稿通过。25日,便用张勋、冯国璋、王占元、李纯、倪嗣冲、张作霖,孟恩远、郭宗熙、毕桂芳、许兰洲、曹锟、张怀芝、赵倜、田文烈、李厚基、张广建、田中玉、杨善德、卢永祥、陈光远、李进才、李长泰、张敬尧、范国璋、蔡成勋、张永成、张树元、王金镜、鲍责卿、唐天喜、施从滨、徐占凤、陆锦、杨以德等三十四人的名义,照北京带来的原稿发出通电说:“唐绍仪学识凡庸,材智猥下,素行不检,秽德彰闻。……唐绍仪曾借比款,以六百万元之巨款,竟与少数人朋比分肥。及其任内阁总理,国会以比款用途相诘,唐恧颜结舌,无可为词,竟至弃职潜逃。唐之此来,实将要结外援,阴图不轨。……务请大总统勿令就职,倘竟不察,使长外交,必至佥壬误国,华夏蒙兼。勋等于唐署名签押之件,一律不敢预闻。除公举代表与唐清算比款外,合词电呈。”
这个电报比起攻击张耀曾的电报来,火力更加猛烈。列名者由15人增至34人,除山西、陕西、新疆三省督军未列名外,几乎是用北洋派的全体名义与一个手无寸铁的北洋老官僚作战。列名者有督军、省长、师长、都统、护军使、镇守使、最后一名是直隶警务处处长,堪称角色齐全。攻击张耀曾的事实虽不正确,但还有些牵连,这个电报列举的事实却都是凭空捏造的,例如比款是用以解散南方的民军,唐绍仪辞内阁总理是由于受到袁世凯的压迫,而“要结外援,阴图不轨”也都是莫须有的罪名。攻击张耀曾的电报,仅仅假设到各省司法机关将与“私运烟土”的司法总长脱离关系,而这个电报却明显地指出列名各省都要与“凡庸猥下”的外交总长脱离关系。以前海军独立,宣言“不接受北京海军部的命令”,这次列名各省准备与北京外交脱离关系,也就是对北京政府的变相独立,他们还怕电报吓不退唐绍仪,准备采取派人到天津查帐的实际行动,威胁他不敢到京就职。实际上,这个电报是由张勋、倪嗣冲两个人包办的,各省军阀代表有些是随声附和,有些表示了不同意的态度。江苏、江西、湖北三省代表表示要向本省长官请示后才能决定签名与否,倪嗣冲就站起来大声地说:“你们不能代表,就让我来代表吧”,即提笔代为签名。因此,冯国璋、李纯、王占元都通电否认同意列名,并且撤回了他们的代表。冯国璋派代表到北京声明此电未经本人同意。这是长江三督在北洋派中另树一帜的一个开始。
9月25日,唐绍仪通电辞去外交总长。他在电文中痛斥张勋说:
“张勋盘踞徐州,形同割据,弁髦中央命令,官吏由其任免,赋税由其征收。近且搜集逋逃,号召徒党,以悖谬不法之言论,干犯国会尊严,以无稽之谈,肆诋司法总长,勒令解职。”
电文附带指责北京政府对广东问题处理不公:
“龙济光督粤三年,纵兵殃民,奸淫抢掠,甚于盗贼,以为政府曾奖以有世界眼光,故虽奉明令解官,而延不交代,肆为无理之要求。近虽交印,而仍占据孤山,勒索巨款,以各独霸琼岛之需……。李烈钧以肇造共和、矢忠民国之人,滇南起义,投袂而兴,间关万里,转战名城,乃其结果不及一残暴冤酷之龙济光,烈士灰心,端人解体。”
唐绍仪的辞职电发表后,黎派府秘书长丁世峄到天津加以挽留。唐本来无意于到北京参加段内阁,其外交总长一职,是由黎提名,他由上海动身到天津来,也是受黎的邀请。他一到天津,就知道北方的空气对他十分不利。段认为:黎坚决邀请唐入阁,只是为了夺取内阁总理,因此不惜采取种种手段,阻止唐到北京来就职。
段利用徐州会议打击了政敌唐绍仪,但是这个武器反过来又伤了自己。在督军团猛烈攻击唐绍仪的同时,徐州会议还讨论到内阁问题,张勋主张推举徐世昌组织内阁,段应退为徐内阁中的陆军总长。张勋排斥段内阁具有两种用意,第一是与段争夺北洋派领袖的地位,第二是要利用徐世昌为清室复辟开辟道路。因此,徐州会议在北洋派内部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张勋与段祺瑞之间的矛盾。
徐州会议还存在张勋与冯国璋之间的矛盾,这两个人的关系从来就是不好的。冯派代表参加徐州会议,并不是甘心充当张勋的助手,而是利用徐州会议酝酿政变,企图夺取总统的地位。但张勋自为盟主而把他看作是一个摇旗呐喊的小卒,没有取得他的同意,冒名签发电报,这是他所不能容忍的,因此他与自己一系的李纯、王占元等都撤回了代表,表示了长江三督和徐州之间的不合作的态度。
张勋与其他各省军阀之间也不是没有矛盾的,由于张勋妄自尊大和独断独行,各省军阀敢怒而不敢言。张勋每发表一次意见,各省军阀只能随声附和。一次,福建督军李厚基的同意电报来迟了一步,他就大骂李破坏北洋团体,影响盟主威信,吓得李来电谢罪,并且委过于秘书办稿太迟。后来北京选举副总统,张勋命令各省盟员通电为徐世昌捧场。李很快地就有回电说:“与其推戴东海(徐),毋宁推戴我帅”。
这时候各省北洋军阀纷纷仿照前清督抚的成例。称为“某帅”,只有张勋一个人称为“大帅”。由于大盟主的威风越来越大,除了退盟的长江三督而外,各省盟员逐步地下降为他的应声虫。其中有些恬不知耻地建议以后不必召集会议征求同意,一切问题经由盟主决定,大家无不乐于服从。但是,甘心做奴才的人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盟员对盟主的反对是越来越深了。
“大帅”驻节的徐州,有时成为政治避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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