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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史话-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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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康有为于八月初三早上奉光绪密诏,要他速赴上海时,新党的人知道这是红色的警号,表示光绪皇帝的处境,危机四伏。因此康有为立即写了一个谢恩的奏折,声称决于初四日离京去沪,同时矢誓要拼命拯救皇帝。这封奏折交林旭带回宫去。然后康和谭嗣同、梁启超、康广仁(康有为的兄弟)等筹商营救皇帝,和应付当前局势的办法。大家哭了一场,决定了几个紧急步骤:一是由谭嗣同去找袁世凯摊牌,要袁站在光绪这一边,以兵力保卫皇帝;一是由梁启超到金顶庙容纯甫那儿去刺探消息。而康有为则分向各方写告别信,收检行李,直忙到天亮。初四早晨九点钟,康往访英籍友人李提摩太,要见英国公使,而英公使到北戴河避暑去了。又去看伊藤博文,希望伊藤能往见慈禧,劝太后勿对光绪不利。
谭嗣同是初三晚上由南海会馆到法华寺袁的寓所见袁的。袁世凯在初一和初二都蒙光绪召见,初三晚上忽然见到光绪所亲信的京卿谭嗣同来访,当然知道一定有重大事件。他佯作镇静地迎接这位不速之客。他们坐定后略作寒暄,谭就单刀直入地问袁:“皇上是何等样人?”袁答:“当然是旷代圣主。”谭说:“天津阅兵要行废立的事,足下知道吗?”袁说;“也曾风闻。”于是谭就拿出光绪的手诏给袁看,然后对袁说:“当前能救皇帝的,只有足下,足下忠义著于天下又受皇帝特达之遇,今值皇上有难,足下若能救则救,如不愿意的话,”说至此谭嗣同摸摸自己脑袋:“可往报太后,谭嗣同的头颅可换足下的高位。”袁听了变色说:“足下把袁某当作何等样人?圣主是我辈共同拥戴的,足下与我同受圣主特达之遇,救护之责也是共同的,足下有何高见,某愿闻其详。”谭以低沉而严肃的语气对袁说:“传说荣禄奉太后密诏,预备趁天津阅兵的机会,胁迫皇上退位,另立新君。荣禄所恃的,是足下和董、聂三支军队,他要行废立大事也必需赖这三支兵力。董、聂二军如与足下新军对抗,必非敌手,天下健者惟有足下。愚意以为,如果祸变发生,足下以新军压制董、聂两军,护卫皇上,驱逐旧党,整肃宫廷,这是千秋大业,不朽的功劳。”袁也以严肃的口气答说:“如果天津阅兵有变,皇上可移驾到世凯营中,传谕杀贼,新建陆军必能受诏完功的。”谭见已入港乃追问一句:“荣禄待足下有恩,足下如何能对付他呢?”袁一脸忠义之色答:“救君父是公,荣禄之情是私,公私不能两全,惟有奉公而忘私。”谭觉得袁的确可以托以重任,于是就和袁详详细细地商量种种细节。最后袁对谭说:“现在营中枪弹火药都在荣禄手中,事情既然如此急迫,仆必须先回天津去做一番布置。”两人互相叮嘱一番,这时已是午夜,谭才告别。
谭嗣同午夜访袁,本是政治上一个大冒险,但是政治上的重要关头,任何行动总有三分冒险性,当时情势也实在没有别的路可走,明知是险棋也只好下了。据说林旭不赞成谭找袁,所以曾写了一首诗给谭:“伏蒲泣血知无用,慷慨何曾报主恩,愿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这首小诗是借东汉末年何进召董卓兵入京诛宦官故事来警告谭。千里草是指董卓,本初则指袁绍,都是影射袁世凯。
袁世凯当时是一种什么心境,实在很难说,他后来曾写过一篇文章叙述整个事情的经过,在那上面全是为了洗刷自己而作的交待,至于康梁后来所写戊戌政变的文章,则是相反的说法。不过袁的任何决定,当然是他个人对自己人格道义以及历史的一个很重要的决定。袁是个聪明机警,同时政治触角很敏锐的人,他所作的决定,自然是经过了慎重的考虑,同时也是衡量过成功和失败的轻重。要知道当时的袁是一个新旧两派的骑墙人物,他在新派中还是个守旧的。他如果拥戴光绪成功,大功只在康、梁、谭等之下,何况与维新人物共事,无论在学识和政见上都屈居康、梁、谭之下;可是如果他出卖光绪和维新派,则他就是第一大功,在守旧派诸人中,除了李鸿章外,他便是第一等人物。他完全不把守旧派的人放在眼中。在新旧之间的选择,投奔守旧派对他是有利的。
谭嗣同与袁世凯初三日晚密谈后,光绪听了很高兴,于是初五日再召见袁世凯予以嘉勉。
袁世凯在八月初五日第三度蒙光绪召见后,立即搭火车返天津。傍晚抵津,下车后即往见直隶总督荣禄,把谭嗣同的计划和盘托出。当晚密谈到午夜,第二天早上二度密谈,第二天晚上三度密谈,并晚餐。这时慈禧垂帘训政的电报已到达。因为在初五晚上袁第一次向荣禄报告后,荣禄亲自入京向慈禧报告一切,初六日早上慈禧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采取行动了。
事实上过去一个月中,慈禧听到的尽是新党要作乱的消息,而直接要求慈禧重行训政的,则是广西道监察御史杨崇伊。他于八月初三日,就是政变前三日,曾上疏奏请维新变法不当,而要求太后重行垂帘训政以转危为安,疏云:“掌广西道监察御史臣杨崇伊跪奏:为大同学会盅惑士心,紊乱朝局,引用东人,深恐贻祸宗社,吁恳皇太后即日训政,以遏乱萌,恭折仰祈慈鉴事:臣维皇上入承大统,兢兢业业廿余年,自东瀛发难,革员文廷式等冒言用兵,遂致割地偿款。兵祸甫息,文廷式假托中愤,与工部主事康有为等号召浮薄,创立南北强学会,幸先奉旨封禁革逐,未见其害。乃文廷式不思悔过,又创大同学会,外奉广东叛民孙文为主,内奉康有为为主,得黄遵宪、陈三立标榜之力,先在湖南省城开讲,抚臣陈宝箴倾言崇奉,专以讪谤朝廷为事,湘民莫不痛恨。今春会试,公车骈集,康有为偕其弟康广仁及梁启超来京讲学,将以煽动天下之士心。幸士子读书明理,会讲一二次即烛其奸诈,京官亦深知其要,遇有贪鄙者依附之,而唾骂者十居八九。不知何缘,引入内廷。两月以来,变更成法,斥逐老成,借口言路之开,以位置党羽,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臣虽得自传闻,然近来传闻之言,其应如响。伊藤果用,即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臣身受国恩,不忍缄默,再四思维,惟有仰恳皇太后追溯祖宗缔造之难,俯念臣庶呼吁之切,即日训政,召见大臣,周谘博访,密拿大同会中人分别严办,以正人心,庶皇上仰承懿训,天下可以转危为安。臣愚昧之见,缮折密陈,伏乞皇太后圣鉴。谨奏。”
杨崇伊上奏经过,(徐)凌霄一士随笔中记载甚详,内云:“御史杨崇伊之以危词耸后听政也,具折后谒庆亲王奕劻,蕲代奏。奕劻有难色,崇伊曰:此折王爷已见之矣,如日后闹出大乱子来,王爷不能诿为不知也。奕劻乃诺之,至颐和园见后,面奏崇伊有折言事。后犹作暇豫之状曰:闲着也是闲着,拿过来看看吧。既阅而色变,立召见诸大臣。”
杨崇伊字莘伯,江苏常熟人,光绪六年庚辰进士,由庶常授编修。光绪廿一年(1895年)授御史,就任后第一疏即于是年十一月首劾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所创设的强学会。结果奉旨查禁。光绪廿二年(1896年)又疏参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革逐回籍。文廷式是光绪宠爱的瑾妃和珍妃的老师。照常理而言,杨崇伊发难于先,告变于前,他个人能揣摸慈禧的心理,抓住时机,应该可以从此青云直上。却不料慈禧亲政后他并没有大富大贵。这与袁世凯对比,两人各自有命了。
杨不仅没有飞黄腾达,反而潦倒不堪,光绪卅四年(1908年)八月,以浙江后补道丁忧回籍守制,寄寓扬州,竟持枪纠众抢夺妓女,被江苏布政使瑞澂参劾,驱逐回常熟原籍,交地方言严加管束。
八月初六日的早上,慈禧乘銮舆直入光绪寝宫,把所有文件都拿走。光绪惊惶失措,战战兢兢地跪在太后面前,太后指着光绪恨恨地说:“我抚养你廿余年,你今天竟听信小人之言要谋害我,你还有良心吗?”光绪脸无人色,嗫嚅地说:“儿子怎敢!”慈禧说:“呸!痴儿,今日没有了我,明天还会有你吗!”
就在这一天,慈禧传旨重行临朝训政,理由是皇帝有病,需要休养。至于光绪皇帝,则被安置在三面环水的瀛台中“养病”。
慈禧重掌政权后,立即命步军统领崇礼率兵前往宣武门外的南海会馆捉拿康有为。康已于初五早上离开北京,崇礼只捕到康广仁和康的弟子程式毅、钱维骥。又去查抄了张荫桓寓所,把张也捕去。在搜捕康有为时,梁启超正在谭嗣同的寓所,听到了政变的消息,两人相对黯然。谭这时很镇静,慨然对梁说:“在这以前我们一心想救皇上,可是到现在则连救康先生也没有办法了,我现在只好等死,你赶紧到日本公使馆找伊藤博文,请他通知日本上海领事,设法援救康先生。”梁到日使馆后,外面情形更恶化,他便请日使馆给予政治庇护。谭在家中一直没有事,初七还跑到日使馆去看梁。梁和几个日本友人劝谭逃到日本去,谭说;“变法是大事业,应该流血的,中国人还没有为变法流过血,我愿以死来答报圣主。”谭在初十被捕,他在监中题了一首绝命诗在墙壁上:“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御史杨深秀在政变后竟上疏责问皇帝被废的原因,并反对慈禧训政,于是他便被捕了。初九早上杨锐在床上被捕。林旭是在军机处被扣。刘光第、徐致靖则是自己投案。
八月十三日下午二时,慈禧传旨:“谕军机大臣等: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大逆不道,着即处斩。”下午四时,康等被押赴宣武门外菜市口行刑。康广仁首先受刑。谭嗣同就刑之前,对监斩官刚毅说:“过来,我有话讲。”刚毅红着脸走开。林旭厉声问:“我们未经审讯,究竟犯了什么罪?”这六个人是维新变法后,戊戌政变的牺牲者,后人便管他们叫“六君子”。张荫桓被遣戍新疆。徐致靖则被判永远监禁。其他株连坐罪的尚有李端棻、翁同棻、黄遵宪、张元济、宋伯鲁、陈宝箴、陈三立等20余人,或被发配,或革职永不叙用,或被囚禁,或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六君子的简历如下:
康广仁:是康有为胞弟,习西医,因照料兄病赴京,维新后留京佐理康有为的文书。
杨深秀:山西人,曾任山东御史,力赞新政,曾劾守旧派许应。
杨锐:四川人,曾任内阁侍读,为张之洞得意门生,曾赞助强学书局,后加入康所成立的保国会。
林旭:福建人,曾任内阁中书,为荣禄幕客,是康的弟子。
谭嗣同:湖南人,江苏候补知府,才气纵横,学识渊博,曾在湖南倡行新政,极有成效。是康的私淑弟子。
刘光弟:四川人,刑部主事,曾参加保国会。
康有为挽六君子联云:
殷干酷刑,宋岳枉辱,臣本无恨,君亦何尤?魂魄果有灵,当效正学先生,启口问成王安在?
汉室党锢,晋代清谈,振古如斯,于今为烈。邦家况多难,恰如子胥相国,悬睛看越寇飞来。
慈禧重新训政后,立即把新政全部推翻,已裁汰的衙门和冗员一体恢复,八股文仍然交运,武科照旧考箭刀弓石。维新变法唯一留到后世的政绩,只有一个京师大学堂,便是北京大学的前身。
维新运动失败的因素很多,西太后不支持是最大的原因。事实上,西太后是代表守旧派,而守旧派则不只是几个人,相反的守旧派力量很大,不只在朝中,在野的很多读书人也是顽固地反对变法。中国读书人都是标榜奉行先王之法,所以倡行变法就是大逆不道,而变法的人也总是托古改制。
康有为提倡变法时,卫道者便群起而攻,如湖南的叶德辉给皮鹿门信中就说:“宁可以魏忠贤配享孔庭,使奸人知特遁之足贵,断不可以康有为扰乱时政,使四境闻鸡犬之不安;其言即有可采,其人必不可用。”又对人形容康有为:“其貌则孔,其心则夷。”
直接激起官场中整个反对的,是因为新政如果进行,就要打破了许多人的饭碗。在裁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六个闲衙门的上谕颁布后,北京城内的官吏群情大哗。接着又要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个巡抚,一个东河总督和许多不办运务的粮道,无盐场的盐道衙门。上谕中还说:“其余京外应裁文武各缺,命大学士、六部、各省将军、督抚,分别详议以闻。”于是“群情大骇,谓帝大背祖宗制度,皆赴宁寿宫请太后保全,收回成命。”
还有“废八股试帖楷法试法”表面上虽然没有妨害任何人,实际上也影响极大,因为当时整个教育内容便是为了考八股,无数的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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