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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史话-第7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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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是“大清天下”。
江苏都督府的大柱和栋梁他都涂上一道朱红色,把旧两江总督时代的吹鼓手和炮手都找了回来,每天开吹三次,开炮三次。这一切都是清代的官制和排场。他不但恢复了厘捐总办、粮台总办、督销总办、道台、知府、知县等等,而且一切都是“扎委”。南京城内就有一个知府“江宁府杨”,和两个知县“江宁县左”、“上元县沈”。知县的衙门里恢复了刑名老夫子、差快等等。县太爷坐堂,恢复了藤条、小条等刑具。南京城内大小官员们都拖着辫子,打轿子上院,谒见时要先递手本,见了“大帅”要行跪拜礼,要自称卑职。所有这一切都是两江总督衙门的规矩。
辛亥起义,张勋被江浙联军赶出南京城时,城内警察曾经欢迎革命军人入城,张勋因此记恨在心,这次他收复了南京后,首先把所有的南京城内的警察一齐革职,用辫子兵代替警察站岗,然后从北方招了一批北洋警察来。辫子兵的各营都用龙头令箭,官长们则穿的是清代的蓝制服,军营中不许悬挂中华民国的军旗,而要悬挂红色白边的蜈蚣旗。民国的国旗也不许悬挂,江苏都督府门前大桅杆上挂的是一个斗大的“张”字红旗。所有这些怪现象,袁都装做不曾晓得,可是外国使节们对此非常惊讶,他们曾质问南京城不挂民国国旗的原因。袁待外国人抗议了,才打电报责备张勋不该禁止悬挂国旗。
9月17日,南京城内才有五色国旗出现。
当张勋在南京胡闹时,辫子兵乱烧、乱杀、乱抢,无所不为。有一天杀错了人,杀伤了三个日本人,日本全国为之震动,军人们竟向日本外相牧野请愿出兵中国。日本驻华公使山座向袁政府提出了严重抗议,要求中国政府向日本谢罪,同时黜免张勋。袁派张勋的同乡李盛铎到南京来调查,李劝张对日本人让步,以免引起两国关系恶化。张乃和日本驻南京领事船津直接谈判,谈判的结果是张勋亲自到日本领事馆道歉(9月28日),日本放弃了要求撤换张勋的要求。可是日本问题虽告解决,美国和英国也一而再提出了撤换张勋的要求。由于外国人有这样的要求,正好给袁撤换张勋的好借口,何况袁这时在外交上正亲美英,使他对美国和英国的建议愈加认真。10月上旬,他派张勋的老友阮忠枢前来南京,把外交团的意见委婉地告诉张勋,要他自动辞职,以免引起外交上的更大压力。
张勋正兴高采烈做他的“两江总督”,听了阮忠枢的话,直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跺着脚说:“我的这个印把子,是拿自己的性命拼来的,袁宫保要怎办就怎办,用不着拿洋人来吓唬我,也用不着劳你的大驾来劝我。”阮败兴而归,把张的一切回报了袁。袁对这位张辫帅也有点伤脑筋,又派李盛铎、刘恩源、钱能训、段芝贵陆续前往南京劝张,接受新命——长江巡阅使。段芝贵最长辞令,他说:“总统确有苦衷,不愿意惹起外交上困难。”然后他传达袁的意旨,请张改任长江巡阅使,他描绘巡阅使在官职上是比都督大一级,都督只管一省的军事,而巡阅使却管好几省的军事。
张果然动心了,同时他也没有能力敢于抗命,于是提出了三个调职条件:一是他在江苏都督任内开支的65万元准予报销;二是调职后请再拨开拔费50万元;三是他奉调长江巡阅使必需有实际的权力,要节制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五省的水上警察。
段芝贵把张勋的条件回报给袁,袁毫不考虑便全部接受。12月16日,袁发表了新的人事命令,调张勋为长江巡阅使,任命冯国璋为江苏都督。巡阅使这个官位,在袁最初的意思,也同于屯垦使、检查使之类,徒有空名的大头衔,怎知张勋手中有兵,又预约了条件就职,于是巡阅使这个官位后来竟成为凌驾都督之上,割据数省的大军阀。
在二次革命期间,浙江都督朱瑞是中立的。朱瑞,字介人,武昌起义后,他是清军协统,领导浙军,参加江浙联军攻打南京,负责进攻紫金山,因为没有大炮,所以攻打不下。沪军都督陈英士的参谋丁怀瑾率领沪军先锋队助攻,特自上海讨来炮兵一队,并使用江边炮台,发炮三枚入城,目标地是城内北极阁,恰遇两江总督张人俊、提督张勋及各司道在北极阁会议,闻炮声骇散,不二日,道员江某和英领事奉命悬白旗向革命军要求停战,南京遂告光复。丁怀瑾有诗纪事,中有句云:“两张(即张人俊和张勋)心胆应惊碎,一炮声威欲避难。”
民国成立,朱瑞任浙江都督,二次革命时,朱瑞和云南都督蔡锷都是宣告中立的。
朱瑞虽然保持中立,袁对中立的也要整肃,因此,他于9月25日电令朱瑞克日来京商洽要公。朱奉到电报,乃遄赴北京,换了一套军服,按照疆吏入觐大总统的仪式,在总统府承启处等候召唤。忽然有一个承启官悄悄走到朱身边说:“总统吩咐,朱都督是自己人,不要拘泥形迹,请换便衣来见。”朱听了就站起身要回去换装,又被承启官加以阻止,同时引领他走进一间更衣室,拿出一套现制的狐皮袍子和马褂给朱,朱穿上身,对着镜子一照,简直是“增之一分则长,减之一分则短”,完全好像量了身订做的。承启官恭而敬之地说:“总统知道朱都督初次来京,一定还没有订制,所以先给您准备的。”朱还来不及说谢字,承启官已把他领到了居仁堂,一个矮矮胖胖须胡皆白的老头子,和颜悦色地坐在大厅的中间,也穿着一套狐皮袍子和马褂,颜色、花样、质料都和朱身上的那套一式一样。朱还是初次谒见袁,他知道这位老头便是威名赫赫的袁大总统,紧张得连话也说不出,那料到这位大总统却像老熟人一样,请他就坐,然后东南西北,海阔天空地胡扯一通,谈到高兴时则哈哈大笑,使得朱慢慢地松弛了紧张情绪。朱正感轻松时,袁突然把话题转到南方讨袁运动,并出其不意地问朱:“介人(朱瑞字)你若是反对我,就应该宣布独立,若是反对敌党,就该明白表示,你宣告中立是何用意?”朱对这问题显现得很为难,一句话也答不出来。袁看出朱很窘,马上用别的话岔开,脸上也一直和善而亲切,好像对朱中立这问题毫不介意,谈到末了,站起身来说:“你应该早点回去,地方治安要紧。”
过了几天,朱瑞仍然穿了袁所赐狐皮袍子和马褂到总统府向总统辞行,到了总统府后,气象为之一变,三步一哨,五步一岗,戒备严密,像在进行大典一样。朱走进了居仁堂,那儿也站满了全身披挂的武装士兵,袁世凯穿了一套金边耀眼的大元帅服,巍然高坐,还没待朱开口,袁便声色俱厉地告诫了朱一场,什么“军人不可无纪律”,“军人应以服从为天职”。这一番话完全是长官训斥部下的口吻,朱在下面所了,吓得一个字也说不出,头也不敢抬起来,浑身淌着大汗,内衣内裤都湿透了。
朱这次在北京,就只见了袁两次,两次的见面彻底相反,弄得朱如同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袁惯会做戏以玩弄他的部下,“怀之以德,然后临之以威”,使得他的部下很吃他这一套手法。
和朱瑞采取中立立场的,还有云南都督蔡锷。
袁于民国2年9月25日下了一道命令:“蔡锷准给病假三月,着来京调养。调唐继尧署理云南都督。派刘显世为贵州护军使。”
蔡锷于10月10日把都督印信交由军长谢汝翼代管,没有和任何人告别,悄悄地离开了美丽而四季如春的昆明。民政长罗佩金也随他离滇。本来袁对云南有鞭长莫及之苦,现在袁军事上已膨胀至长江以南,声势上已统一了全国,因此就不把云南放在眼中,所以他用给假三月来调蔡锷入京。
蔡锷到了北京,袁依样葫芦,用对付朱瑞那套戏法来对付蔡。可是蔡锷不是朱瑞,他有胆有识,头脑又冷静,意志又坚强,因此袁的戏法在蔡身上完全不发生作用,袁真的也好,假的也好,蔡根本完全置之不理。袁拿这个“宝古老”(湖南人称宝庆人为宝古老)没有办法,深感难于对付,因此不放他离京,并且派密探监视蔡的一举一动。
袁本来有一个计划下蔡的毒手,制造了一份假情报,诬蔑蔡在云南计划脱离中国版图,另建一国,自封为“大汉王”。袁在这个假情报上亲批“应查”两个字归档。这个举动是寓有深意的,因为他发觉蔡是个长于治军而严肃不苟的人,很想争取蔡为心腹干部,如果蔡在云南抗命不交出都督大印,或是不就范听话,他便随时可以抽出这件档案来加蔡一个叛国罪名,这就是所谓“不用则杀”的办法。
蔡在北京期间,袁派为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总裁是段祺瑞。11月奉派与李经羲、梁敦彦、樊增祥、宝熙、马良、杨度、赵惟熙等组织政治会议,李经羲为会长,又和阎锡山、张绍曾、尹昌衡、蒋方震等11人组织军事研究会。
当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后,有一件政治秘密,除了极少数袁的亲信外,是很少有人知道的。原来袁在对南方用兵前,就决定要逐步进行“废省改道”的计划。这个计划是废除省一级,而以省以下的道(一省可以分为几个道)为地方行政的最高单位。道设道尹管理民政,又设镇守使管理军政。这个计划准备先在几个省区实行,然后全面推广,达到全国废省改道的目的。为什么他要决定这样一个缩小行政区域的计划呢?他是为了避免藩镇之祸。他在用兵初期,就不露声色地进行这个计划,他任命李纯为江西护军使、王占元为湖南护军使、张勋为江北镇抚使、倪嗣冲为皖北镇守使、龙济光为广东镇守使。这一连串的人事命令中没有一个都督名义,他初意在这些地区都不设立都督。此外黑龙江只有护军使朱庆澜,后来贵州都督唐继尧调任云南都督后,也只提升刘显世为贵州护军使而不给以都督名义,福建都督刘冠雄调任海军总长后,就派李厚基以镇守使名义统率该省军队,这三省不设都督,就是先废都督以达到第二步废省设道的目的。
可是,袁这个计划对北洋系军人来说,是遭受到彻底反对的。他们过去“只知有袁宫保,而不知有大清朝”,后来“只知有袁大总统,而不知有民国”,他们所以如此,是为了“水涨船高”,“大哥做皇帝,把弟是一字并肩王”,袁利用他们打天下,他们则利用袁作为个人取得功名富贵的桥梁。
在对南方用兵开始时,就有人劝袁对废省废督问题不应操之过急,因为可能影响到前方将领的士气。袁自然更懂得这个道理。待到南方军事胜利后,又有人劝他不能执行这个计划,因为统一的局面还不够稳定,如果使到北洋军将领情绪低落,岂不是给了国民党重振旗鼓的大好机会,因为这一个做法是降低北洋军人的地位和削减他们权力,在天下未彻底稳定以前,是需要从长计议的。于是这个计划便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了。
秘密逐渐泄漏了,慢慢地传到北洋系军人耳中,他们开始对他们的“老头子”不满了,于是大家都抓紧了自己的军队,并且在大圈圈中(北洋系)制造小圈圈(后来的安福系、奉系、直系、皖系等等)。凡是牵涉到有关利害权位问题时,他们对袁并不完全服从,同时采取强硬的态度,如张勋调离南京时提出条件就是一个例子。
袁在赣宁之役战胜国民党后,表面上他是统一了中国,军事力量由北方达到了南方,可是也就是从此开始,北洋军系已不是可以称心如意,由他摆布。他在外形上好像是威望提高了,其实他的控制力却相对地减弱了。

五十三、蹂躏民主
当民国2年正式国会尚未成立前,各政党对于宪法起草问题意见颇不一致,大别之有三派:第一派是国民党的主张,认为宪法的起草和制定,是国家主权攸关,当然是国会的职责。依《约法》的规定,国会成立后,应由国会选出起草委员编定,经参众两院议决。第二派是梁启超等所倡导,而为当时十八省都督及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所赞成,此派主张由政府组织宪法起草机关,以现在临时参议院、各省都督、各政党和总统府所派的委员编定宪法,提交国会议决;第三派为袁系的主张,认为现时政党意见不一,政府设法由大总统直颁宪法起草命令,布告全国,以免政争。正式国会成立后,由于国民党在参众两院都获得压倒的多数,因此,国民党主张便获得胜利,两院选出了宪法起草委员,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中,国民党的委员占了大多数。
当宪法起草在进行中,袁世凯对于行将制定的正式宪法最引为深虑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大总统任命国务员有没有必需获国会同意的必要;二是大总统有没有解散国会的权力。袁认为过去一年多的经验,内阁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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