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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徐海东-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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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到广州,考黄埔军校。这不,被你们的部下给逮住了。”吝积堂微笑着说。

师爷爽朗地说:“放行!”接着介绍起他们的情况:广东革命政府7 月1 日誓师北伐。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扫除封建势力!’我们的直接敌人是以武汉为中心的北洋军阀吴佩孚。我们是革命军第四军十二师三十四团的一个连队。“

“怎么这么热闹呀!”一个人推开门,边说边走了过来。

“是团党代表呀!快请坐!”师爷马上打招呼。接着介绍了吝积堂等人的来历。

“黄埔军校不招生啦!”团党代表说:“我也是共产党员。咱们都是一家人喽!”接着他转向徐海东说:“你不是在武汉呆过,又当过兵吗?!我们正需要个对武汉地形熟悉的人,你当兵吧!当我们的向导。咱们还是湖北老乡呢!”

“我们找的就是革命军,若你能收下我们,那再好不过了徐海东高兴地应声说。

回到宿舍。吝积堂说:“咱们不了解他们,咱们还是先去广州再说吧!若黄埔军校真的不招生了,也可到农讲所去嘛!实在不行,也可以北上参军呀?!”

“团党代表讲他是共产党员。况且,我和你们不一样,我没有什么文化,末见得能考上黄埔军校。到那时再参军北伐,敌人早叫他们打没了。我想在这就加入革命军。”

吝积堂和李树珍小声嘀咕了一阵,见徐海东态度明郎,也就同意了。

第二天,吝积堂将徐海东的介绍信交给团党代表,证明徐海东的党员身份。便又开始了奔向革命发源地——广州的征程。

徐海东送了一程有一程,对这两位相依为命的伙伴依依不舍。他激动地说:“你们若在广州留不下,马上回来参加革命军。我等着你们!”

“我们会再见面的!”李树珍也说。

“送君终有一别。你回去吧!”吝积堂说着,紧紧地握着徐海东的手。

谁料到,这次分手成了永别。

1926年8 月26日。汀泗桥战场。

直系军阀吴佩孚看到北伐革命军有直捣武昌之势,急忙调回进攻北方国民军的直系主力南下,并在三面环水,一面高山的汀泗桥一线布防。这一天,革命军第四军、第七军向汀泗桥发起了总攻。吴佩孚亲自坐镇贺胜桥,督战亲师。敌人据险固守,战斗异常激烈。尤其是敌人的炮火,威力巨大,北伐军伤亡惨重。

“徐排长!”三十四团三营九连连长喊。

“到!‘徐海东的回声铿锵的力。前不久,徐海东被任命为三排代理排长。

“前有吴军死守,后有孙(孙传芳)军断后。北伐成功与否,全系此役。你排的任务是:摧毁面前的敌军炮兵!”连长严肃地命令道。

“是!”徐海东转身回到了自己的连队。

“大部队从正面牵制敌人。我们的任务是从两翼包抄,消灭他们。一班从左边偷袭,其余跟我来,打他的右边。”徐海东说完,率领士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时而匍匐,时而冲锋。终于冲入了敌人的炮兵阵地,一鼓作气,消灭了敌人四个炮兵连,缴获大炮十二门。因徐海东英勇杀敌,战功显著。受到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师的通令嘉奖,代理排长也转成正式排长。

汀泗桥战役的胜利,打开了通往武汉的南大门。

10月10日。徐海东住过的小客栈。

几间破旧的客房依旧,不同的是本来不太宽敞的庭院,又增添了几份狼藉。

“长官!您找谁?要住店吗?”才老板娘献媚地说。

徐海东站在老板娘面前,表情严肃,一言不发。

“你……你是徐客官吧?”老板娘脸色苍白,战战兢兢,“我真是有眼不识大泰山呀!您大驾光临,使小店蓬荜增辉呀!快请!”她心里暗想,这回要倒霉了,后悔当初没有好好照顾徐海东。现在他当了军官,再巴结恐怕不行了。

徐海东站在患病时睡过的地方,思绪万千,无比伤感。听到老板娘唠叨时,便微笑着说:从前我住在这里,今日来看看,给你添麻烦了!我没什么事,你忙你的吧!“老板娘说了几句套话,这才放心地走了。

徐海东陷入了沉思和回忆。吝积堂百般关照的情形,历历在目,他们在哪?家中老母现在可好?

他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出了小客栈,奔向了革命军营。

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徐海东参加了武汉国民党的第二次北伐,打到河南,后来又回到了武汉。

1927年5 月28日深夜。武汉江堤上一片漆黑,只有远方几点航标的微弱灯光:万赖俱静,偶尔有离港船舶的几声长鸣。

“蒋介石于4 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武汉方面也蠢蠢欲动。有的地方也开始下令逮捕、屠杀共产党。”党小组长胡增欲压低了声音对徐海东说。

“什么?杀我们共产党?不是国共合作吗?”徐海东惊讶地问。

“是的,大量屠杀与他并肩作战的伙伴——共产党!”胡增欲慨叹着说。

徐海东气愤地说:“这不是卸磨杀驴吗!他是人养的吗?好狗还护三村呢!”

“你战功显赫,党员身份又公开。党组织决定疏散党员,尤其是像你这种情况。”胡增欲说,“到自己熟悉的地方,开展工作,等待时机。”

“好吧!我服从组织安排!”徐海东说,“前些时日,我去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见到过一个老乡。他说,我老家黄安、麻城有共产党,那里的农民协会闹行挺红火。我回家乡去吧!”

胡增欲说:“好!祝你马到成功!”

半壁燃烧着的大别山等着徐海东去加油:成千上万的窑工雇农等着徐海东去领导。

打土豪夺盐卡 威名扬窑家1927年6 月。黄陂县城。

店铺大多关着门,街上行人稀省少。摆地摊的小贩和卖柴的农夫三三两两蹲在街头,显得十分冷落。一个头戴草帽,身穿蓝布大褂,大褂里面偶尔露出北伐军灰布戎装的青年,跨着大步,汗流满面地步在大街上,给这被灼热空气欲要闷死的小城带来了生机。

“元清!”突然有几个人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向那青年打招呼,随后七嘴八舌地问,“你从哪里来呀?”

“好久不见你进城了,是不是这两年发了财,不做窑工了?”

徐海东一扭头,只觉得面熟,却记不清他们是谁了,便点点头应酬几句。他想:我这次回乡,特意路过县城,主要是打听党的县委机关是不是还在这里。因为自从“四一二”蒋介石叛变后,共产党被诬为“异党”,转入地下了。对眼下这些人不摸底细,不能随便暴露身份。还是打听一下农民协会在哪吧!因为它始终是个公开的组织。徐海东蹲在一个卖小吃的老人跟前,悄悄问道:“您知道农民协会在哪里吗?”

老人用疑惧的目光看了他几眼,向一个门指了指,一句话也没有答。

徐海江怀着激动的心情进了老人指的小院。使他失望的是,喊了一圈,一个人也没有。他呆呆地站在一堵墙前,墙上贴着两张红标语,那红纸虽已褪了色,但上面写着的“劳农神圣”、“打倒土豪劣绅”几个大字却依然十分清晰、醒目。

“嗨!从哪里来的?”一个穿大褂的中年人边进院边向徐海东打招呼。

徐海东随口说:武昌。“

中年人又问:南京政府是不是要和武汉政府开战?“

徐海东有些警觉,便摇摇头说:不知道。“徐海东意识到,蒋介石叛变的消息,已经传到了偏僻的小城。还是先回家去,找个熟人摸摸情况再说。他和那中年人哼哈了几句,便离了县城。

大别山的草木的情,似乎在欢迎游子的归来。家乡的村落依旧,茅草屋比过去变得颓败一些,山冲里的瘠地薄田,稀疏的麦子黄了,而插下不久的稻秧还来不及返青,像是有气无力地耷拉着脑袋。

最使徐海东心动是陪伴他十一年的徐家老窑,那徐家七代人在这儿当过窑工的大土堆子,此时正昌着滚滚浓烟。徐海东加快了脚步,赴向了窑场。

“元清回来了,元清回来了!”

烧窑的、做坯的、挖土的窑工们吵吵嚷嚷叫着,停下手中的活计,迎着徐海东,围扰过来,问东问西。

四哥徐元江说:去年,北伐军打到武汉后,黄安、麻城两县闹农会。咱们这儿也闹起了农会、把夏店区的李阳亭老财主打死了,可喜庆了。

“闹农会,谁是头儿呀?”徐海东没等四哥说完,就急切地打听领头的是谁。他想,这个“领头”的肯定是共不党员,找到他,也就与党组织联系上了。可是,乡亲们对详细情况就不知道了。

一个窑工说:当时吹来一阵风,说是参加农会的人,就像那太平天国的长毛,决没有好下场。接着,由地主、老财领头又闹起了红枪会,农会就再没听说了。“

此时的徐海东已不是从前的窑工,见过世面,是个共产党员。他在与亲人团聚的同时,没忘自己的任务:找党组织,继续闹革命。可惜,刚的点线索,又断了。他想:只好一边在家干活,一边打听消息了。

傍晚。徐海东家里。

房,还是那座破茅草房:床,还是那张旧木板床。

从目失明的老母,伸出一双颤抖的手摸着徐海东的肩和胸,直问到:“还走吗?”

徐海东理解做娘的心情,安慰着说:不走了!“

“这就好,这就好!我们徐家人,就是你不恋家里那座破窑,可是,树叶总归要往树底下落,回来不走了就好!”

老人的心思,徐海东是能体谅的。可是,当妈的不了解,儿子是共产党员,还有更大、更重要的事要做。

媳妇田德载见完婚不到半年就出走的丈夫回来了,高兴得直流眼泪,脸红红的,忙里忙外,为丈夫张罗着茶水和饭食。

徐海东在家里暂住,一面到徐家窑做些活计,一面四处打听,寻找县委领导。日子一天天过去了,还没有线索,他总是闷闷不乐。妈妈虽看不见儿子的愁容,但已发现儿子不像从前那么爱笑了。她以为儿子吃不下粗米杂粮,便告诉儿媳妇每天做点可口菜,饭前再倒一盅酒,让儿子吃得高兴点可是从前一次能喝半斤白干的徐海东,如今一滴酒也不沾了。他是怕“借酒消愁愁更愁”!他脑子里一直在翻腾的是: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翻脸了,共产党变了非法组织,被迫转入地下。然而,党指示他,要奋斗下去,要尽全力来挽救革命。可是这革命如何挽救法?这会儿又能做点什么呢?必须找到党组织。可是,去了两趟县城,私下了解一下农会的事,但都一无所获。

阴雨连绵。几天过后,徐海东站在大门口,伸着懒腰,正准备再去趟县城,打听情况,迎面碰上一个青年人,身穿白褂蓝裤,头戴草帽,斯斯文文,看那样不工不农,倒像个教书先生。徐海东还没有认出他是谁,他却叫了一声,“海东!”

徐海东迟疑了一下,细一看,“这不是田道生吗?!”

原来,田道生在武昌与徐海东分手之后,一直在大别山活动。两人互诉离别之情之后,田道生兴奋地说:“黄陂县委书记陈金台,在河口一带,组织农民自卫军,正需要你这样的军事人才呀!”

知道了地方党组织的下落,徐海东像是失落的孩子找到了亲娘。一刻也不能停留,马上前往河口。

1927年6 月28日。河口区的一个小村庄。

村庄不大,但很整洁,零散地分布着十来户人家。

中共黄陂县委书记陈金台和徐海东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海东同志,你来得正好。你在北伐军干过排长,你来组织训练农民自卫军吧!”瘦削的县委书记高兴地说。

“农民自卫军现在有多少人?有多少支枪?”徐海东急迫地问陈金台。“;四' 一二”反革命政变,教训太深了,共产党人如果没有自己的武装,只能遭受屠杀。

“没有枪,只有梭标和大刀。农民自卫军有十三人。”陈书记似乎有点抱歉,“不过我这里有一支手枪,十四发子弹。海东同志,县委希望你能担任河口区农民自卫军的队长,这手枪就交给你。”

徐海东愉快地接过手枪,庄重地说:“陈书记,没关系,有了这支枪,又有县委的领导,我有信心拉起队伍。没有枪,我们从敌人那里夺。”

陈金台满意地望着徐海东,默默地点了点头。

徐海东又回到了行伍之列,开始了为中国的贫苦百姓、为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而进行的武装斗争生涯。

农民就是农民,自由散漫是他们的天性。再加上没武器,梭标、大刀算是“硬家伙”了,有的用红布包块木疙瘩,插在腰间,算作手枪,也有赤手空拳的。

徐海东按照军队的操典来训练他的农民自卫军,做“立正”、“稍息”、齐步走“,严格军事纪律和生活作风,还给他们讲革命道理。不料,牢骚话不时的蹦出来:”这像个什么军队,连支钢枪也没得!“

“没有枪,镇不住地主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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