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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们是比较畏惧他们的,惹不起,都千方百计搞好与“言路”的关系。高拱是个倔脾气,主张对言官也应该监督考察,因此惹了一大片,与言官们的关系不怎样。而徐阶,则考虑到言官们几十年来被嘉靖打压苦了,新政之初,应该爱护言官,造成新气象。他的这个态度,深得人心,所以基本能左右言官的倾向。
这个“言官”的机制我看挺好,起码比媒体的监督有力量。但言官也容易因考虑私利,受人指使或者拉帮结派,无端就掀起政潮。
胡应嘉一败,果然就有打抱不平的。高拱居然敢建议把一个言官削职为民,这还了得。言官们群情汹汹。兵科给事中欧阳一敬跳出来,上疏指责高拱“奸险横恶,无异蔡京,将来必为国巨蠹”,话说得很难听了。此后又有言官纷纷上疏,干脆就说高拱没有“宰辅器”了。矛盾最后交到了徐阶这里,他建议将胡应嘉贬到福建建宁当个推官。总算摆平了事情。
刚刚告一段落,不料隆庆元年一月,战端陡地又起,这下闹大了,后果为双方所始料不及。胡应嘉前次被贬后,很快因为几句话的建议受到隆庆的赏识,得以起复,又牛起来了,但马上又因办事违规被皇帝斥责。徐阶让当天轮值的郭仆执笔,他口述,票拟一个处分意见(代皇帝写个处分意见)。
徐阶知道这是高拱的意思,要报一箭之仇,便拿眼睛扫了扫高拱,见高拱在一旁“已怒目攘臂”——瞪起眼珠挽起袖子,要一触即发了。徐阶便不再说话,任他们去写。而后,他与李春芳等联名写了个奏疏,表示应留下胡应嘉,以利广开言路。
徐阶在写这个奏疏时,高拱故意不说什么,用目光示意郭朴,郭朴便上前与徐阶争辩,双方火气很大,“几失色”,差点翻了脸。(《嘉靖以来首辅传》)
王世贞后来在《嘉靖以来首辅传》中对这段冲突的描写,活灵活现,似乎他就在现场一般。想想,五、六十岁的阁老们在办公室为一个七品官的任免,几乎动起手来,那也是很有趣的。,
此时两派策略,颇为不同。高拱对胡应嘉事件的态度很不圆滑。因为曾有前隙,在处理胡时,如果是有经验的老官僚,一般就应该回避了——省得背个报复的名。但高拱却任着性子来,激怒了众言官,惹火烧身。
而徐阶则退居二线,一言不发。私底下默许或者鼓动言官万炮齐发(草民我以为,他一定是进行过幕后策划的,否则言官的攻势不会如此有路数)。后来史家谈迁评论说,新皇帝刚上台,如果把言官处分得太狠,怎么能避免人们在将来议论他?所以皇帝不可能支持高拱。徐阶诱使高拱走进与言官大战这个泥潭,“诚智老而滑矣”!(《国榷》)
徐阶以言官打前锋的策略大获全胜,高拱百口莫辩。当他意识到自己上了套时,已为时过晚,相当被动了。于是大骂徐阶:你结好言路就是为了驱逐我姓高的!
徐阶马上称病请假,四次上疏请求退休(那我退还不行吗?)。棋路到此,已经相当精彩。
高拱确实是太直了。他想不到,当年徐阶斗倒严嵩,为众官拨云见日,大家能不感恩戴德?不仅如此,现在朝中的大小官员,徐阶在当首辅的6年中,又不知结交或扶植了凡几!这是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高拱现在公然与徐阶对决,触犯的就不仅仅是言官了。
在他这一方面,也有为他说话的。高拱的一个门生、御史齐康,气不过,拔剑而起,杀入了群殴阵中,向徐阶一阵乱砍(勇气可嘉)。
这下,更加激怒了众官。一时之间,九卿大臣(所有的部长及监察院、法院院长)、南北科道(北京和南京的监察系统)一起爆发,交章论奏,弹劾高拱,斥其为“大凶恶”。光禄寺丞(宫廷餐饮司的处长)何以尚,甚至要请尚方宝剑以诛高拱!这人是广西人,和海瑞是至交,两人经常喝着小酒谈论政事。海瑞被关押,他也受到牵连蹲了大狱,是和海瑞一起被平反的,其感念徐阶,自不必言。
在这一阶段,史载“言路论拱者无虚日”(《明史…高拱传》),先后28道奏疏排山倒海压过来。估计隆庆皇帝脑袋都大了。
群情激愤到这个程度,高拱根本就没法儿再干了,只得称病求退。隆庆十分眷恋他的这位老师,但见舆论如此沸腾,只得准了。
隆庆元年五月,高拱灰溜溜下台。
他走了,还有一个郭朴。言官穷追不放。九月,郭朴被逼不过,也自请退休了。
徐阶大老爷牛刀小试,凯歌以还!
但是,时论对此也有非议。稍晚后有人评论说,高拱是个清廉耿直的人,家里清贫得跟寒士一样。言官们这么攻击,是太过了。
徐阶这一仗玩得漂亮——前锋搦战,诱敌深入,全面包抄,只牺牲了一个不成器的胡应嘉,就打得高拱全军覆没。然而,当徐大老爷捻须微笑时,他没有想到,隆庆皇帝虽然寡人有疾、毛病不少,可并不是个白痴。
一个顾命大臣,在新皇面前显示了如此之大的能量,朝局甚至连皇帝也无法左右,那么皇帝该做何感想?
京中大老们只顾弹冠相庆,大概无不以为10年以内,朝局已坚如磐石了。究竟是不是这样,他们很快就会看到。
混战之间,我们却没有看到张居正的影子。他没有声音。入阁之前,他仅为一个正五品的侍读学士,阁老们打架,轮不着他参与。况且,他与两边,关系都非同寻常,因此所抱的态度是坚不介入。
入阁以后,情况有些微妙。一面是恩师提拔,难以报答于万一。另一面,与高拱有六年之久的袍泽之谊,即我们今天单位里所说的“手足情,同志爱”。因而只能中立,但又不能完全没态度。本身已是阁员了,对双方的执政理念,总要有个倾向,否则不是成了藏头露尾的小人了?
两方面的作派确实大有不同。高拱是个认死理的人,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是个“实事求是”的典范。而徐阶用政,则多从策略考虑,讲究以行政上沿袭的手法婉转达到目的。有时顾虑过多,就不惜放弃原则。
这里仅举一例,一次,有言官提议说,某即将被罢官的高官素有声望,不应该拟去职。而徐阶内心是巴不得此人被干掉的,就提出:那么我们就请皇帝“上裁”吧。高拱断然反对,说:“这个头儿不能开!先帝是因为在位多年,通达国体,所以过去常请他‘上裁’。而当今皇上刚即位,哪里知道一帮下属哪个贤哪个不贤?让他上裁,不是难以决断,就是交给别人去办了(指太监)。如此,天下大事去矣!”h t t p : // h i。 baidu 。 /云 深 无 迹
此话真是忠直得可爱。张居正素来欣赏这种“实学”精神,对双方的行政理路,他内心实际是有所褒贬的。
在风潮之中,张居正见言官挟舆论以自重,气焰嚣张,甚不以为然。对徐老师使用权术,以舆论丑化政敌而逐之的手法,也不能苟同。他与高拱,毕竟还有很深的情谊,于是“见其状,不平,往请于徐阶,不听。”他在徐老师那里,是为高拱求过情的。
老师不肯收手,作为学生,又不能起而反对老师,张居正只能独善其身。一日,徐阶向他就政争中的某事征询意见。张居正说:“我今日向你提供意见,明日就成了中伤他人的材料。”老师啊,打死我也不能说。(《国榷》)
这位时年43岁的内阁“末臣”,彼时政治品质还丝毫未被权力腐蚀,应该说,是相当光明磊落的。
对老师,只能是这样了。但对言官的嚣张无度,他这回既然领教了,心里就已经有数。
——来日方长吧。
尘埃落定。张居正才稍喘了一口气,总算是两边都未得罪。既未负师恩,也未负“同志之爱”。
可是,这口气还没有喘多久,朝局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大佬徐阶,摇摇欲坠了!
几乎是高拱前脚走,后脚,徐阶就面临着失宠的尴尬。隆庆皇帝与徐阶的关系骤然紧张。
虽然徐大老爷在“嘉隆转轨”中功劳甚大,朝官一片拥护,新皇帝也是认账的。但徐阶忽略了他与“中官”(太监)的关系,同时与隆庆之间的君臣位置也没摆好。事情就麻烦了。
隆庆这个人,也是个甚为稀奇古怪的皇帝,需要在这里说说。
他在做藩王的时候,位置不稳,所以人倒还老实。可能是由于压抑太久,反弹得就很厉害。一登大位,毛病就出来了。用三句话可以概括:不理政、好色、贪财。样样都到了‘极端的程度。
理政方面,后世史官给他的评语是“端拱寡营”(《明史…穆宗本纪》)。什么叫“端拱”?形同木偶也。“寡营”,什么也不做。朝会时见大臣,一言不发。一连三、四年都是如此,简直匪夷所思,连朝臣都感到忍无可忍,上疏批评道:“岂无所以致之耶?”——您倒是说句话呀!
那时候,朝鲜国派来晋见的使臣赵宪在《朝天日记》中记载道:“隆庆视朝的时候,东张西望,没个样子。且发言甚少,都是太监在传呼。”大使先生的这个描写,颇为传神。
祭祀祖宗的事,也懒得去参加,往往派人代行,即便参加,也是敷衍了事。朝鲜使臣说,隆庆即或是偶尔参加,也极不耐烦。仪式刚完,就令把宫门大开,他拉过一匹快马,骑上就飞驰进宫。扈从的诸臣,*滚**流,撵也撵不上。
政事上不上心,女色上却孜孜以求。即位之初,还服着重孝呢,就“日为娱乐,游幸无时,嫔御相随,后车充斥”(《明穆宗实录》)。其丑态,宫内外都传遍了。
刚一当上皇帝,他就下诏增选宫女。吴妈、小尼姑什么的,多多益善。礼部尚书高仪上疏力阻,说,现在宫里边还积压着宫女好几千呢,您还是开恩,把她们放归乡里为好,就别再滥收了。隆庆的批示反应极快,圣旨第二天就下来了,几个字:“宫女不多罢!”高部长当场没晕死!
皇帝好色,民间就恐慌。隆庆二年初春,江南一带谣传要选宫女,引发“拉郎配”的狂潮,“女子十二三以上,婚嫁殆尽”(叶权《信博篇》)。谁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女儿一辈子“幽在深宫”,成个“白头宫女”。就连官宦人家也稳不住了,纷纷嫁女。女婿一时极为紧俏,在街上随便拉到一个,问问是光棍就行。大街之上花轿相连,贫家女子因涨价租不起轿子,就徒步上门入洞房。那时,穷汉娶到富家女易如反掌,不过,野史笔记上说,这样“婚姻往往不谐”。
一开始,地方督抚也不辨真假。后来弄明白了,官家就赶紧辟谣。但“官愈禁愈为实”。官方发言没有公信力,你越辟谣,老百姓越相信是真的。一直持续到次年春天才平息下去。
隆庆在贪财上也可称为一绝。他不经过内阁,直接派太监向各部索要金银。各部不足,就下令停发工资,把国库(太仓)的银子也调进宫来,并令急如星火向下摊派,致使南方几省数年内加征税款几百万两。
左右太监又蹿掇隆庆搜罗珍宝,下诏让各地大量采买。“买珠买玉,传帖数下,人情惶骇”,基层干部无所适从。甚至有的地方官员怀疑,这圣旨是不是假的呀?(《明通鉴》)
朱家的皇帝,换了一个,仍然是很有特色的啊。
当然,这个皇帝也有他的优点,那就是在政治上很宽厚,或者说怠惰。他的习惯,是完全放权给阁臣去操作。
对于这个特点,后代治史者有不同的评价。朱东润先生在《张居正大传》里认为:“不幸他连驾驭大臣的威柄,也一齐放手,因此穆宗(即隆庆皇帝)一朝,内阁里面只看到不断的混乱。”朱先生为此感到痛惜。
'而专治明清史的韦庆远先生,在其七十高龄之年写出的巨著《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中则认为:“这样一个庸懦的皇帝,客观上亦为徐、高、张得行其策,得遂其谋划提供了条件。”
前辈见仁见智,我是赞同后者的。
固然隆庆内阁的混斗,耗去了明朝当时最精英分子的一些精力,耽误了明朝又快又好发展,但这个时间不很长。自隆庆三年以后,秩序便稳了下来。因为“混斗”也是一种特殊的淘汰机制,“混斗”选择了最适合领导明朝前进的精英。
此外,隆庆皇帝决不是有人怀疑的那样,是个智障病人。他在选择肱股辅臣时,不管是出于直觉还是理性,最终选的还是很准。
可以庆幸的是,隆庆的老师是耿直而想有所作为的高拱。由于历史的因缘,隆庆皇帝无比信任这位老师。高拱在隆庆后期所做的一切,恰恰为张居正的大展身手铺好了路。张居正的改革,实际是从隆庆年间就已经发端的,在其后,以张先生为品牌的十年“万历新政”,并不是没有来由就横空出世、天降狂飙的。
大国,就是大国。它永远会适时产生与之相称的“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