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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出了个张居正-第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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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虽然内心恨刘台入骨,但还是上疏请免用廷杖。因为上次傅应祯讪谤的是皇上,他出面讲了情。此次刘台不过是诋毁阁臣,自然也要免廷杖才说得过去。

最后刘台被削职为民,还归故里。然而,事情岂能如此罢休!张居正此后又派人去辽东及江西安福,追查刘台的所谓“贪赃枉法”旧事,企图加刘台以重罪。首辅的意图,下面自然有人领会,具体执行的,是江西巡抚王宗载和巡按于应昌。后来刘台果然因罪被遣戍广西浔州(现桂平市)。监督改造两年后,在戍所被诬再次入狱,受酷刑而死。死后连棺材衣服也无,极为凄凉!

以刘台为代表的科道官员,前仆后继地倒张,这类行为,在当代的研究者著作里均被视为“逆流”。向改革者发难而获此恶名,似乎没有什么异议。但这几个人,在品行上无大瑕疵,亦不是改革中的利益受损典型。他们提出的指责,多有所本,是对张居正在万历初年就已显露的专权进行抗议。在皇权机制下,权力无制衡,即使是有为之相也难免唯我独尊,破坏朝政中应有的权力平衡。刘台等人的奋起,应看做是对缺乏公议的决策过程、对一人独大的畸形行政机制而进行的阻遏。

这才是问题的本质。可惜,当时双方没有一个可以共商的平台,因此,不同的意见只能以残酷政争的方式表现出来。

固然刘台诸人进行的是绝望的一击,失败乃题中应有之义,但张居正也为取胜付出了沉重的道义代价,甚至是为他身后声名事业的迅速败亡埋下了伏笔。

——大明多少英才,就是这样有话没法好好说,在险恶的争斗中相厮杀、相诋毁,空洒热血,徒唤奈何!

此事平息了一年多后,万历五年九月,又一场大风波劈头盖脸扑来。

事起突然,牵动甚广,其烈度与惨酷,使人们感觉到仿佛严嵩时代又还魂了。







【午门前顿时鲜血淋漓】


万历五年,本是张居正风光无限的一年。前一年底,他刚以一品九年考满,加左柱国、升太傅、并荫一子为尚宝司丞。这些荣衔,是大明臣子在生前可以得到的最高荣誉了。转过年来,次子张嗣修会试得中,进士及第。张居正谢恩,万历答曰:“先生大功,朕说不尽,只看顾先生的子孙。”

父贵子荣,皇帝又打了包票,张居正可以高枕无忧了。可惜,万历的这个承诺,到后来成了命运的讽刺。

万历五年五月,万历果然开始“看顾”张居正的子孙,下诏荫张嗣修为锦衣卫正千户。

就在这仕途如鲜花烈火之盛时,江陵传来噩耗,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于九月十三日因病突然去世!

九月二十五日,讣告到京。

这一年初,张居正就得知老父患病,本想回乡探亲,却正逢皇上要大婚,因此决定推迟一年再回。哪里想到这一延宕,父子竟成了天人永诀。

老父亲一死,张居正立即面临一个重大的问题。按照大明的祖制,官员的祖父母或者嫡亲父母丧,要解职回乡守制三年,此谓“丁忧”。从闻丧之日起,不计闰月共27个月。期满才可以回来上班,谓之“起复”。

但先朝也有特例。宣德元年的金幼孜、宣德四年的杨溥、成化二年的李贤这三位大学士,都曾因丧由皇上特批立即起复,穿素服办公,不用离职回家守孝。这就是非常罕见的“夺情”。

由于夺情不符合典制,所以从正统十二年起,有明令,所有官员丁忧通通都要回家,一律不准夺情。

那么,张居正是否要离职三年?

问题立即成为朝野关注的一个焦点。闻讣的次日,内阁的另两位辅臣吕调阳、张四维奏请,引用先朝杨溥等夺情旧例,请求皇上准许张居正夺情,继续任职。他们是考虑,平时一切政务都是张居正说了算,如果张居正离开这么久,朝中局面他们完全无法掌控。

几乎是同时,又有御史曾士楚、吏科给事中陈三谟上疏请留首辅。南北各院部官员也纷纷跟进,大力吁请挽留,一时形成所谓“保留”风潮。

都御史陈瓒卧病在床已久,急忙抱病写信给礼部尚书马自强,说挽留奏疏上千万不要遗漏我的名字,我就等着疏上留下我的名字后瞑目呢。这个陈瓒,是张居正的同年,北直隶献县人。岁数老大不小,位列九卿,不知还这样死命跟潮流图的是什么。因为南直隶还有一个祖籍常熟的陈瓒跟他同名,老陈还叮嘱送信的人,一定要讲清楚,我为献县之陈瓒,非南直之陈瓒。

马自强接到信后叹道:“此老是快死了,因为心先死了!”

陈瓒果然不久后病殁,因为这件事情后来遭人议论,在史册上留下污名(《万历野获编》)。

万历一开始只是例行公事,下诏表示了慰问,并未提及“保留”。

张居正此时心态非常复杂,如果夺情,与他一贯提倡的坚守祖制不符。如果去职,一切改革事宜,都还在开辟阶段,反对势力之大,不可小看。离职三年,将会发生什么,实难以预测。几天里,他只是在错愕不定中度过。

到了十月上旬,万历才醒悟过来,他哪里离得开张先生?于是公开表态支持夺情,宣谕吏部,准张居正过了“七七”丧期之后,便照旧入阁办事。同时又赐张居正办丧事的香烛等用品数以百计。

张居正这一方的人,更是高度关注事态发展。首先冯保就不愿意这位最大的政治同盟者离开。在闻讣之后,马上就和张居正进行过密谋。

夺情倡议一起,冯保立作呼应。二更天时,诸臣的“保留”疏从宫门递进,天不亮居然挽留特旨就从宫中传出来了,不可谓不快!

据说,司礼监随堂太监将皇上给的礼品专程送到张府,并将冯公公的密嘱附耳告诉张居正。一天里,小太监来传话的络绎不绝。

张居正在丧中,因惊悸悲伤卧倒在床,勉强起来叩谢,说:“我的脑袋全赖冯公公才能保住了!”(《定陵注略》)

张居正的亲信、户部侍郎李幼滋最先意识到问题的举足轻重,索性捅开窗户纸,建议张居正夺情以保住权力。

冯保当然是不遗余力,在太后和万历、以及有关的朝臣那儿分头做了工作。

张居正作为当事人,也是“恐一旦去,他人且谋己”。而且几天来已有令人不安的迹象。按照旧例,在内阁办公室,首辅去职三天后,次辅就搬到原来首辅的位子去坐,并接受同僚与下属穿红衣拜见。吕调阳是次辅,此次虽然没有迁座位,但坦然接受僚属拜见。

张居正知道了,有气,说:“我还在,他就一点也不顾忌。假使我一旦出了春明门,还能让我再回来么?”他这里说的是一个典故。唐朝京城长安的正门(东门)名为春明门,于是后人就以“春明”作为京城的别称,北京成为国都后,也是被称为“春明”的。

看来,走还是留,张居正要有一个态度了。





当时朝中诸臣,以对“夺情”的态度,分为两大派。时人评价道,卑劣者附合,高尚者抨击。

即使在张居正的营垒里,也有不少人建议张居正还是顺应舆论丁忧为好。张居正的门客、贡生宋尧愈、蓟镇总兵戚继光、原大理寺卿陆光祖等,都劝张居正回乡。戚继光甚至提出可以让徐阶回来干一段,反正徐老年纪大了,不可能久居其位,三年后把权还回来就是了。

这些人,可说都是张居正的至交,劝他回乡,或者因正统观念较重,或是权衡过其中利弊,而并非关键时刻对张有了离心倾向。尤其宋尧愈看得透彻,他认为:即使走了以后万一出现不测,诽谤之风大起,有两宫太后、皇帝和老臣联手压制,还不至于有大问题。又何必占据要津、手拿利器来防民之口呢?走有风险,留也有风险,但留下来的祸患要大得多。

李幼滋则坚决反对这种看法,斥之为“宋儒头巾迂论”,他以为人一走,形势如何变化,根本就无法掌控了。眼下百事待举,执宰岂可一走了之?

张居正此时进退两难,与冯保商量了之后,认为还是夺情最为稳妥,于是才有了前面的一场场戏。

最富于戏剧性命运的人物,当属吏部尚书张瀚。他是由张居正一手提拔上来的,平时唯张居正马首是瞻。朝议对他这一点极为不满。但这次,事涉孔孟之道,他不知为何突然坚持起原则来,不肯出面挽留张居正,以此带动了吏部一大批官员联合起来反夺情。

冯保传出中旨(皇帝直接下诏),要张瀚带头倡议夺情。张居正在请归的同时,也跟张瀚吹风,让他赞同皇帝的挽留。张瀚故作不解,说:“元辅奔丧,那是应给予特殊恩典的,但这是礼部的事,与吏部何干?”张居正几次派出说客晓以利害,他就是不为所动。居正大不悦,于是拟旨切责张瀚,说张瀚是“奉谕不复,无人臣礼”。当时,廷臣们个个惊恐,都纷纷附和“保留”之议。张瀚拊膺叹息道:“三纲沦矣!”

张居正益怒,指使言官弹劾这个叛徒。

结果十月十一日,突然有诏,勒令张瀚致仕,吏部全体官员罚俸半年。

举朝为之震动!

为了对舆论有个交代,从九月底起,张居正就按照惯例接连上疏,表示要回乡守制。但是,奏本里却另有文章。他说:“臣闻受非常之恩者,宜有非常之报。夫非常者,非常理所能拘也。”然后又说自己哪怕粉身碎骨也不能报答皇恩于万一,“又何暇顾旁人之非议,徇匹夫之小节,而拘拘于常理之内乎!”

这等于就是在暗示皇上,我可以为你做超越常规的事。《明神宗实录》的作者在记录这件事时,也忍不住议论了一句;“观此,而夺情之本谋尽露矣!”

此后,万历皇帝与张居正又演出了三留三让的俗套戏,张居正便不再坚持要回乡,而于十月十三日提出了“在官守制”的折衷方案。

皇帝让司礼监的太监魏朝随张居正的儿子回江陵奔丧,张居正提出,过了“七七”之后,自己不随朝议事,不参加朝廷庆典,只赴阁办公,并且不穿红色官服。

张居正为表示孝心,还提出守制期间,不领工资。万历就特批每月由有关衙门给张家送油盐柴米聊补困境。最荒唐的是,还让光禄寺每天送去酒饭一桌(也不怕麻烦)。算下来比领工资还合算了。

君臣两个自以为戏演得差不多了,于祖制、于舆论,都可以有了交代。

但他们全想不到,这把戏怎能瞒得过人?

反对夺情的官员立刻发起攻击,且来势凶猛,这是万历和张居正事前绝想不到的。

次第上阵抡开了大斧的,有四个:翰林院的编修吴中行和检讨赵用贤,刑部的员外郎艾穆和主事沈思孝。翰林院的这两位,恰又是张居正的门生。







十月十八日,也就是张居正提出“在官守制”的五天后,吴中行首先向老师发难。他的奏疏写得相当煽情,从人伦大义上对张居正施压。他说:元辅昼夜为公操劳,父子相别十九年。这期间,儿子的身体由壮而强,由强变衰,父亲由衰成头白,由头白成苍老,音容相隔开。现在父亲逝于千里之外,却不得临穴一哭,情何以堪!

他又巧妙地把“夺情”置于舆论的拷问之下,暗示这里面君臣之间恐怕是有交易。他说:皇上之必须要留,和元辅之不能走,原因在哪里,只有通神的人才能知道了,那是不能告诉庸俗人等的。但是市井匹夫,说什么的都有,怎么想的也都有,你怎么能让这里面的重要意义家喻户晓,从而让大家闭嘴呢?

吴中行很坦然,把奏疏递上后,又把副本给了张居正一份,表示此举是出以公心。

张居正看了题目,不禁愕然,问:“奏本送进去了吗?”

吴中行说:“不送进去,我是不能跟您说的。”

次日,赵用贤上疏,用语极其刁钻,说首辅既然能为君臣之义效忠数年,所以就不能为父子之情少尽责任义务一天。陛下之所以不允许首辅回乡守孝,难道是想让四海人心都效仿他的行为吗?

这两人,都建议张居正赶快丁忧,过段时间再由皇上开恩召回,此为上策。

如果说,两位门生还留了一些情面,那么第三天(二十日),艾穆和沈思孝联名上疏,则完全撕破了脸皮。他们意在逼迫张居正交出权力,彻底下台。他们说:张居正若留下,那就是厚颜就列,遇到国家大典,是参加还是不参加?不参加吧,于君臣大义不合;参加吧,于父子至情不合。到那时不知陛下何以处居正,而居正又何以自处?陛下要留张居正,动不动就说为了社稷,那么社稷所重,莫过于纲常。元辅大人乃纲常之表,纲常不顾,安能顾社稷!

他们还公开指责张居正夺情违反道德,“位极人臣,反不修匹夫常节”;说他擅权无异于“宰相天子”;说他行为有类商鞅和王安石,道德和才学却远不如,说他是“愎谏误国,媚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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