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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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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徽宁等属,一片贼氛,皖南不安,臣军且有岌岌不保之势,何能屏蔽浙江,更何能规复苏常?目下兵力未齐,上不能分圣主宵旰之忧,下不能慰苏人云霓之望,寸心负疚。

惶悚无地。“话说到这样子,江苏、浙江大可死心了。

不过,曾国藩亦不是全置江浙于度外,只是他的打算缓不济急——曾国藩的打算是让左宗棠独当一面,另练一军,专负援浙江之任。其时湖南巡抚骆秉章奉命督办四川军务。奏请以左宗棠随同入川,曾国藩急奏挽留,以“湖南本省空虚,人心惊恐”的理由,请留骆秉章于湖南,命左宗棠兼程赴皖,“合两湖江西之全力,以救浙而攻苏。”朝旨虽准如所请,但左宗棠领兵五千,要由江西一路打过来,不是三两个月可以办到的事,所以“救浙以攻苏”这句话,亦如画饼。

***在曾国藩立脚未定之时,太平军已经展开了5路进兵安庆的计划,战斗序列是:

第一路、由李秀成从“天京”出发,经皖南,西入赣鄂,进攻南岸,直取武昌。

第二路、由陈玉成自皖北西引入鄂,进攻北岸,直取汉口、汉阳。此两路为大箝形攻势。期以下一年春天会师武汉,夺取三镇,则下游安庆之围必解。

第三路、由杨辅清会同黄文金、李远继一军沿南岸趋赣北。

第四路、由李世贤经徽州进入赣东。此两路可以牵制南岸湘军。

第五路、由刘官方、赖文鸿、古隆贤,继续围攻祁门曾国藩大营,以牵制其麾下各军,当然最好乘机消灭。同时,李秀成又行文安庆守将张朝爵、叶芸来等竭力死守。等各路进兵成功,则安庆不救而自救。湘军如不撤退,回救湖北及祁门大营,将被一网打尽。综计五路军队,多的十余万,少亦八九万。全部动员,总在五十万人以上,超过湘军十倍,所以曾国藩的处境,实在也很困难,不能说他坐视江浙危殆而不救。

其中攻祁门大黄的主将是李世贤,由浙西统兵四万余人,助攻宁国,曾国藩所部张运兰一军,受阻于旌德,于是宁国府以援绝而失守,戴罪图功的提督周天受殉职,其时距曾国藩立大营于祁门,不过10天的功夫。

接着徽州也失守了。这是曾国藩一生师友交游中的一件大事,也是一大憾事。但平情而论,曾国藩亦实在有不得已的苦衷。

徽州失守的责任,全属李元度。当时李元度是回湖南平江募勇,自成一军,在宁国府失陷之前,到达祁门。李元度原任浙江温处道,曾国藩特请调补为皖南道,预备让他主持皖南的军务,所以等他带着平江的人马一到,随即派他接办徽州的防务。此时立足未稳,曾国藩一再告诫,惟当坚守,但李元度急于见功,不遵调度,出城接仗,屡战屡败,李世贤由绩溪猛扑,平江新募之勇,抵挡不住,竟致徽州失守。

徽州失守后,李元度下落不明,曾国藩驰奏以后,并奉到文宗的温谕:“李元度谋勇兼优,战功屡著,此次挫败,深为可惜。人才难得,着该大臣迅速查明下落具奏。”结果不待查明,李元度自己出现在祁门大营。

曾国藩对他异常失望。这不仅因为丧师失地,还夹有感情上的复杂因素——李元度本是举人,当曾国藩办团练时,他在贵州当学官,平生喜欢谈兵说剑,此时便写了一封数千言的长函,畅论戎机。曾国藩得信大为欣赏,招入幕府。咸丰五年,曾军奉旨移军江西,命李元度回湖南平江原籍,招募了三千人屯湖口,第二年移兵抚州,后来又移到张天师的老家贵溪,协助沈葆桢防守广信府,而三千子弟兵,却只剩下七百了。

咸丰七年,太平军两万攻玉山,而李元度便以七百人迎敌,烧断了浮桥,敌人无法渡河,由上游浅处涉水而过,包围玉山。

李元度回城拒守,被敌军连续不断地攻了两昼夜,他在城头亲自督战,左颊还中了子弹,负伤不退。而敌军忽然罢攻,仔细查察,发现地面下有杂声,知道又在挖地道了。于是,相准了地方,先挖一条壕沟等着。地道挖通,太平军恰好自投罗网,亟亟退去,而李元度已按下伏兵,以寡击众,打了极漂亮的一仗,广信府转危为安,也就因为这场战功,得由知府以道员记名,并加按察使衔,赐号巴图鲁——满州话“勇士”之义,此后又以应援浙之功,放了实缺,是浙江温处道,但浙江的官却一直未到浙江效力,为此,浙江前后两任巡抚罗遵殿、王有龄对曾国藩颇有怨言。

曾国藩对李元度的期望甚殷,而且有意助他成大功、立大业,首先奏调他为皖南道,皖南道本名徽宁池太广道,慈禧太后的父亲惠徵就当过这个官,是有名的一个道缺,照例加按察使衔。

其次当曾国藩出奏之时,曾有一封长信给李元度,所作规划,可见爱重之意。

入皖南膏腴之地,大有可为。顷已奏阁下调补斯缺。明年国藩有维扬之行,此四府一州者,敬以相属。大抵地方事,阁下主之,军务事季高主之,升迁举劾,则两公商办。

由此可见,在曾国藩心目中,是以李元度与左宗棠相提并论的。不仅如此,在感情上,对李元度也有偏爱:阁下不赴浙履任,浙人避免怨阁下而兼及不佞。然仆以贵部守宁国之名城,而以左、张、鲍三军左右夹辅,则仆之为阁下谋也甚忠。

左是左宗棠,当时正提新军六千,兼程赴江西,曾国藩预备让他当广德一路;张是张运兰,在广德与宁国之间游击接应;鲍则是鲍超,将由石埭攻池洲,所谓“左、张、鲍”三路“夹辅”者如此;曾国藩是以所部精锐,助李元度成大功,就像他多方设法助曾国荃成大功一样,等于拿元度当同胞手足一样。

照曾国藩的打算,皖南一地可以托付李元度,他便好去整顿江北大营,既以援安庆,亦以复苏常。那时候祁门大营,自然由李元度主持,虽不能当钦差大臣,至少会有个“帮办军务”名义,然后补实为监司,署理巡抚,顺理成章地以方面大员,当方面之任。

就为了这样一份苦心殷望,变成爱之深则恨之切,大营立脚未定,连失名城,实际上的偾事,亦使曾国藩有创巨痛深之感。如果李元度真的殉了节,则地虽失而士气不失,对朝廷亦好交代。像现在这样空身逃了回来,何以慰君父之望,更何以鼓舞将士?因此,曾国藩大伤脑筋,当然也不会有好嘴脸给李元度看。

于是军中有些刻薄的人,做了一副嵌字的对联:“士不忘丧其元;公胡为改其度?”横额叫做“道旁苦李”。李元度受不了这些讥讪,来了个不辞而别。

这一下,曾国藩真的冒火了。照公事来讲,李元度此刻是“听勘”的待罪之身,何能来去自如?因而请幕友具奏严劾。

这个幕友也是他的门生,就是李鸿章。李鸿章先从吕贤基回安徽办团练,后来在安徽巡抚,也是在他的老师福济幕府中,极不得意,辗转投入曾国藩大营,专司章奏公牍。平日谨遵师命,唯独这一件事,却提出了异议。

“李次青跟老师共过患难。似乎不宜出以如此决绝的手段。”

“李次青自取之咎。”曾国藩说:“大营初立,像他这样子不中用,又不听调度,我何能在祁门立足?”

“祁门形如釜底,是兵家的所谓‘绝地’,本不宜安营。”

李鸿章又说:“老师如果一定要奏劾李次青,门生不敢拟稿。”

曾国藩摸着胡子,慢吞吞地说:“我自己来!”

“果然如此,门生也要告辞了。”

李鸿章以去就力争,而曾国藩丝毫不为所动,将手向外一伸:“悉听尊便!”

师徒二人言语碰僵了,李鸿章当天收拾行李,投奔江西。

曾国藩果然亲自拟稿出奏,十月初十奉到上谕:“皖南道李元度不能坚守待援,着即革职拿问。”

***此时的李元度,已经回到了老家平江。他的从邻门大营不辞而别,倒不是畏罪潜逃,只觉得自己决不是无人欣赏的“道旁苦李”,预备回平江另外招募人马,带出来报仇雪耻。

李元度御下极宽,但不大明是非,部下犯了法,求个情就可以宽免。所以营官部卒,爱戴有之,却不大怕他,也不大听他的号令。畏严乐宽,人之常情,家乡子弟听说李元度来招兵,十分踊跃,很快地又成一军,名为“安越军”。

“越”者浙东,所以“安越军”顾名思义,可知是一支援浙东的单队——李元度与浙江再度发生关系,是一个名叫邓辅纶的人,居间拉拢。

邓辅纶的父亲做过江西臬司,家道小康。由于与李元度是小同乡,所以替他“管带”过平江子弟兵。广信府的攻防战告一段落,李元度回平江重新招兵,邓辅纶却由同知报捐了一个道员,分发浙江,到杭州是在这年七月。

不久李元度就有丧师失地之辱,邓辅纶跟他取得了联系,为他进言于王有龄,说可招募平江勇丁援浙。王有龄所最感困难的就是兵力不足。所以邓辅纶的建议,深中下怀,应允李元度如能办到此事,他可以出面奏调,无形中解消了他的皖南失机的责任。于是而有李元度在祁门大营的不辞而别。

及至十月初十的降旨李元度革职拿问时,他已带兵出平江。其时李秀成由皖南、江西,插入湖北,沿途收罗人马,复又原途回金陵。李元度就跟在太平军的后面,由湖南入江西,一前一后,旌旗相望,而实在不曾接仗,但李元度却诳报克复了江西义宁等地。湖北、江西,居然据以出奏,这一下革职拿问之事,便无形中搁置了下来。

祁门大营,自宁国、徽州接连失陷后,情势危殆,幸亏鲍超、张运兰两军得力,而左宗棠由幕僚转为带兵官,如新硎初发,其势极锐,驻军江西景德镇,与皖南为犄角之势。左宗棠当时骄气还不太盛,与曾国藩相处,还能和衷共济。此外则彭玉麟驻湖口,当水路要隘,对于局势的稳定,亦颇有帮助,所以在咸丰十一年初,大致已站定脚步。其时的情势,可由曾国藩致其长子纪泽的一封家书中,看出大概:正月十四日发第二号家信,谅已收到。日内祁门尚属平安。鲍春霆自初九日在洋塘获胜后,即追贼至彭泽,官军驻牯牛岭,贼匪踞下隅坂,与之相持,尚未开仗。日内雨雪泥泞,寒霜凛冽,气象殊不适人意,伪忠王李秀成一股,正月初五日围玉山县,初八日围广丰县,初十日围广信县,均经官军竭力坚守,解围以去。现窜铅山之吴坊、陈坊等处,或由金溪以窜抚建,或经由东乡以扑江西省城,皆意中之事。余属刘养素等坚守抚建,而省城亦预筹防守事宜,只要李逆一股,不甚扰江西腹地,黄逆一股,不再犯景德镇等。三、四月间,安庆克复,江北可分兵来助南岸,则大局必有转机矣!

目下春季尚早,必有危险迭见,余当谨慎图之,泰然处之。

鲍春霆就是鲍超。他的部队即名为“霆”军。其人是中国行伍出身的军人中,最可爱的一个,曾国藩平生驭将,亦以得鲍超为赏心快意的一大乐事。彼此相知甚深,有许多佳话流传。

皖南及江西的局势倒是稳定好转了,浙江的局面却是从咸丰十年二月杭州初次失守,到此时将满一年,始终未见起色,论各省军务,浙江是最弱的一环。提督饶廷选固少将略,谈浙江本省的兵力,主力不过衢州镇总兵李定太的一万二千人,保土御匪,都靠杨昌濬的所谓“借将”,最显著的是张玉良,借自江南大营,此外还有林文察,是清朝台湾的唯一将才。

借将以外,复有借势。借势者靠恃他省为屏障,因此皖南的军饷,一直由浙江筹拨,年耗三十余万,而周天受门户之见极深,浙江并未能获得保护的实益。当洪杨初起时,各省都在练兵,惟有黄宗汉采取御敌于境外的策略并不错,且颇受文宗的奖许,但因此便缺乏如胡林翼所说的,“得力之将数人以折冲御侮于其间。”实亦非始料所及。

至于彼此相仇,则说来最令人痛心,所谓“乖气致戾”,只谈一件事,就可想见:有个四川人,叫王道平,在杭州城内巡抚衙门前面的“梅花碑”摆测字摊,已经十几年,忽然有人疑心他通匪,说已接受太平天国的伪号,就是王道平三个字翻过来,伪封为“平道王”。

这样匪夷所思的事,居然有人相信,拿他捆送营务处,要求立即处决。官府当然要依律审问,搜查他的寓所,毫无佐证,而暴民鼓噪辕门,群聚不散,结果将王道平拉了出来,“脔割其肉立尽”,这股乖戾之气,实在可惊亦复可忧。

乖戾之事,不一而足,愈到危急时愈甚,远道风闻,只道浙江的局势,是名副其实的“兵凶战危”,避之为吉。

当然,认为浙江的局面不祥,仅是他省手握兵符的大帅不肯援浙的三个原因之一,此外两个原因是:第一,自顾且不暇,如果舍己耘人,何异纵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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