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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上的蒲公英-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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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驻军多,南苑人说话有点南腔北调,没有那么浓的北平味,由于驻军的历史久远,南苑镇的商铺买卖也多与兵营有关。

这里最常见的行当是小饭馆子、大澡堂子和缝补摊子。每天下午训练完毕,吃不惯馒头窝头的南方军官们就到镇上找一家饭馆,点几样酒菜、吃两碗米饭,然后踱进澡堂子里。伙计们自然会把军服送到缝补摊上去,估摸着晚点名的时间快到了,澡堂的老板就把军官请起来、递上一根烟,这时候,洗过的衣服已经烘干了、磨破的袖口已经补好了、揉皱的裤脚也已经熨平了,大家消除了白天的辛苦、穿着铮亮的皮鞋回营去,那感觉真是舒坦极了。

李行和莫永聪能够在澡堂子里呼呼大睡,可蔡智诚却不行,他在那种地方睡不着,所以总是带着一本书、趴在床上看。

训导大队分成十个队,伞兵总队和通讯、气象、防空、警卫部队的人分在一起,所学的课程涉及辎重、工兵、交通、爆破、战术、防毒、地形、情报和无线电等方面,教材是由美国人选定的,采用“混合教学方式”上课,先由中国教官做一遍指导、再由美国教官讲解同样的内容,学员们可以从中揣摩到两国之间的教育方法有什么差异。

训导队的美国教员其实是陆战一师的军官,并不是真正的军校教师,但即便是这样,蔡智诚他们也能感受到中美军队在观念上的不同。比如,上战术课的时候,中国教官用三分之二的时间讲进攻、三分之一的时间讲防御,可美国人却用了一大半的时间讲如何撤退,好象他们打仗的目的就是为了逃跑似的。再比如,美国的参谋业务主要是算帐,先算算自己有多少物资、多少兵力,再算算对方有多大力量,然后才考虑怎么办;而中国教官一上来就让大家判断敌人的弱点在哪里、我们的优势是什么,如何以长击短。

46年年底,正是国军在各大战场“高奏凯歌”的时候,国民党军队大举出击,向中原、苏北、鲁南、冀鲁豫、华北、西北、东北各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作战目标几乎涵盖了共产党的全部根据地。有一天,陆军大学“战术研究院”主任游凤池中将到训导队来做报告,他对蒋委员长的“英明决策”评价很高,认为“流寇每获负隅则易成功,一旦流窜则归于失败”,所以必须“中央突破,全面开花”,一举铲除共产党的粮食产区和兵源补充地,“使其陷入无依托的流动作战”……可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鲍威尔少校却在小本子上算了一笔帐,觉得蒋委员长的办法不科学,按他的计算结果,国民政府只有多少多少资源、只能供应多少多少兵,如果不能围歼主力、只是抢占地盘,哪怕仗仗都成功,最多打个小半年,国军就没有机动兵力了,到时候共产党真的跳出外线“流动作战”,招架不住的不是共军、反而是国军。

游凤池急了,搬出历史经验教训,从太平军讲到红军、从石达开讲到毛泽东,反复证明“共产党离开根据地就是死路一条”;而鲍威尔就是不服,也找出这个战例那个理论,从拿破仑讲到麦克阿瑟。两个人在台上争得面红耳赤,就连翻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搞到最后,游凤池干脆冲着学员们嚷嚷:“你们学习外国理论,先要明白中国的情况,不能什么话都听信洋人的!”,鲍威尔弄不懂游中将在嚷些什么、直扯着翻译问“what?what?”,惹得大家哄堂大笑,鼓掌不是、不鼓掌也不是。

游凤池先生是贵阳人,是贵州陆军学堂培养的“土专家”,从24年起就在黄埔军校教书,弟子满天下,国军里的中将少将见了他都是毕恭毕敬的,如今却被一个美国少校顶撞得下不了台,真是气得不得了,离开会场的时候还在一个劲地念叨“真不象话!美国军人不象话”。  

美国军人不象话,比鲍威尔少校更不象话的是皮尔逊军士长。

46年的12月26日下午,蔡智诚在教室里看书,李行和莫永聪从街上跑回来,手里举着份《北平日报》、激动得大吼大叫。原来,24日夜晚,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皮尔逊军士长在东单广场强奸了北大女学生沈崇,报纸上把这件事情给捅了出来。报上说,做案的美国兵跑了(实际上,皮尔逊被抓住了,逃跑的是同案犯瓦伦普利查),而美国军队企图包庇罪犯、阻挠北平警方的刑事调查——这立刻就引起了中国青年军人的强烈愤慨。

既然是海军陆战队的军士长,皮尔逊就肯定属于美国海军陆战一师。

当天正是圣诞节,训导大队的美国教官们都在南苑大红门舞厅参加联欢会,蔡智诚他们立即赶往大红门,上百名空军军官一起闯进了会场。

舞厅里除了美国人,还有许多中国高官和官员家眷。莫永聪一进门就高喊:“请各位太太小姐赶紧离开这里,免得被可恶的消息侮辱了耳朵!”,接着,李行又用英文和中文把“沈崇事件”通报了一遍,并强烈要求美国海军陆战一师交出肇事罪犯——教官们显然事先不知道这个情况,顿时被震得目瞪口呆、鸦雀无声。

过了好一阵,大家才渐渐缓过神来,三三两两地展开议论,有美国人说应该开除军籍,也有的建议判三年五年徒刑,而国军的态度却是异口同声:“按中国的军法,枪毙!”

蔡智诚问鲍威尔少校对此事有什么看法,鲍威尔回答说:“站在美国人的立场,我感到遗憾;站在军人的立场,我感到羞耻。但我不是司法专业人员,对军事审判没有明确的意见”

第二天,北平的大学生开始上街游行了,很快,因“沈崇事件”引发的抗议浪潮就席卷了全国、并逐渐演变成为中国革命史上重要的一页。不过,南苑“军官训导大队”的学员们并没有参加其后的活动。

在当时,对“沈崇事件”感到强烈义愤的主要是大学生或者与大学有关的知识青年,行伍出身的军人以及大多数普通百姓都对这桩强奸案比较淡漠,甚至还有些老头老太太表示:“大姑娘家,半夜三更四处乱跑,那是自招祸害”,居然责怪女学生不守规矩。蔡智诚虽然同情沈崇小姐,但他还是觉得这只是个“孤立事件”,与其他美国人无关,只要通过法律程序、实行军法处置就行了,所以并不认同学生运动所提出的“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

47年3月,南京学生成立了“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发动全国几十所大学起来罢课示威。蔡智诚刚从北平回来就被派去和大学生对话,他主张的还是“孤立事件”、“适可而止”、“不要受异党分子挑拨”那一套,结果被学生代表骂了个狗血淋头。蔡智诚被骂急了,一把夺过话筒:“沈崇小姐在北平遇害,你们闹了三个月还嫌不够,苏联人在东北侮辱了那么多中国妇女,怎么没见你们出来抗议一声?苏联大使馆就在南京城,有本事你找他们讲理去……”,然后,双方就在台上抢麦克风,差点没有打起来。

说实话,蔡智诚之所以和大学生发生冲突,并不是因为不理解学生的爱国热情,只是由于他刚刚得到了二哥蔡智仁阵亡的消息,心情不痛快、想找个机会发泄罢了。

46年12月份,蔡智诚收到了二哥的来信,蔡智仁在信上说自己已经随戴之奇调到了整编第69师,担任副官处的主任。

整69师的前身是第99军,属于薛岳的基本部队(马甲在前面的段子里讲过,薛岳曾经想派99军接收长沙),他们于46年7月完成整编,10月份就遭到粟裕部队的重创,三个整编旅报销了两个半,结果,师长梁汉明、副师长甘清直双双被解职,改派青年军第六军副军长戴之奇接任师长,饶少伟(原整4师副师长)任副师长。蔡智仁是11月中旬到任的,刚到师部不久,部队就接到了进攻沭阳的命令,于是就赶在出发前给弟弟写了一封信。

在信中,二哥对即将进行的军事行动很不乐观——整69师的师长和副师长接触部下的时间不到一个星期,只知道旅长的名字,就连身边的参谋都认不全,更无从了解各部队的素质特点。而且,整69师的建制也很成问题,预3旅是从整57师“借”来的,原本属于李默庵的“游击突击队”,以前没有打过正规战;第41旅是从整26师“借”来的,战斗力比较强,可旅长董继陶却性情孤傲、不听从戴之奇的调遣;而第60旅则是由整69师的残部凑起来的,都是些刚吃过败仗的枪底游魂,惊恐未定、军心动荡。在这样的情况下,新上任的戴之奇师长却居然抢着要当先锋,不仅声称“一个69师能打共军三个纵队”(结果惹得粟裕真的拿三个纵队打他),还提出“以苏北战绩向国大献礼”(戴之奇是三青团中央委员)——这可真是盲人瞎马,前途叵测。

蔡智诚对二哥的忧虑十分理解,但他却并没有感到特别担心。因为,在46年12月,国民党军正处于全面进攻的高潮时期,半年来,国军已经连续夺取承德、张家口、淮阴等一百多座大小城镇,在华东战场上,国军更是控制了苏中、杀进了苏北,“成功地”把共军挤向了鲁南(电影上的解放军战士有句牢骚话“反攻反攻,反到山东”,说的就是这个时候)。所以,蔡智诚觉得,虽然整69师的状况不大好,但完成“追穷寇”的任务应该还是没有问题的。

47年的1月份,蔡智诚忽然在报上看到了“整69师沭阳受挫”的消息,联想起二哥的那封信,这才感觉到有点慌神。他连忙四处打探详情,搞了半天终于知道,就在上个月中旬、也就是收到哥哥来信的时候,整69师已经在宿迁附近“遭受了毁灭性打击”,师长戴之奇自杀(他是解放战争中头一个“成仁”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副师长饶少伟被俘。

(注:宿北战役——1946年12月13日,国民党整编第69师沿宿新公路向新安镇、整编第11师沿宿沭公路向沭阳攻击前进。15日,山东、华中野战军抓住两股敌军行进间隙过大的战机,组织三个纵队另两个师的兵力在晓店镇、嶂山镇地区向整69师发起突击,于19日凌晨将其全歼——这是解放战争初期华东解放军由被动转为主动的转折性战役,也是粟裕大将自叙“平生最紧张的三个战役”的第一次)

师长阵亡、副师长被俘,副官处主任也肯定没有啥好下场。

李行和莫永聪帮着蔡智诚分析:以蔡二哥的身份,如果不战死,即使脱逃回去也躲不过军法处置,存活的唯一希望就是当俘虏——于是,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蔡智诚就诚心诚意地盼望着哥哥投降了共军,只可惜,一封遗书最终还是断绝了他的希望。

蔡智仁是46年12月18日自杀身亡的。

从12月15日黄昏时起,整69师师部就被山东野战军2纵(韦国清部)和华中野战军9纵(张震部)包围在人和圩(今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侍岭镇吴圩村),战至18日下午5点,9纵突击部队冲进了村内。此时,预3旅和第60旅已被山东野战军1纵(叶飞部)和8师(何以祥部)歼灭,而东南方向的胡琏整11师(即“五大主力”之一的十八军,戴之奇曾经是这个军的副军长)却依然不见踪影,驻守苗庄的董继陶41旅也呼叫不通。

苗庄村在人和圩的北面两公里,连续几天,那个方向都十分安静(据《张震回忆录》记载,从16日起,2纵和9纵就集中力量进攻人和圩,只派了少量部队对41旅进行监视),所以,戴之奇就命令蔡智仁带着他的手令去苗庄找董继陶,请41旅赶紧来救命。 

没有人知道蔡智仁是怎么突破封锁的,反正他于傍晚时分到达了41旅旅部。可董继陶接到命令之后却并不愿意服从,他认为这时候靠近师部等于是去送死(这倒是真的),所以拒不肯发兵。蔡副官没有办法,只得写了几句遗言,然后对着自己的胸口打了一枪。

夜里9点,在人和圩等不到救兵的戴之奇喊了几句忠于党国的口号,也朝自己脑袋开了枪(他的左轮手枪被9纵缴获了,后来由张震将军收藏着,直到79年才按规定上交)。

19日凌晨4时,整编69师师部被2纵和9纵攻破。

第41旅旅长董继陶最后跑出去了(在台湾以少将军衔退役),他还算是不错,专门派了个副官把蔡智仁的遗书送到遵义,蔡家人这才知道了二儿子的结局。那封遗书只有一百多个字,主要讲了两个意思:一是说自己已经无力回天,只有以死尽责;二是希望家里人把他妻子接回遵义去,并要求蔡智诚过继一个孩子给他的遗孀——看样子,他还是坚信妻子会为自己“守节”的。

可送信的副官却告诉蔡家老人,他已经去找过蔡智仁的太太,初衷是想把她一起带到贵州来,可蔡夫人听完丈夫死亡的经过,只说了一句话:“他寻死之前没有想到我,死了以后再安排这些有什么用?”,然后就收拾东西回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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