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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和平解决，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五项条件和四项保证。蒋介石被迫同意确立停止内战的国共合作政策。此时，国共两党表面上握手言和，携手抗日，实际上，蒋介石将抗日二字还只是挂在口头上，没有真正放下他“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
早在五年前的1932年1月28日，日军在上海挑起事端，日本海军竟然要登岸保护闸北一带日本侨民，要求十九路军撤退30公里。蒋介石当时想的是，中日矛盾应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暂且答应了日本人的无理要求。所以，他完全不考虑中国人民的利益，命令十九路军撤退30公里。
蒋介石的软弱给了日本侵略者更大的野心，日本出动飞机，对闸北、真如一带狂轰滥炸，炸死炸伤我许多无辜老百姓。十九路军官兵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奋起反击。震惊中外的“一·二八”淞沪战役爆发，国民党十九路军击毙敌军万余，逼得敌人换了三次指挥官。明明是胜利者，南京政府竟同日本签订了妥协退让的《淞沪停战协定》。蒋介石让中国人民再次蒙受屈辱。
卢沟桥的枪声，又让蒋介石寝食难安。
老蒋的态度变了（2）
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同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九人联名打电报给蒋介石：“红军将士愿在委员长领导下为国家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地卫国之目的。”
7月9日，又由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等人率领全体红军，打电报给蒋介石表示：“我全体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名为抗日前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在中国共产党及全国民众的鼓动及催促下，蒋介石在庐山召开谈话会，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参加了庐山谈话会。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就卢沟桥事变发表了较为强硬的讲话：“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继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用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事的解决。”蒋介石在讲话中还提出了中国政府的四点明确立场：
（1）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
（2）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
（3）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4）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这四点立场，是我国外交最低限度。
蒋介石在7月17日的讲话中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蒋介石的这次庐山讲话，于7月19日以“最后关头”为题，在报纸上公开发表。
7月20日，蒋介石由庐山返回南京，召集全国军政负责人，到南京研讨抗日对策。同日，反蒋派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通电表示拥护中央，决心抗日到底。国民党内部的其他反蒋派系也纷纷表示拥护蒋介石抗日，服从蒋介石的指挥。
此时的蒋介石在抗日态度上，仍在谈与打中犹豫，不过喊打的声音提高了一些。
一意孤行的日军，不管蒋介石采取什么态度，野心不改，我行我素。7月中旬，日军从东北和日本向平津及华北大量增兵，7月28日深夜，日军向平、津两市大举进犯，第二十九军士气旺盛，以大无畏精神顽强抵抗。副军长佟麟阁在北平南苑阵地指挥战斗中，以身殉国。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在突围中光荣牺牲。由于蒋介石备战不足，第二十九军节节败退，北平、天津相继沦陷。
由于平、津失守，日军利用优势装备，采取南北夹击战术，一面以精锐之军沿平汉路南下，一面以海军陆战队从东边上海登陆。企图以武汉为中心目标长驱直入，剖分中国为东西战场，抢占中国沿海物资，分割中国应战军队，中国政府的整个抗战部署，就会支离破碎，从而实现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战略目标。
8月上旬，日军按预期战略计划实施，主力南下的同时，另一部从上海登陆，淞沪战役应势发生。日军进攻上海也炮制类似狼吃小羊的借口。8月9日下午，日本两名海军陆战队官兵，驾车强行冲入虹桥军用机场，明目张胆地探测中国军队的情报。中国哨兵喝令他们立即停车退出，谁知那两名日军不但不听，反而开枪射击。守军当即予以还击，把那两名官兵当场击毙。驻扎在上海的日军立刻提出“抗议”，要求中国军队从上海撤退，拆除防御工事。在遭到我方严词拒绝后，日军就将海军陆战队和军舰集中到吴淞口一带，作好了大举进攻上海的准备。日军虎视眈眈，战争一触即发，京（南京）沪（上海）警备司令长官张治中立即亲率第五军驻守上海周围，同时调集三十六师、八十七师、八十八师火速赶到上海，准备迎战。
蒋介石之所以能下定决心抗日，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西安事变以后，国共两党代表分别在杭州、庐山会议上，达成了国共合作抗战的口头协议及部分条款的文字协议，尤其是8月12日，中共代表在蒋介石召集的国防会议上实事求是的发言，对蒋介石的启发和鼓舞极大。
8月12日这天上午10时，南京的主要街道两旁增加了一些抗日的标语，从机场到中央饭店的马路上，一下子平添了许多军警、岗哨。明眼人一看便知，今天将有不平凡的人物到来。
果然，先后从西安飞来的飞机，给南京送来的贵宾是红军总司令朱德、苏区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红军副总参谋长叶剑英。
将近中午，来自延安的贵宾被邀请到中山东路的中央饭店进午餐。主人当中有军政部长何应钦，蒋介石的代表、军委办公厅副主任兼侍从室副主任姚琮，高级将领陈诚、顾祝同、周至柔等国民党要人。昔日在战场上交锋的对手，今天重又举杯共饮。他们都是炎黄子孙，都是同饮黄河水、长江水长大的，如今都是肩负着治国重任的一代军人，在民族危难之际，没有解不开的疙瘩，没有化解不了的历史旧账。
午后3时，中共的三位代表出席了蒋介石召集的国防会议。这是一次难得的会议，议程中有内部关系的调整问题，也有对敌作战的战略、战术问题。国共两党在敌对了十年之后，双方高层人物终于坐在一起，这是历史的进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
老蒋的态度变了（3）
会议开始，蒋介石先说了几句开场白，接着何应钦将他在庐山谈话会上的那篇充满了悲观情绪的讲话，重新在会上搬了出来，而且经过修改加工，悲观主义的论调似乎更加完整。他认为，敌强我弱，中日双方军事力量过于悬殊，强调种种困难，特别是缺乏装备，抗战前途令人忧虑等等。
何应钦的悲观论调给国防会议蒙上了一层阴影。周恩来感到问题严重了，如不立即批驳
，将给会议和抗战前途带来有害的后果。他迅速站了起来，指出日本是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政治组织力量在亚洲是一等的。这一点谁也不能否定。这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主要条件。但是，日本是千岛小国，钢铁、煤、石油靠进口，资源先天不足，人力、军力、财力和物力极其匮乏。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具有退步性和野蛮性。它虽然和德国法西斯勾结，但失道寡助，不会得到国际上的援助。中国的确是一个弱国，不论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政治组织力量各方面都不如日本。可是，中国是个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可以进行长期战争。中国进行的是反对侵略的正义战争，得道多助。中国已经受到并且还要受到国际上广大国家的援助，这和日本恰恰相反。因此，对抗战前途的悲观情绪是没有理由的，也是没有根据的。困难是可以解决的。坚持长期全面抗战，是可以获得胜利的。
朱德站起来补充说：“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获得战争胜利不仅仅由武器装备的强弱决定，主要是人的因素，人的勇敢精神起着决定作用。辛亥革命时蔡锷将军不过是一个协统，他的人数少，而且武器装备差，几乎全是大刀长矛。而当时的总督李经义统帅着近十万人马，并拥有洋枪洋炮，却敌不过蔡锷的一万人马。这个例子说明什么呢，它说明战争的胜负往往不是靠装备的精良，也不是靠人马的多少，而是靠指挥员的指挥艺术及部队的勇敢精神。李经义是大清王朝的大将军，但他是腐败朝廷的看门狗，代表着反对势力，人少武器差的蔡锷将军却代表着正义和进步力量，得到四川民众的广泛支持。他最终打败了李经义，就是印证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真理。日本对中国采取的逐步蚕食政策，由于他们国小、地少、物少、人少、兵少，对长期作战不利。他们采取的是速决战，我们根据我们国家的特点，充分利用地大物资丰富，人多兵多，可以充分动员民众参战，可以坚持持久战。而持久战是弱者对付强者的最佳的选择，持久战是战胜敌人的‘绞肉机’，我们不妨来个以我之长，击其之短，用持久战来消耗他们的力量。当前，我们一要反对亡国论；二要反对速胜论；三要反对单纯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惟有军队和民众相结合，才能战胜日本。”朱德一口气说明了自己的观点，挥舞着握紧的拳头，充满自信地总结了一句，“我坚信，只要坚持发动民众，坚持持久战，用不了几年，我们就会将日本强盗拖死！”
话音一落，掌声四起。
蒋介石也被他的一番分析所感动，更从周恩来、朱德那深邃的目光中，看到了中共代表的真诚和坦率。会议结束时，蒋介石握着朱德的手说：“玉阶（朱德的字）将军讲得好，如果打持久战能获胜，我一定抗战到底。”
朱德看出蒋介石话里的真诚，笑着说：“此次委员长的话可算数？”
蒋介石听出朱德话中有话，他是对自己说话的诚信度有怀疑，便十分认真地说：“玉阶将军，这次我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
中共的态度促使蒋介石果断地下了抗战的决心。蒋介石的表态，令朱德十分宽慰，他诚恳地说：“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又都是军人，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我们要明确自己所处的位置，明确军人的责任与贡献。只要尽力了，就无愧于天地，无愧于良心，无怨无悔。”
谁知，此时信誓旦旦要抗战到底的蒋介石，时隔不久却又产生了动摇。
8月13日，日军开始向中国军队轰击，大战终于打响了。
淞沪战役之初，蒋介石的神经绷得紧紧的，他始终牵挂着这场战役的输赢。就在战役打响的8月13日上午10点——离第一枪仅45分钟后，蒋介石的急电就传到了南翔张治中司令官的手里：……对倭寇兵营与其司令部之攻击，及其建筑物之破坏与进攻路线，障碍之扫除，巷战之准备，皆须详加研讨，精益求精，不可徒凭一时之愤兴，以致临时挫折；或不能如期达到目的之气馁，又须准备猛攻不落时之如何处置，以备万一。倭营钢筋水泥之坚强，确如要塞，十五的重榴炮与五百磅之炸弹，究能破毁否？希再研讨，与攻击计划一并详复。
张治中耐着性子看罢蒋介石的手令，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大战已一触即发，委员长却在南京忧心忡忡地说什么“希再研讨”。刀已架上了脖子，人头就要落地，火已烧到了眉毛，是研讨的时候吗？有研讨的时间吗？
早在“七·七”事变之后不久，正在青岛养病的张治中不顾医生劝阻，急驰回京。这时，他的部队第八十七师在苏州、常熟；第八十八师已调到无锡、江阴，江苏省和上海市只有几个保安团队。张治中为抓住战争的主动权，待第二师补充旅到达苏州后，便令其一团化装成上海保安队，进虹桥、龙华两飞机场，加强警戒；一个团化装成宪兵，开驻淞江。又调江苏保安第二团接替浏河方面江防警戒，将原保安第四团集结到太仓附近，担任岳王市、梅李两区防务。
老蒋的态度变了（4）
张治中的意见是一定要争先一着，先下手为强。蒋介石已有吸引日军主力南下淞沪的计划，准备集中主力在淞沪与日军主力决战，一是争取国际舆论与在上海有利益关系的国家和国联出面干涉；二是利用在上海抵抗和封江的时间，掩护国民政府和主力从容退守武汉、南昌，保存实力，并拉开战线，相机破敌。
张治中到了黄埔路蒋介石官邸，主动请缨，恳切地说：“委座，我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