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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罗瑞卿-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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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情不自禁地回头眺望对岸举着灯笼、火把为红军送行的群众,心里涌起一阵阵恍然若失的惆怅、难分难舍的离情与暖融融的感觉相交织的情绪。

队伍又开始缓缓移动了。罗瑞卿挺了挺腰板,又迈步向前。他回头招呼了小陈一下:“小陈,跟上。”

“是,罗局长。”

警卫员陈德先轻轻地应一声,紧紧跟在罗瑞卿的身后。他望着罗局长高大宽阔的背影,觉得罗局长今天好严肃哟。往日的罗局长是那么和蔼、平易啊。他一边缓缓移步,一边想着心思,一件往事浮现在脑际。

那是几个月前的一天。

陈德先调到一军团保卫局在罗瑞卿身边当警卫员以来,一直有一件事埋在心里,总有一种不吐不快的感觉。但是,他又怕像刚参军时那样,因为在一次战斗后同别人议论部队伤亡,被视为动摇军心,结果被打成“AB团”分子,关入牢房。是有人出面作保,说他年龄小才被释放。那次经历,使他一直心有余悸。来一军团保卫局后,他发现这里没有与他先前所在的部队一样的那种人人自危的清除“AB团”的气氛,不仅政治气氛远没有那样紧张,而且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也极为融洽。生活了一段时间,他的紧张情绪渐渐放松了,消除了。在想了好几个晚上后,他在那天早饭后向罗局长的办公室走去。

走到门前,手已经扶在门上了,又缩回来。想到罗局长对他的关怀,想到罗局长说话时那张温和的笑脸,他又抬起手来,轻轻地推开了门。

罗局长正在读书,听到门响,抬起了头,温和的目光落在小陈的脸上:“有什么事吗?”

“罗局长……我向您报告一件事……前不久,我母亲想叫我回家……”

“回家做什么?”罗局长合上书,扭身朝着小陈。

“她……她叫我不要当兵了,把枪留下,一个人回去……我……我没有听她的话。”

“你做得对嘛!革命很坚决嘛!”罗局长一边说着,一边把小陈拉到床边,按他坐下,放低声音又说:“你母亲要你回家是要你开小差哟!”

“她让我开小差,那是反革命,我不干。”

小陈赶紧说。

罗局长微微一笑,摇摇头:“哦,不能这么讲,凡是父母都想自己的孩子在跟前。你只能说她思想不进步,不能说她是反革命。再说,你又没有那样做,就是做了,也不能说她是反革命啊!”

“我当时不敢给你讲,怕再成了‘AB团’,反革命,被抓起来,关禁闭……”小陈不好意思起来,眼睛盯着脚尖。

罗局长拍拍他的肩膀:“唉,你,小孩子不懂。那是肃反扩大化,乱抓乱杀,是错误的。今后,你还怕么?”

又一阵秋风掠过桥面,小陈从往事中惊醒,他险些要踩到罗局长的脚后跟了。那天他是轻快地走出罗局长的办公室的。可今天晚上,这气氛,严肃而沉重,他仿佛听到罗局长又吐了一口长气。

红一军团直到午夜才全部过桥。后来他们才知道这是要撤离根据地,要进行一次跨越十一个省的万里长征。

1934年12月1 日。湘江血战的第五天(最后一天)。

凌晨3 点,一封保证执行命令的电报发到一、三军团。

聂荣臻在后来回忆说: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则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迟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截断。我一、三军团长首长及其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人员,分入到各连队去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

胜负关系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全部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打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军委一号一时半作战命令全部实现,打退敌人占领的地方,消灭敌人进攻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从接到电报到清晨,所有一线部队都在按照要求准备战斗。为了贯彻凌晨3 时中央局、军委、总政的电报指令,军团保卫局的红色政工人员,已组成了“执行小组”作临阵“督战”之用。当时任一师四团团长的耿飚同志在其回忆录中记下了这凝重的一幕:12月1 日早晨是个清冷的早晨,银霜遍地,寒风料峭。我的疟疾刚刚发作过去,正披着一床毯子在各连阵地上检查工事,敌人的进攻就开始了。先是敌机轰炸,继而集团进攻。开始,敌人猛攻一师三团阵地,没有得手;便转而进攻一、二师结合部。这里是我们团与一师的边界,有一条弯曲的干涸河沟,不易发扬火力,终于被敌人攻进四五里地。正当我与李英华参谋长在组织突击队,准备向入侵之敌反击时,军团保卫局长罗瑞卿同志到阵地上来了。

因为结合部被敌突破,我们赖以依托的白沙河防线就有随时被攻进的危险。……当我看到罗瑞卿局长提着驳壳枪,带领着执行小组向我们走来时,心里不由一悸:糟!

那时“左”倾路线还占统治地位,谁在作战时弯一下腰,也要彼认为是“动摇”而受到审查,轻则撤职,重则杀头,这是照援外国“经验”的恶果。在战场上,尤其是战斗失利的时候,保卫局长找上门来,大半是不妙的。

果然,罗瑞卿同志来到我面前,用驳壳枪点着我的脑袋,大声问:“西城,格老子怎①见《聂荣臻回忆录》第223 页。

么搞的?为什么丢了阵地?说!“

“西城”是四团代号。罗瑞卿同志当时腮部有一伤口,是二次反“围剿”时在观音岩负的伤,由于愈合不好,加上他那严厉的神情,真有点“咬牙切齿”的样子。

我说:“你看嘛,全团伤亡过半,政委负伤,我这当团长的已经拼开了刺刀,敌人兵力处于绝对优势,一个团抵挡十多面的正面,结合部的失守,也是战士全部牺牲后才发生的。”

李英华同志赶紧报告:“我们正在组织突击队,一定要夺回来。”

罗瑞卿同志缓和下来,说:“四团不应该有这样的事嘛。”

他用了信任的语调,我们才松了一口气,立即组织突击队出击。罗瑞卿同志为了缓和刚才的紧张气氛,给我一支烟,并说:“指挥战斗不要披着毯子,像什么样子嘛。”

警卫员杨力与他是熟人,赶紧把他拉到一边,诚恳地说:“罗局长,您弄错了。我们团长正在打摆子,是我给他披上的。”

罗瑞卿同志这才真正后悔了。他与我温和地谈了一会,告诉我:“红星”纵队刚刚渡过一半,阻击部队务必顶到12时以后才能保证大部队完全渡过。

我直言不讳地说:“每分钟都得用血换啊。”

他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自语了一句:“格老子!打!”就匆匆走了。临走对杨力说:“过了江,到‘戴胡子”那里给你们团长要点药来。“

事后,我才知道罗瑞卿同志冒着火到我们阵地上来的原因。原来,那股冲进来的敌人,竞迂回到一军团军团长指挥部来了,当时林彪、聂荣臻、左权等指挥负正在吃早饭,开始还以为是我们自己的部队,等辨认清楚后,已经火烧眉毛了。差一点让他们连二师政治部同时抄了。

……直到接近正午时分,中央纵队才渡过湘江。罗瑞卿走在湘江渡口大路上,看到到处是中央纵队丢弃的印刷机、炮架、兵工厂的机器零件,一摞一摞的纸张,他的心里一阵阵憋闷:“格老子,这仗是怎么打的?这样下去,怎么行呢?”

他弯腰拾起一张敌人丢下的传单,只见上面写着:“我们奉总司令的命令等你们好久了,请你们快来!来!来!来!来进我们安排好了的天罗地网。”

他扫了一眼传单,上面已经重叠了几个红军战士的脚印。他的嘴角溢出一丝轻蔑的笑意,将传单扔在地上。但他再看看疲惫不堪、衣装不整的队伍时,心里的憋闷变成了疑虑。他回想起第五次反“围剿”以前的各次战斗胜利,隐隐感到一种不安:这样的被动,不惜血本的硬拼方法已经使部队损失了不少力量,有的在战斗中牺牲了,有的被整团整营打散了……

凭他的经验和对指战员们情绪的观察,他觉得这是中央在指挥上失误造成的。早就听说那个李德的指挥总是黄昏出发,拂晓到达,有时机关枪、迫击炮放在哪个山头,他都要规定,明明一个晚上走不到的路,他硬要你走;明明打不胜的仗,他硬要你打。听说他指挥凭的就是一支红蓝铅笔,一张地图,一把米尺。毛主席也没有管军事了……他咬了咬牙,摸摸正在发炎的腮部伤口,迈着沉重的脚步,汇入匆匆行进的队伍。

1935年1 月9 日。黔北重镇遵义。

正是隆冬季节,天气干冷异常。但遵义城头红旗高高飘扬,街道两旁挤满了面带喜色、兴高采烈的群众。他们扶老携幼,敲锣打鼓,鸣放“火炮”,手挥小旗,高呼口号。鱼贯而入的红军战士精神抖擞,面含微笑,不时地向群众点头,挥手,彼此像是久别重逢一般。全城洋溢着欢乐、喜庆的气氛。

今天是什么日子使人们如此高兴呢?哦,今天是红军中央纵队入城的日子,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博古等中央领导都随军委纵队入城了。

居民终于摆脱了黔军的压榨和骚扰,怎能不感到轻松呢?红军离开苏区三月以来,第一次攻下一座城市,而且是一座比较富庶的城市,十多万追敌已被扔在乌江以南或以东地区,备尝艰苦的战士们怎不感到高兴呢?

第二天清早,罗瑞卿刚起床,聂荣臻政委便派人把他找去了。

“有么事?”罗瑞卿问来人。

“政委说去了告诉你。”

罗瑞卿跟着来人急匆匆地来到聂政委的住处。一进门,他就问:“什么任务?政委。”

聂政委从推开的军用地图上抬起头来,向罗瑞卿招招手:“过来说。”

罗瑞卿快步走到桌前,聂政委把手指停在图上的遵义城北桐梓一带。

“你看,”聂政委用手指按了按图上的“桐梓”两个字:“在这里,有一股土匪武装,头子号称‘一杆枪’,他们仗着王家烈和当地的地主势力,占据仙女洞,无恶不作,民愤很大,要想办法消灭他们,扫除我军北上之路的障碍。”

聂政委说完,抬起手有力地一挥,目光落在罗瑞卿的脸上。

罗瑞卿有力地点了点头:“我带保卫局的同志们去,保证消灭他们!”

“好。这又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啊!”

聂政委紧紧地握住罗瑞卿的手,摇了几摇。

罗瑞卿走在洒满晨光的街上,见大街小巷,到处张贴着红军的革命布告:《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三、五成群的居民围在一起,有的读布告,有的在读红军散发的革命传单。走到一家粮店前,他发现许多人正围着读一首写在门板上的歌谣:红军到,千人笑,绅粮叫;白军到,千人叫,绅粮笑。

要是千人天天笑,白军不到红军到。

要使绅粮天天叫,白军弟兄拖枪炮,拖了枪炮回头跑,打倒军阀妙妙妙。人们读了一遍又一遍,有说有笑。

罗瑞卿觉得,这正说出了老百姓的心里话呀。他不敢稍停,快步走回保卫局,向大家交代了任务,便带领这支几十人的队伍,悄悄地出了遵义北门,爬上山道,在向导的带领下向桐梓进发了。

穿山越岭,这支精悍的队伍很快到达了指定地点。一进村,罗瑞卿就派战士找来了十几个老乡。老乡们一听说要打“一杆枪”,个个都十分高兴,七嘴八舌地开了腔。“‘一杆枪’这家伙不死,就没有咱穷人的活路了。”

“‘一杆枪’可厉害了,百发百中……”

“问问这里的人,谁家没遭过这伙土匪的欺负?有的给他抢过,有的被他打过,我爹就是他当活靶子打死的……”“这是我的五岁儿子的血衣,你们要替孩子报仇呀!”罗瑞卿默默地听着,怒火在他的胸中燃烧起来。但他强压住怒火,问身旁的一位老者:“老爹,‘一杆枪’现在在哪呢?”

“他跑了,进了‘仙女洞”,把他的全部财宝、粮食搬进去了。他还说:“只要我兄弟们住进仙女洞,红军就是变成鸟儿也休想飞过去。”

“这么厉害?”

“是啊,‘仙女洞’可是个易守难攻的地方,山洞在半山腰里,下面是直立的石壁,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

“那,他们怎么出入呢?”

“从半山腰崖缝处,有条小路通向洞口,但到洞口下就断了。过去人们出入,一定要有梯子。”

“哦……”

罗瑞卿沉吟片刻,一个念头闪过脑际,他又问在场的人:“再没有别的路可以进洞了?”

“唔,有一个,还是我那年采药时发现的。不过,路太难走了。”一个须髯银白的老者说。

“路再难走,我们也不怕,只要能消灭‘一杆枪’为乡亲们报仇就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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