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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她不利。我就在梦里见到她，但没对她说起信的事。而且连自己被逮捕这一事实都忽略了。我和她一起爬山，山很高很荒凉，光秃秃一幅冬天景象。冯俐在我的前头，她爬得很快，不一会儿就把我拉下一段距离。她停下脚，回过头朝我招手，让我跟上，我很焦急，很想立刻撵上她，可觉得两腿像绊了绳子，怎么也迈不开，这愈发使我焦急……我十分疑惑的是在我二十多年的劳改生涯中这个梦境竟然无休止地重复，不断地和这个人或者那个人爬山，又总是行进艰难爬不上山顶……
“28611起来！”
我睁开眼，只觉得满眼陌生。这是在哪里？是谁喊28611？28611是什么玩意儿？狱灯亮着，显得比白天亮些了。屋子里的一切都看得很清楚，即使这样我还是想不起这是什么地方，直到我看到那位姓庄的管理员（他的姓是崔老告诉我的）和一名提盒子枪的武警战士站在敞开的铁门处，我梦游出窍的魂魄才回归于身。这是提审。白天崔老已经提醒过我：这座看守所习惯在夜间审讯，新来的犯人又大都在当晚初审。崔老说知道这规律很重要，否则黑下冷丁被持枪的警察拉出去会以为要被秘密处决。也确实有犯人不知底细被吓傻了的事。
我一个鲤鱼打挺从被窝里弹起，又跳到地上，从一双挨一双的鞋中间认出自己的那双穿在脚上。监房里极其安静，这么大的声响都没使睡在炕上的犯人动一动。好像炕上摆着的不是活人而是一拉溜僵尸，这景象使我惊惧不已，使我不知所措。走出牢房门，铁门在身后关闭。
我的管辖权即刻从管理员移交给武警战士。他押着我从走廊走到院子。头一个感觉是冷，出奇的冷，冷得浑身打战。我立刻后悔没穿那件带进狱中的呢子大衣。大衣是考入K大后回家过第一个春节，临走时父亲把它披在我的身上，说北京的冬天冷用得着。今早当我知道将被逮捕晓得今后确实用得着便穿在了身上。这一着使我在以后二十多年的劳改时光中大受益处。因头一次受审我不晓得去审讯室的路径，而且按规定犯人不能走在押解人员的后面，我只能依照武警战士在身后发出的“向左”、“向右”的口令，在一幢幢房子间穿行。这些房子大都有灯光溢出，我知道皆是监房。监房里的长明灯如同它的名字永远明亮，人间最黑暗的地方却亮亮堂堂。深夜的牢狱大院寂静无声，人间的凶险地竟似温柔之乡。说起来世事真是荒诞不经，可叹又可笑。就这么我在武警战士的口令下一步一步走进了审讯室。
审讯室是一幢独立的平房，里面坐着两个穿公安制服的人，一个四十几岁，圆胖脸，胖人显和善。他是审讯员。另一个二十刚出头模样，是书记员（他们的职务分工是审讯后知道的）。
进屋后我站在地中间，他们不理不睬仍旧看桌上的材料，就好像眼前没我这个人。我不知所措，时间愈久心里就愈慌。不知过了多久，五分钟？十分钟？圆胖脸审讯员才抬头打量我一下，然后指指我身前的一把椅子。我会意，走过去坐下了。
心弦放松后我才觉出屋里很暖和，原来屋角生着一只火炉。暖和使我想起押我来的那个武警战士，他没进屋，留在门外站岗。为什么不让他进屋里呢？他穿得很单薄，站在滴水成冰的冬夜里肯定会冻得够呛。我想着实在不该我想的事情时审讯就开始了。审讯员先叫一声我的名字，我没应声（因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说叫你必须答到。我说是。他说周文祥。我说到。他说周文祥你已经因现行反革命罪被北京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批准逮捕，希望在案件审理期间能很好地配合我们，老老实实交待自己的罪行。党的一贯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听明白了没有？我说听明白了。嘴里这么说，心里却一下子想起崔老白天口中念叨的那句话：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这话虽不是冲着我的，可我明白是说给我听，对这话他没做诠释，含义却一清二楚。我心领他的好意但并不觉得可取。起码对我如此。我很清楚自己的问题，说我是反革命完全子虚乌有，我不认为有什么罪，无罪便无须隐瞒什么。坦白和抗拒都谈不上。
审讯正式开始：姓名？
周文祥。
出生年月日？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民族？
汉。
籍贯？
山东福山县万瓦乡周家店村。
家庭成分？
中农。
捕前所在单位？
K大中文系。
学历？
大学三年。
家庭成员？他们的年龄职业政治面貌？
父亲周峻青，五十八岁，在烟台当店员，群众；母亲周彭氏，五十六岁，理家，群众；大哥周文起，二十八岁，工人，群众；二哥周文来，二十六岁，工人，群众；姐姐周文娟，三十二岁，教师，共产党员；弟弟周文吉，二十岁，在校学生，共青团员。
主要社会关系？他们的职业、政治面貌？
大叔周峻山，原籍务农，群众；小叔周峻杰，原籍务农，群众；大姑周峻英，原籍务农，群众；大姨焦彭氏，原籍务农，群众；小姨彭玉敏，军人家属；舅舅彭玉泉，原籍务农，基干民兵。
个人履历？
一九三五年出生于原籍周家店，一九四五年随父去烟台上学，一九五四年高中毕业后考入K大学。
婚姻状况？
未婚。
未婚妻状况？
我诘住了。眼前现出冯俐俏丽的身姿和面容。我的心像叫针扎了一下，随之一抹悲伤惆怅的思绪从心底泛起，扩散向全身。我知道男女之间的关系是有明确界限的，朋友、恋人、未婚妻、夫妻……就像一磴一磴台阶，各有各的位置。应该这么说吧，在大学的三年间我和冯俐的关系是一年一个台阶向上攀登，去年春节期间各自将对方的照片带回家让家人过目，双方家人俱表示赞成，而且我俩已将明年的毕业分配与今后的婚姻联系在一起，但——又正如《人民日报》那篇著名的社论《事情正在起变化》，现在的事情确实“起了变化”，我成了现行反革命，成了阶下囚……
我没有未婚妻。我回答。
下面开始交待你的问题。审讯员说。
开始了。我在心里说。
开始前我想再提醒你一次：如实交代问题，这样才有出路。审讯员说。
如实交待问题，这样才有出路……我在心里默念着审讯员的提醒，对这种提醒我一点儿也不陌生，从反右初期的大会小会帮助到打成极右后的大会小会批判，这种话我听得多多，可谓如雷贯耳，有苦口婆心者说得情真意切，有恨铁不成钢者说得义正词严，于是我就交待交待再交待，一直交待到沦为阶下囚，而如今仍一如既往地有人为我指“出路”……
是。我说。
你说说五月十三日、五月二十九日、六月二十八日这三天都干了些什么？审讯员目光霍霍地看着我，书记员也抬头紧盯着我。
我被问愣了，瞪大了眼。本来对审讯我是胸有成竹的，这几个月来，我的问题就像庄稼人捣粪似的被捣来捣去，早已烂熟于心，不怕问。但是……
说说这三天你都干了些什么？！
我回答不出，心里充满疑惑：这三天怎么啦？我做了什么？为什么单单问这三天？他这么问，就证明了这三个日子发生了不寻常的事，可我一下子无法从过去的日子里回忆起这三天干了什么。我是个记忆力很差的人，过去的日子就像一副翻扣着的扑克牌，我做不到按别人的要求从里面抽出他们想要的那一张或者几张牌。我真的做不到。
你为什么不回答？审讯员问。
我记不起来了，我只能实话实说。
审讯员的脸绷了起来，很白皙的面皮在灯光下兀地紫黑了，就像一个白萝卜在碗里蘸了酱。
他冷笑了一下，一字一句地说道：实话对你说了吧大学生，我们是不怕你不交待问题的，当然，不交待就不好判你的刑。可你不交待我们也不能放，不放就老关着，老关着就是无期徒刑。国家尽管不富裕，可打扫一下囤子底，也够关你一辈子吃的。我说的话你明白不明白？
我说明白。
他说明白就赶紧交待问题。
我说您问的是哪几天的事情呢？
他重复说了一遍。
我苦思冥想，最终摇了摇头，说：这几天我真的没办法记起来……
记不起来了？那就好好回忆一下，现在给你五分钟的时间。审讯员说着看看表又给自己点上一支烟。
我开始回想。什么叫开动脑筋绞尽脑汁？我这时就是。我没有抵触情绪，当了犯人，接受审讯是天职。最主要的是我仍然断定这三天与我的问题肯定有重大干系。因此必须认真回忆，做出回答。于是我苦思冥想，边想边默念着那三个倒霉日子。可能是心理过于紧张，也可能是回忆不得要领，到审讯员掐灭烟头时我仍然茫然如初。
我真的想不起来了。对不起。我抱歉地望着审讯员。
这怎么可能呢？审讯员摇摇头：真奇怪。
是真的。我说，我不想隐瞒。
既然这样那你就回去慢慢想吧，什么时候想起来再来找我们。审讯员说。我听出他的话音有些冷，让我禁不住打了个战。
带走吧！他朝门外喊。
我有些慌神，心想怎么审讯刚开头就结束了呢？我早做好了通宵达旦的准备，甚至包括受点皮肉之苦。却不是，就这么草草收了场，这确是始料不及的。
我走得很不情愿，就像在这审讯室里没呆够似的，这心理够古怪的。
缅怀往事应该是老年人的事（梁任公便有“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一说），或者是功成名就者的事，我不在这个范畴。我不老（才二十出头），也没有辉煌的业绩（连学业都未完成）。我没有这种资格，而理应畅想“将来”的我却必须对“既往”进行回忆。不，回忆这字眼可有点轻描淡写，确切地说是反省、是坦白。一连几天我苦苦地回想，力图从记忆中寻觅出审讯员想知道的那三个日子，可硬是办不到。我回忆不起来，那三个鬼日子就像是沉海的石入洞的蛇，杳无踪影。然而却有另一个日子总在眼前浮现，挥之不去，那就是今天，不，已是昨天，我沦为阶下囚之日，一切都是历历在目的。特别是将我从K大拘走的那一幕：
从时令上说那是一年中最漫长的夜。六点钟起床时宿舍外面的校园还是一片漆黑。后来我不再相信人所谓的预感与直觉。如果有，那个早晨就不会厄运临近而我还像惯常一样的从容消闲。我照例比同宿舍的人多偎几分钟被窝，当别人洗刷完毕我才懒洋洋走进盥洗间。盥洗间的破损窗户对着大办（大学办公室）的方向。如果稍稍有些警觉，我应当看到大办窗户异于往常地亮着灯光。也应当听到大办楼前有汽车开来的声响，可我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照常慢慢吞吞地刷牙洗脸，一点也不知晓祸事已直逼眼前。走出盥洗间在走廊里我被两个人拦住。走廊灯光昏黄，我的近视镜撂在宿舍里，眼前黑影幢幢，好容易才辨认出他们是系党支部书记范宜春和副支书孟广琦。孟是我同年级同学，虽然打交道不多，可也算得上熟悉。范宜春先开口说话，他要我立刻到大办去一趟。他的声音极其平淡，可传到我耳朵里就像炸了一个雷。坏事了，我心里说。这几天已听到这样的传闻：国家机关，文教单位和新闻界的许多右派被公安机关逮捕，难道……没等我回过神来，孟广琦将一张字条递给我，我赶紧贴在眼皮子底下看，上写“周文祥同学有事请到大学办公室一谈”。下面骑着鲜红的图章。坏了，真的坏了，我的心怦怦跳动。我已断定灾祸临身。字条是昨天写的，孟广琦和我住邻室，如若是一般的事，他完全可以在头晚把字条交给我。即使昨晚忘记了，今早也用不着这么两人拦截如临大敌。我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问范、孟知不知道找我谈什么事？两人齐答不知道。可我断定他们是知道的，说不知道完全是胡说。一场反右使每一个人都学会了说谎。孟说你去了就知道了。这时宿舍的学生陆陆续续往食堂里去，看到范、孟两书记和我在走廊里的阵势自会猜到几分，也不显多少惊讶。反右斗争也使大家都经了风浪，无论再出现什么事情也不会大惊小怪。这时在楼梯的黑暗处响起一串铁勺敲饭盒的声响，接着是一声吆喝吃饭喽——我心里打个怔，一下子被提醒。我问范、孟能不能先吃饭再去，这次他们没一点含混，说不行。我觉得憋屈，说我要上厕所。孟不客气地指出我起床后上过厕所（这就证实了我的行动一直在他的监视之中）。我说我肠胃不好拉肚子。两人以不信任的眼光盯着我。我说我真的拉肚子。我不再理睬他们，径自朝走廊头上的厕所走去。尽管我不回头可我清楚他们跟在后面。我走进厕所，赶紧找�